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眾聲歸來
共分九項的食療法講完，人車已遠去，兩人發著午後熱病似的不小心掉入懷舊的陷阱，但卻不掙扎，甚至暗自有些歡迎，久久總要暖身溫習一番，害怕事蹟湮滅，記憶遭到腐蝕。
出於一種奇異的默契，他們，他、和老蔡，努力的存活，不只為自己，也為了保薦對方的存活。他一點也不知道老蔡擺攤以外的生活狀況，包括他的居處。老蔡也是，可能只有他的電話號碼，這他不確定，因為也沒通過電話。但只要待在這城市的一天，或長或短總會在彼此面前現身，讓對方知道自己的還存在，日日謹慎認真的出示、維繫自己的足跡和糞味，一旦有事時，利於對方的追蹤偵伺。－朱天心，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
對某些政治犯來說，重返社會的一刻人生已經太晚，在「陌生的至親」間無可挽回地過著淡漠的家庭生活，時間讓人變得馴良，肉體再也無法負重，卻依舊匍匐在理想的悲願中。《讓過去成為此刻》第二卷開篇，我們走入了政治犯的晚年，「為了持續地保護自己，」也為了提出對國政有意義的建言，老人無止無盡地投書，寄信。在無人回應的郵件與回憶中，我們讀到「綠島老先生」曾有的夢想，他如何放棄既得利益，將耕地分給佃農，卻在出獄後返鄉得知，鄉人及其後代如何將務農視為負累，「堅定地待他如同佃農對地主。」他付出的自由沒有換來他人的自由，「他成了一個白髮老公公。」他肯定遭到監視，受迫者敏銳的嗅覺令他懷疑這人是特務，那個人也是，他害怕再次被捕，也不甘就此沈默，無所不在的監控一再阻斷他孤獨的「陳情」事業，直到他發現「敵人」原來近在咫尺。
那些曾經的政治犯，後來怎麼了？他們如何記憶？怎樣遺忘？是本卷的核心主題。這涉及威權統治的「記憶管理」：你不可以說。不可言及白色恐怖，也不可言及二二八。人們豎起耳朵聽，卻緊閉著嘴巴。問題是，倘若沒有人說，耳朵要怎麼聽呢？總是有人在說，偷偷地說，以流言，傳說，耳語，種種地下傳播的方式，傾訴著截然不同於官樣敘事的、隱蔽的民間真相。而小說像一把探照燈，領著我們進入傳說的裡面，再裡面。那不是挑戰禁忌那麼簡單，而是思考禁忌，將它拆解，重組，盡可能逼近那「不可說」，將該還的贖還。正如李昂在〈虎姑婆〉中寫下的，「我們的驚恐來自於被教導連親眼看到的事都不能相信，」但「我們知道『它』確實存有。」我們就是知道。
〈虎姑婆〉就是謝雪紅。這篇小說以「三伯父」的魔幻講古，重構了民間對謝雪紅的記憶與虛構，從而偷渡了民間對二二八的記憶，以及其後，關於「匪諜」的種種消息。這三伯父曾短暫入獄，經家人行賄才被釋放，他將自己輾轉聽來的種種官方說法，揉進隱密的民間傳說，給出了一個複雜，立體，百變而充滿肉體感與性能量的革命女性形象。而「那件事」，那件政權不許人們談論的事，「在不能被提及，當然更沒有資料、文字、圖像可見的情況下，以一種更巨大模糊而至無所不在的真實，恆久禁錮在我們周遭。」帶著鮮明的曖昧，化成各種鬼故事，與瘋人的囈語。當土地廟邊拖著四個小孩乞討的婦人，以「匪諜」的身分被捕而謠言紛飛，消失的謝雪紅繼續在小說裡進行她無盡的逃亡，成為一片豐饒的空缺，等待史學與小說的填補，一如「事變」後的地景，那續接而來的白色恐怖，在陳垣三的小說中化為一個彷彿不存在的地方，「浦尾」，寄存著一段彷彿不存在的時間，「浦尾的春天」。
在這篇風格奇異的小說中，有一個很廢的男孩，虛戀著一個同樣很廢的、阿姨年紀的女人，在荒村般百無聊賴的時光中，暫時停擺的廢工寮裡，談著某種廢到不算戀愛的戀愛。小說裡的人物個個有著不清不楚的過去。女人有過一個男人，但那個男人不知怎地消失了，男孩聽說後來有個「便衣」追求過她，而她最終嫁給了管區警察，這警察最終當上了市長。工頭以前是個老師，或許還當過校長，不懂他為何困在這裡。女人的父親混著地方派系，跟「當局」有著無法言明的默契。而那個春天不驚不擾地，在等待復工的「作廢」時間裡緩緩流過，直到工地掘出了一堆人骨，有彈痕的人骨。在陳垣三慵懶幽默的語言底下，我們閃進了一個彷彿大屠殺之後，時間卡住了的墳場地景。之後，我們才得知工頭曾經入獄，並且在人骨出土後再次被捕，一串工人受到牽連。而女人之嫁給管區，是為了尋求庇護嗎？女人過去的男人與工頭有什麼關係？我們都不清楚。這是一篇神祕的小說，神祕於白色恐怖的神祕。
神祕的人骨。神祕的人血。人血在早春的寒流中，化為「圳上的血凍」。楊照在這篇小說中，以大學生的視角，帶我們重返祖輩的「大正浪漫」。這是一篇注青春於革命的純愛小說。純愛的是「阿舍仔」，身為浪漫愛情的受害者，他四處浪蕩，墮落，報復他婚前出軌的妻，不斷重覆著「自責的循環」。妻子在一樁由墳墓遷葬而引致的「鬼的騷動叛亂」裡，死於一件超現實的意外，喪妻後，阿舍投入了反日的鬥爭，前前後後被抓去關了好幾個「二十九天」。阿舍在政治運動中愛上了「博子」，為了守住博子的忠貞，亦步亦趨投入了博子關心的事，因為她「不是那種會乖乖被關在家裡的女人」。純愛的也是博子，她在內心耍賴地告訴自己，「是啊，我是個有可能會放蕩的女人啊，你得一直看管著我喔……」純愛的還有敘事少年的祖父，他每見到博子，內心就「有些什麼在蠢」，而博子是祖父一生所遇「最危險的女人」，她是一個共產黨員。
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共產黨員？藍博洲半生的書寫，都在回答這個問題。在楊照筆下，亡者在生者的夢中歸返，化為一隊隊「沒有身體的傷口」。生者昭告子孫，絕對不准觸碰政治，卻暗暗銘記，留待解嚴以後滔滔述說。生者對政治暴力的敘述衝動，本身，就是最微小的抵抗行動。政權知道這一點，所以恐懼。在言論禁制下，藍博洲早早就孜孜不倦於追索「在臺地下黨」的身世，以口述歷史為職志，抵抗遺忘。小說《臺北戀人》貼著史料，以扎實的細節，第一手報導的形式，還原了「四六事件」及一九四九年的抗爭現場。當時的大學生怎麼搞運動？怎麼做組織？如何在宿舍抵禦軍隊攻堅，以「無辜」掩護「非法」？校長怎麼與高層談判？人如何躲藏？怎麼被抓？怎麼出逃？隔著七十幾年的時差，重返這些細節，只感覺與當代的強烈共振。
就在「四六事件」的下一個月，國民黨宣布戒嚴，大逮捕開始了。地下黨組織在五○年代被殲滅，六○，七○之後，潛伏者逐漸被肅清，槍決案減少了，但白色恐怖並未消退，政權對挑戰者的打擊，甚至延伸到解嚴以後，包括一九八九年自焚的鄭南榕與詹益樺，與一九九一年的獨臺會案。黃凡筆下的「賴索」，是在荒蕪的六○年代出獄的。小說時間啟動於一九七六年，「這一天對混亂如常的世局並不重要，」然而這一天，對賴索而言，正是「一連串錯亂、迷失、在時間中橫衝直撞的開始。」因為，當年逃亡的「組織上級」韓先生從日本回來了，經過二十多年的流亡，韓先生重歸「自由祖國」的懷抱，即將上電視接受專訪。小說領著我們走過賴索的青春，家庭，與婚姻，直到莫名其妙的中年，他成為一個體重四十六公斤，「內在力量消失殆盡」，在果醬工廠上班，一個「矮小、生動、黑色的背影」。他要去電視臺找韓先生，向他討個說法。
一個人被捕多寂寞。在《臺北戀人》裡，年輕人這樣豪氣地說。二十一歲時，賴索也曾在軍事審判官面前，「表演了一次男子氣概，」卻在刑期中變成一個打小報告的人，並且學會了，再也不要崇拜任何活著的人。於今，他潛入韓先生的錄影現場，賊也似的，被工作人員問東問西驅趕著，但他不是來這裡回答別人的問題的，他是來提出問題的，卻在人生中這歷史的一刻，發現，「自己什麼也沒有準備好」。韓先生之「轉向」，與賴索的困頓，令人感到悲傷的，並不是理想的傾頹，比此更一無所獲的是，他們甚至連可以失去的理想都沒有。而賴索的虛無，並非源自無知，或膚淺的犬儒，而是小人物無從掌握個體命運，也無從辨別歷史趨向的無力感。這與東年筆下那種略帶沈鬱的虛無並不相同。
《去年冬天》這部中篇，寫的是七○年代出獄的政治犯，在當上父親迎接新生的時刻，遭逢美麗島事件。小說男主角「王戎」自政治撤退的傾向，優雅地，並未轉向保守主義，也沒有落入輕挑的犬儒，而比較接近於，對政治行動深思熟慮的懷疑。無從掌握也無意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出獄時並無喜悅，反倒感覺，「自己好像上臺替別人演了一齣戲，下了戲退場時，並沒有什麼掌聲在迎接他。」而女主角陳琳瑯，那個原本拒斥政治的少女，反而在步入中年以後，從現實主義轉向精神上的激進派。整部小說就挨著這樣的張力，一路走向悲劇。黃凡的〈賴索〉，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前夕，得到一九七九年的時報小說首獎，這樣的題材在當時可說罕見而創新。東年的《去年冬天》完成於美麗島事件後的一九八○年春天，卻因為新聞局的禁令，無法發表。敗者的輕聲細語，與創傷者年邁的癲狂，由小說收容起來，等待未來的讀者。
時間是老人，但遲到的青年會趕上來，以當代的想像力，活潑地，還歷史以青春。於是二○一七年，我們迎來了黃崇凱的〈狄克森片語〉。小說起於一個提問：臺灣高中生必讀的英語參考書《狄克森片語》與《新英文法》到底是誰寫的？前者出自一個由古巴移民美國的混血女性瑪麗亞，後者出自綠島與泰源監獄的政治犯柯旗化，兩個人皆以外國人的身分，教外國人學英語。這是一部思考語言之可能性，語言之安頓意義，語言之橫徵暴斂的小說。語言可以拿來拷問、欺瞞、與威嚇，也可以拿來承載思想與義理。語言可以拿來寫信寫卡片，騙孩子「爸爸在美國留學」，語言也可以拿來養家。政治犯在獄中編寫詞條與例句，比如說：假設句，非事實的現在︱假如我在獄外，我要買車，帶妳出去玩，重新跟妳談戀愛。讓語言代替自己抵達夢想，以這樣機械化的形式寫作，讓自己存活下來。小說一邊思考語言，一邊解開語言的暴力，也寄望語言的解放，讓詞彙自由四散，「退回到面對世界的原初狀態，語言還不存在，事物還沒有名字，歷史正要開始。」
傷殘的身體或許可以靠義肢幫忙，但是，精神是無法裝義肢的。然而，傷殘的歷史或許可以靠小說幫忙，小說是精神的義肢。
胡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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