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情人

　一件八十年前的真人真事被後人戲劇化地費心重構出，一個消失久遠的人物場景再度栩栩如生的歷歷在目，一段看似小格局的男女情事卻躍然出大時代生命的史詩魅力，《獄中情人》堪稱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抒情佳作。

　我們都知道，每一個地方的傳統都有它至為宏大的意義，它包含了一切因緣際會所造成背景的歷史意識，在這意識中，它也包含了認知性，即過去不僅只有過去性，同時也具有現在性。由此可知，歷史的真正意義不是回顧而是前瞻，所有輝煌的人名地名，其代表的不是何年何月何日的數字，它代表的應是某些永遠不可能複製的精神和樣貌，它還代表了人類在不同世代、不同命運、不同選擇下對整個世界所付出的個人智慧和畢生努力。《獄中情人》的舞台遠在一九一九年，但是仍能令人動容，正是上述原因所在。

　《獄中情人》原文版的封面，繪製了一個少女蜷縮在一個類似窗台的方格中冥思，就其整體造型傳達出的表面意義（她在思念或等待在獄中的某個人）或潛在意義（她雖是自由身卻也身陷情網重重），都正巧有意思地呼之欲出中國的一個字，「囚」，無論是男方被有形無形的牢獄所困，或是女方被無形的遐思所絆，都是一種走投無路的困獸之鬥，一種坐困愁城的無謂掙扎。讀者可以清楚看到主角雙方都有充份的理智和膽識，但卻是走在不知有無明天的鋼索上，我們更可以看到他們在兩性的情感上、道德上、良心上、信任上所顯現出殊途同歸的背叛、衝突與共識，「囚」一意義所帶來的「壓縮」，從最初「長腿叔叔」丟出紙條到佩姬撿到紙條的那一剎間，瞬間「輻射」成往後不斷只能以暗中進行的私密魚雁交換來抒發的一系列冒險行為，一切的不動聲色看似含蓄有禮，實則狂野動盪。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痛的回憶之一，所有的信仰就像炮火中的屋瓦忽然崩塌陷落，人們流離失所地晃蕩在滿目瘡痍的大街上，擦肩而過的話題再也不談及未來和過去，人生不再樂觀光明地點燃自己，照亮對方，眼前的困頓苦難，無不在聲聲嗟嘆中深刻烙印在彼此的腦海裏。戰爭戳破了大部分人原本擁有的滿足現狀，戰爭也使得人們不得不誠實地回頭一看僅剩卑微可言的自我，而寫實主意正好有機會正式冒出，以一種謙恭的視野完成對那個空前時代落盡鉛華的洗禮。也許我們看到《獄中情人》中的人物互動，呈現的正是不再感傷懷舊與憧憬未來的諸般無奈，活著的目的就是「只有當下，只有此刻」。

　無論是夜半空曠的採石場，或是不見天日的哀斯頓監獄，或是人來人往的克勞斯街，或是告解心靈的教堂，甚至是醞釀勇氣的後花園，和與上帝溝通的佩姬房間，在每一個真實的角落裏，書中人物無不真誠地希望參與、被瞭解，以及有歸屬感，但是真實故事的結局，往往只是讓所有的人際關係和人生認知變得荒誕和無助。讀者在作者的後記中，赫然得知男主角的不存在，和女主角終生未嫁，他們之前的浪漫同情一下全變成了為活著的現實與惘然，年少的愛戀對女方而言是一輩子無知的寄託，對男方而言則是永遠不得解的斷訊，他們之間關係的建立與無疾而終，該是全書給人最大的錯愕所在，一段如此高貴且充滿文藝質感的羅曼史，最後竟讓人只想從殘酷的現實中抽離，來不及反應而且沒有任何答案。這算不算是掩卷難忘的一種境界呢？

　加拿大女作家瑪莉蓮．賽門斯《The Convict Lover》，藉由零碎片斷的信札與詳確用心的考據，鋪陳出一個龐雜精緻的傳奇小說，也讓讀者第一次從小說畫面呼吸到所謂的真實，並有機會深入書中角色的人性底處一探奇異。此書最值得稱道的地方就是它最曼妙精巧的敘事手法，令人渾然忘卻作者的觀點導向，二十世紀初期半褪色的繽紛、熱鬧、疏離和落寞，自然天成的隨處洋溢流露著，絲毫不加粉飾地讓所有曾經的景象在從不幸到慈悲的過程中，綻放出人文主義的土壤上一朵朵美麗奪目的奇葩。

　重建現場的工作是要靠過人的耐心與毅力的，而所需要的勇氣當中還必須有極大的道德感自始至終的支撐，否則就要隨時準備面對無心製造出的虛假說教下場。基本上，可以很容易就解釋或解決所有問題的結尾是不聰明的，因為唯有給讀者一些迷惘、苦惱，如此才能讓他們偶爾會沉思、會判斷、會分辨、會有自己的想法和啟發，而這總比每一本書不管怎樣都拿得出漂亮答案的做法，誠實也可貴多了。

　《獄中情人》就是這樣一本接近文學的小說，如果讀者已不再對好萊塢式的廉價同情一概信任不疑，此書當可以令人重拾對悲憐人性的另次思索與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