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言
這本書的研究計畫始於一個簡單的問題：人與人互動時，什麼時候應該合作，什麼時候該為自己著想？對從未回報的朋友是否要繼續給予好處？企業是否應對瀕臨破產的其它企業即時伸出援手？對於蘇聯特定的敵對行為，美國施以制裁懲罰的力道該怎樣拿捏？美國哪種行為模式最能誘出蘇聯的合作行為？
有個簡單的方法可以呈現形成這些問題的情況——就是一種名為「重複囚徒困境」（the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的特殊賽局型態。這種賽局讓參與者能夠藉由合作實現雙贏，但也讓參與者可以利用對方，或者造成雙方都不合作的情形。正如大多數現實的情況，參與者彼此的利益並非嚴重對立。我邀請了賽局理論專家提交「囚徒困境競賽」的電腦程式——很像一場國際電腦西洋棋大賽——希望為這種情況找出適用的良策。每個程式都有到目前為止的互動歷史紀錄，可以運用這段歷史選擇對目前這一步（move）採取合作態度。參賽作品來自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數學等領域的賽局理論家。我以隨機循環賽（round robin tournament）讓這十四項參賽作品彼此對抗。大出我的意料之外，結果由這裡頭最簡單的程式——「以牙還牙」（TIT FOR TAT）勝出。「以牙還牙」程式的策略很簡單，以合作開始，再視對手前一步的做法以牙還牙。
之後我把競賽結果分送出去並徵求作品參加第二輪競賽。這一次我收到六十二項作品，分別來自六個國家。大多數參賽者是電腦愛好者，但也有演化生物學、物理學、電腦科學等學科的教授，以及第一輪參與的五個學科。就如第一輪競賽，有些程式非常複雜。此外，還有一些程式試圖改善「以牙還牙」程式。第一輪贏家——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阿納托．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再度以「以牙還牙」程式參賽。這一回，他又贏了。
這裡有一點很有意思。我在想，以牙還牙程式在競賽之中賴以大放異彩的特性，也適用於任何策略都可能出現的真實世界之中。如果是這樣，那麼僅以互惠為基礎的合作似乎是可能的。不過，我想要知道需要什麼確切的條件，才能在互惠的基礎上促進合作。這種思維引導我從演化的角度思考：沒有中央權力的影響之下，利己主義者間需要什麼條件配合，合作才能成局？演化角度的考量引出三個不同的問題。第一，在合作策略不占優勢的環境中，潛在的合作策略如何才能立足？第二，在個體策略複雜多樣、變化多端的環境中，什麼樣的策略方能茁壯？第三，當一群人一旦充分發展出這樣的策略之後，在什麼條件下，方能抵禦合作度較低的策略入侵？
競賽結果發表於《衝突解決期刊》（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艾瑟羅德，一九八○年ａ和一九八○年ｂ），本書第二章便是說明其經過修訂後的版本。關於初步可行性、強健性和穩定性的理論結果，則發表於《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艾瑟羅德，一九八一年）。這些發現更為本書第三章提供了立論的基礎。
在思考過社會層面的合作演化之後，我領悟到這些研究發現也具備生物演化的意涵。因此我與生物學家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合作，進一步研究這些策略思維之於生物層面的含義。這次的合作產生了一篇論文，就發表在《科學》（Science）雜誌（艾瑟羅德和漢密爾頓，一九八一年），本書第五章將會介紹這篇經過修訂後的論文。這篇論文獲得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頒發的紐科姆克利夫蘭獎（Newcomb Cleveland Prize）。
受到各界反應熱烈的鼓舞，我決定以一般人也可以理解的形式介紹這些想法，擴大讀者的範疇，不光是生物學家和數學導向的社會科學家，只要是對促進個人、組織和國家合作的條件有興趣、想要了解的讀者都可以閱讀。我進而看到這些想法在各種具體情況的廣泛用途，並且意識到這些研究結果可以怎樣輕易地影響私人行為和公共政策的層面。
有一點應在一開始便先強調，這種方式不同於社會生物學的取向。社會生物學的立論基礎，是假設人類的重要行為層面乃受基因遺傳引導（如威爾遜〔E. O. Wilson〕，一九七五年）。也許是如此。不過本書的方法取向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基因遺傳的。它採用演化的角度，乃因人們往往置身於持續採用有效策略和拋棄無效策略的情況。有時候選擇過程是直接的：國會成員若與同僚互動中一事無成，就別想在國會待下去了。
在這個寫作計畫的各個階段，得到很多人的協助，謹此獻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感謝喬納森．班德（Jonathan Bendor）、羅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約翰．布雷姆（John Brehm）、約翰．張伯倫（John Chamberlin）、喬爾．科恩（Joel Cohen）、樓．阿斯惕（Lou Erste）、約翰．費內（John Ferejohn）、帕蒂．法蘭區（Patty French）、伯納德．葛羅夫曼（Bernard Grofman）、健．隼雄（Kenji Hayao）、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朱迪．傑克遜（Judy Jackson）、彼得．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威廉．基奇（William Keech）、馬丁．凱斯勒（Martin Kessler）、詹姆斯．馬奇（James March）、唐納德．馬卡姆（Donald Markham）、理查德．馬蘭德（Richard Matland）、約翰．邁耶（John Meyer）、羅伯特．門基（Robert Mnookin）、拉里．莫爾（Larry Mohr）、林肯．摩西（Lincoln Moses）、米拉．歐爾戚客（Myra Oltsik）、約翰．帕吉特（John Padgett）、傑夫．平內寧（Jeff Pynnonen）、佩內洛普．洛姆蓮（Penelope Romlein）、艾米．沙丁哥（Amy Saldinger）、萊因哈特．澤爾騰（Reinhart Selten）、約翰．大衛．辛克萊（John David Sinclair）、約翰．蕭爾茨（John T. Scholz）、塞爾．泰勒（Serge Taylor）、羅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大衛．斯隆．威爾遜（David Sloan Wilson），以及特別是邁克爾．科恩（Michael Cohen）。我還要感謝所有提供作品的人士，他們的參與讓這場競賽成為可能。他們的姓名列於附錄Ａ。
最後，十分感激讓這個計畫得以成真的機構：密西根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和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獎助編號：SES-8023556）。
新版代序
這是一本樂觀的書。但這是一種可信的樂觀，而非天真、不切實際地期望天上掉下禮物（或革命中的情緒激情）。
要成為可信的樂觀，首先必須承認基本的事實，包括現實的人性，以及萬物的本質。就我們所知，所謂生命——說不定甚至整個宇宙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的生命（如果有的話）——全都意味著達爾文學派進化的生命（Darwinian life）。在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理念裡，世界充滿各種為求生存必須具備的特質。身為達爾文主義者，我們一開始便悲觀地假設在物競天擇的層次中，人性深度自私，對他人的苦難冷漠無情，為求成就自我不惜犧牲他人。儘管出發點這樣扭曲，但是就算不是刻意追求，近似兄弟姐妹的情誼實際上還是存在的。羅伯特．艾瑟羅德了不起的著作便楬櫫這樣令人振奮的訊息。
我雖然不算最有資格寫這篇序言的人，但卻頗有淵源。我在一九七○年代末期發表第一本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裡面解釋了上述的悲觀原則）之後數年，突如其來地收到一位美國政治科學學家羅伯特．艾瑟羅德（我當時並不認識他）寄來的信函。裡面宣布將舉辦一場重複囚徒困境賽局的「電腦競賽」（computer tournament），並邀請我也參與競賽。說得更精確一點，也就是請我提交一份參與競賽的電腦程式——人與電腦程式有一項很重要的區別，就是電腦程式並無「有意識的遠見」（conscious foresight）。那時我沒有交出參賽作品，但深受這個主意吸引，並在當時那個階段為這項計畫做了一項有價值的（雖然相當消極）貢獻。艾瑟羅德是一位政治科學教授，我覺得他須與演化生物學家合作。於是回給他一封信，介紹他與漢密爾頓（W. D. Hamilton）認識。漢密爾頓可能是我們這一代最傑出的達爾文派學者，但可惜於二○○○年剛果叢林探險之後不幸死亡。一九七○年代，漢密爾頓也在密西根大學任教，但他與艾瑟羅德分屬不同科系，互不認識。收到我的信後，艾瑟羅德立即聯繫漢密爾頓，他們合作的論文可以說是本書的前身，重點摘錄在本書第五章。這篇論文的名稱與這本書相同，發表於一九八一年《科學雜誌》，並贏得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紐科姆克利夫蘭獎。
《合作的競化》這本書的美國初版是在一九八四年發行。此書一出版，我就懷著極大的熱情讀完，並且像傳福音般懇切地推薦給每一個遇到的人。出版後的這些年來，牛津大學每一個我教過的學生，都必須針對艾瑟羅德這本書寫一篇報告，而這也是學生最愛寫的報告之一。但是這本書沒有在英國出版，而且無論如何，書面文字都沒有電視節目那麼受歡迎。所以，一九八五年，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的傑瑞米．泰勒（Jeremy Taylor）邀我主持《地平線》（Horizon）節目中一部以艾瑟羅德的研究工作為主軸的影片時，我便欣然答應。我們將這部影片取名為《好人有好報》（Nice Guys Finish First）。我得在許多平常並不熟悉的地點念稿——例如足球場、英國中部工業地帶的某間學校、某座中世紀修道院的廢墟、百日咳疫苗接種診所，以及複製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壕。《好人有好報》在一九八六年春天開播，十分叫座，不過從未在美國播出——是不是因為我的英國口音實在難懂，那就不得而知了。這個節目也使我一度成為「寬宏大量」、「不會嫉妒他人」和「好人」的公眾代表——這點讓我十分安慰；至少讓我洗刷自私大王的惡名，而且也充分證明名稱的影響力凌駕於內容之上。我的著作書名為《自私的基因》，我因此被視為自私的擁護者。而這部影片名為《好人有好報》，又讓我被譽為好好先生。這兩個稱號都不是因為書本或影片的內容而來。不管怎樣，《好人有好報》播出後幾週，便有許多實業家和製造商與我共進午餐，請教「善待他人」的議題。英國頂尖的服飾連鎖店董事長請我吃飯，跟我解說他公司怎樣善待員工。英國某大糖果公司的女性發言人也為了類似的任務，請我共進午餐，她則是解釋公司賣巧克力棒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世人傳播美好和幸福。這兩家公司，恐怕都偏離了重點。
某家全球性的電腦公司巨擘為了促進高階主管之間友好合作，邀我為他們組織和監督一場為時一整天的策略賽局。與賽者分成紅、藍、綠三組，賽局是本書核心主題「囚徒困境賽局」的變體。不幸的是，公司並未實現促進團結合作的初衷——而且離目標還差得很遠。誠如羅伯特．艾瑟羅德可能預測的結果，這場賽局眾所皆知都在下午四點整結束，這個事實促使紅組人馬趕在賽局快要結束時，大規模地背叛藍軍。我費心經營一整天的善意氣氛這時前功盡棄，而且紅組人馬驟然倒戈造成的負面氣氛，在賽後我主持的檢討會上依然難以消散；而且公司事後更得為參與的執行主管提供諮商，他們才能再度共事。
一九八九年，我答應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發行《自私的基因》第二版的要求。其中有兩章是根據我在這十二年期間最喜歡的兩本書——可想而知，這兩章當中的第一章就是闡述艾瑟羅德的著作，章名仍沿用《好人有好報》。但我仍覺得艾瑟羅德的著作應在我自己的國家印行，於是主動接觸企鵝圖書公司（Penguin Books），很高興他們接受我的建議，出版這本書。他們並邀我為英國平裝本寫序。現在羅伯特．艾瑟羅德本人更邀我為這本書的新版更新序言，讓我更是倍加欣喜。
自《合作的競化》首度付梓二十二年以來，說它已經延伸出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可是一點也不誇張。一九八八年，艾瑟羅德和同事道格拉斯．狄翁（Douglas Dion）將直接或間接受到《合作的競化》啟發的研究報告，彙編成一份出版書目。他們列出了兩百五十多份在那個時候有以下這些標題的作品：「政治與法律」、「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生物應用」、「理論（包括演化論）」、「自動化理論（電腦科學）」、「新的競賽」和「雜項」。艾瑟羅德和狄翁的另一份合作論文發表於《科學雜誌》（二四二卷，一九八八年，一三八五—一三九○），標題為〈再探合作的競化〉（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總結一九八四年以來四年間這個領域的進展。
時至今日已近二十個年頭，這本書啟發的研究領域數量仍然快速增長。這個圖說明了每年科學文獻引用羅伯特．艾瑟羅德的次數，這些數字清楚呈現，一本有影響力的書對一個研究領域發展的影響。請注意，圖中這條線在一九八四年後——《合作的競化》的出版日——便驟升的急遽變化。合作理論的延伸可見於各類主題的書籍之中，包括戰爭的防範（胡特〔Huth〕，一九八八年）、社會變遷（特里弗斯〔Trivers〕，一九八五年）、物種合作（杜嘎特基〔Dugatkin〕，一九九七年）、人類歷史（賴特〔Wright〕，二○○○年），演化賽局論（金蒂斯〔Gintis〕，二○○○年）、有助社會資本建立的信任、互惠網絡（普特南〔Putnam〕，二○○○年）、個體經濟學（鮑爾斯〔Bowles〕，二○○四年）、科幻小說（安東尼〔Anthony〕，一九八六年），以及艾瑟羅德自己的著作（一九九七年和二○○一年）。
圖說：
科學文獻每年引用羅伯特．艾瑟羅德的次數
但是在仔細思考這些新的研究之後，我留下的主要印象是，這本書的基本結論仍然屹立不搖，無需改變。我就如滔滔不絕的聒噪老水手一般，多年來一直對學生、同事，和碰到的熟人大力推薦這本書。我著實認為，如果每個人都學習和理解這本書的理念，這個地球將會變得更美好。我們應該將全世界的領袖都關起來，直到讀完本書之後才能讓他們重獲自由。他們將會樂在其中，而我們也將因此得救。本書的確有資格取代聖經。
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牛津，二○○六年六月
天天爆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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