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春山編輯室
因為孟德爾頌,才有後來的事
二○一九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後,因為關注香港問題,我注意到《就係香港》這個新雜誌,用耳目一新的策畫投入香港本土的創新詮釋,甚至包含香港的地質探究。二○一八年夏天的試刊特別號,其中「李嘉誠時代」的專題非常精采,以李嘉誠反映香港走過的時代。這讓我在想,確實,文藝雜誌為什麼不能做企業家,甚至是政治人物?因此二○二○年七月三十日李登輝先生過世後,春山編輯部就開啟了製作李登輝專輯的討論。李登輝將近一百年的人生,從共產黨、國民黨到臺灣團結聯盟,從日語到中文,從學者到政治人物,李登輝的複雜性就是臺灣的複雜性。
翻閱李登輝過世後的許多媒體專題與相關書籍,苦惱於該從何角度開始的我,找上了資深新聞前輩江春男閒談,我想黨外運動時期號稱地下新聞局長的他,肯定有什麼很不一樣的記憶。他提到當時媒體對幾位臺籍菁英如林洋港、李登輝與邱創煥的看法,隨即拿出一本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出刊的《遠東經濟評論》,封面故事叫「Taiwan: End of a Dynasty」(臺灣:一個王朝的終結),出刊時間正在蔣經國過世兩週後。畫面從左至右羅列著孫逸仙、蔣介石與蔣經國,第四個則用暗黑人物剪影,並在上面打上問號。事實上蔣經國過世的當晚,李登輝已依照憲法繼任了。但顯然蔣家王朝的結束,國民黨能否出現第一位本省籍黨主席,八大老、宋美齡有何態度,政治壓力全壓在這位「意外的英雄」身上。
我開始對寫這個封面故事的韓國記者沈在薰(Shim Jae Hoon)深感興趣,到圖書館找出那兩年的《遠東經濟評論》,把他駐臺期間的每一篇報導都盡量看過,我決定想辦法找到這個記者。有一天我意外發現臺灣駐韓記者楊虔豪提到沈在薰的名字,於是請他幫忙傳遞訊息,開啟了我跟沈在薰前輩將近百封的通信。他以外媒記者的角度,寫下臺灣民主轉型期的回憶,與當時繼位的李登輝,對印尼、臺灣到韓國的民主浪潮,有著自己的觀察。可以說因為沈在薰前輩慷慨答應我冒昧的邀稿,才讓這個專輯得以成立。在他眼中,蔣經國過世時的臺灣,人們害怕面對的社會心理,與蘇聯無異。
觀察李登輝,另一個重要而精準的外籍人士就是司馬遼太郎,在《臺灣紀行》這本書,最吸引人的並不是收錄在後面的著名訪談〈場所的痛苦──生為臺灣人的悲哀〉(場所の苦しみ台湾人に生まれた悲哀),而是跟李登輝同樣是一九二三年出生的司馬遼太郎,注意到李登輝仍舊會不經意講著日治時期舊制高中生的日語。那是同代人才會發現的時代痕跡,就像司馬也曾對一樣同年生的葉盛吉,發出葉君在新營公學校時代所愛讀的雜誌《幼年俱樂部》與《少年俱樂部》,「也和我們一樣」的感嘆。司馬寫到,而這樣的葉君,有著[身為漢族與日本國民]雙重生活的痛苦。我想,李登輝抑或另一個一九二三年生的彭明敏,應該也是相同。
《李登輝總統訪談錄》留下不少如此生動的細節。這樣的雙重生活持續到戰後,進入學習北京話的階段。李登輝說,剛回到臺大農經系復學的自己,在學生自治會開會時,因為不會說中文,還要同學翻譯。婚後,找家教到家裡教中文,中文不流利的感覺甚至一直到五○年代在農林廳工作的時候,要發表文章都必須找人幫忙。需要翻譯,在進入政府時也一樣,他說,一九七二年剛任職行政院政務委員,蔣介石召見都必須要透過翻譯,跟宋美齡的談話,她一半上海話,一半英文,也需要翻譯才能溝通。
李登輝與經歷過日治、二戰、國民黨政府來臺等的世代,似乎也只能在時代洪流中繼續往前走,我從司馬的書中理解到,他成為旁人眼中的勝利者之前,先要是一位倖存者。司馬轉述了一個故事。有個跟他同樣就讀大阪外國語學校的臺灣學生楊克智,二戰末期和李登輝都被日本徵召入伍。送回臺灣受訓時,在門司港等船的這批新兵,因為楊克智跑去音樂茶館聽孟德爾頌的唱片,而錯過搭船的時間,沒想到這艘船隨後就在五島列島附近遭美軍攻擊,被擊沉了。因為孟德爾頌,才有了後來的李登輝,有了後來的事。
這種倖存者的悲哀,當代仍延續著,還存在於遭遇戰爭的烏克蘭,與承受極權壓迫的香港。在我眼中,本期收錄的瑪莉雅.舒瓦洛娃與李智良,都繼續以書寫進行「永不言敗的絕望」,如約翰.伯格在《留住一切親愛的》所曾寫的抵禦姿態。而也曾遭遇白色恐怖的李登輝,任內完成二二八事件報告、進行二二八受難者賠償與白恐受難者賠償,也是臺灣第一位對二二八公開道歉的總統,但「轉型正義」如何在臺灣社會進行討論,涉及多少複雜的框架,本期收錄的「面對幽暗歷史」的多元路徑,是一次集合人文與社會學科不同學者共同進行的座談會。
最後,當代文學評論這次專注於哈金與葉利尼克,都是對歷史與國族保持批判的作家,他們各自不同的文學實踐,展現歷史與人的曖昧性與複雜性。這也是本期春山文藝期待做到的事。
莊瑞琳/春山出版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