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

 
　　打破「國史大綱」的儒家史觀，打破「馬克思進化論史觀」
　　剖析「華夏世界」真實的演化史！
 
　　一般我們提到「經」與「史」時，首先想到的大多是浩瀚難辨的斷簡殘編。而劉仲敬筆下的「經」，是華夏世界運行的憲法原則、核心價值體系；「史」則是圍繞著「經」在時間上的展開。
 
　　劉仲敬本書，首次揭示出「華夏世界」的「經」與「史」是：
　　——從周政，變成秦政
　　——從封建多國體系，變成大一統吏治國家
　　——從有機的共同體，變成編戶齊民的散沙社會
　　——從彼此制衡的貴族社會，變成由僭主、冒險家和遊士組成的汲取社會的宮廷權貴集團
　　——從「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論，淪落成「宮廷權貴和朋黨共治」的現實。
 
　　《經與史》的結構

　　完全跳出傳統「中國史」解釋模式下的「朝代更替」，在作者看來，華夏世界裡固然存在周秦漢元明清這樣的古代王朝國家，但用「正統性理論」把這些珠子串起來的中國朝代史，不過是近代的國族主義虛構。
 
　　本書上部認為，華夏世界遵循自己的季候循環。從「歷史的黎明」（第二章章名）開始，經由盛夏之路（第三章）演變為秋收和「嚴冬來臨」（第五章章名），從而實現了歷史的終結。之後則進入史後之人的時代。華夏版的歷史終結論，對應的時間大約是從商周到秦漢，這段時間是華夏世界的形成期，也是其憲政體系從周政發展為秦政，從封建多國體系演化為大一統吏治國家的時期。路徑一旦鎖定，歷史的發展已經沒有其他可能性，只能等待蠻族的秩序輸入。
 
　　所以本書的下部，就是華夏世界淪入「蠻族闌入和統治」的歷史。從蠻族的闌入（五胡十六國）、到蠻族披上華夏外衣、優孟衣冠的魏晉隋唐（第七章），再到蠻族素面登場、殖民華夏的元清（第八章），最後在西方近代秩序的輸入之下，華夏世界的天下主義終結，東亞淪為為地方（第九章）。從此，「中國」作為近代國族國家出現在東亞。
 
　　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倒著看的「中國史」

　　對於習慣錢穆《國史大綱》或是中國馬克思史觀下的中國古代史的讀者，本書的結構和觀點都是振聾發聵。本著這樣的切入視角，原本「中國史」的關注焦點，在本書中則幾乎看不到，原本「中國史」讚美的價值，本書則可能得出相反的評價。從這個角度看，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倒著看的「中國史」。這樣的觀點在書中隨處可見，下面僅僅舉例
 
　　——比如對中國史推崇的魏孝文帝漢化改革，本書認為鮮卑部落貴族「淪落」為宮廷權貴，而非「文明化」為儒家官員。

　　——比如從史料看，漢武帝其實比秦始皇更加殘暴，然而一般印象則是秦始皇才殘暴。為什呢？這是因為，秦始皇的時代還大致是封建貴族存有一定勢力的時代，對專制的容忍度非常低，而漢武帝的大一統散沙社會對暴政的容忍度非常高，相較之下，漢武帝就比秦始皇仁慈。這對比今天的台灣民主體制和中國專制制度下，民眾對政府的一般反應就可看出。

　　——比如唐太宗和魏徵的關係，一般中國史視為明君和賢相的政治典範，本書則認為，這只是折射了唐代政治結構而已，魏徵代表了關東客卿，李世民代表了隴西根本。關東和關西的大結構就像清朝的滿漢結構，涉及到地域和族群，皇帝要彌合帝國的東西結構，就必須對魏徵客氣而禮貌。我們生活在外省本省政治結構下的台灣，對於政治人物要照顧到不同族群利益才能拿到更多選票，一定是非常理解的。道理是相同的。
 
　　總之，我們一旦跳出大一統吏治國家的價值體系，翻轉來看中國史，就會發現，五胡亂華並非境外蠻族的入侵，而是中原大戰不斷引進外圍蠻族武士來支援的自然後果。就會發現，儒家的教義和政治理想其實是周政（封建主義和多國體系）的產物，但卻發展為以為用單純的道德約束就能保證帝國的和平、並避免暴政。就會發現，大一統其實是散沙順民社會的編戶齊民，而盛世（唐、清那樣的世界帝國）是戰鬥力的喪失，是秩序消耗掉的餘燼，是古典華夏文明終結於吏治國家，而以後的每一次重啟都依靠蠻族的闌入。
 
　　基本上，華夏文明的演變，乃是一種每下愈況的變化；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再歷經魏晉隋唐、兩宋明清，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一個趨勢，即構成社會的中堅團體——國人、宗族等等，隨著一次次的社會清洗而逐漸消滅；進入近代之後，華夏社會已經變成「原子化的個人」組成的鬆散群體，無力抵抗外來秩序的控制與統合。
 
　　劉仲敬將這種淪亡的過程，用他獨特的筆鋒加以表達，呈現出一副完整的圖像，然而，這並不是一部悲觀的書，而是一道曙光，有力地透過史家之筆，呈現出作者想要表達的「經」（法則），可謂現代經史結合的代表傑作。
 

作者簡介

劉仲敬

　　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二〇一二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作者目前旅居美國。著有《遠東的線索》、《中國窪地》、《民國紀事本末》、《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國共卷》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

宋人將金人入侵描繪成野蠻人的大洪水，恰好就是因為金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蠻族。文宣攻擊的關鍵就是歪曲，否則就達不到傷害的效果。宋代的記錄者都經歷過黨爭的薰陶，習慣于將金人當做需要譭謗的敵對黨派，總覺得自己遭到了本來可以避免的侮辱和傷害，因此非要發洩和報復不可。他們對元人的破壞沒有同樣的反應，簡單地將後者視為異類，仿佛猛獸捕食一樣殘酷而並不反常，沒有表現出曖昧的恥感。晉人記錄五胡的屠殺，態度也是這樣單純。明人對待清室，態度就非常接近于宋人待金。
 
羞恥感和名譽傷害都是同儕之間才會發生的現象，說明宋人其實認為金人屬於自己的世界。金人在立國之初，就已經具備許多吏治國家成熟期的特徵。他們的親王和將帥大多有漢名，輩分、排行和寓意經得住士大夫的審查。他們擄掠書畫，表現出良好的鑒賞力。他們進攻汴京的軍隊不是自行遷徙的部落，而是完整的軍隊。這支軍隊不像戰國諸侯和早期帝國，有全權負責的元帥；卻運用了晚期帝國習慣的權術，任命了不止一位品級相近的統帥，讓最高指揮權隨著反覆無常的君恩而搖擺。汴京之圍體現的紀律、節制和審慎令人歎為觀止，是五胡、遼人、元人、流寇望塵莫及的。他們登上城牆，佔據制高點，卻拒絕進城，通過談判接管了宋人的全部行政和軍事機構。他們允許和協助外省運糧入城，免費發給京師居民。他們允許軍人和京師民眾交流和貿易，居然沒有引起似乎不可避免的混亂。他們利用宋軍指揮系統鎮壓了企圖背盟的軍官，自己卻沒有露面。他們利用宮廷和百官搜集戰爭賠款，交出二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