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朵卡萩《雲遊者》——微觀而巨觀的文學織錦
謝佩霓
也許是拜多難興邦之賜,波蘭這個三千八百萬人口的東歐國度,至今竟然已經產生了六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繼1905年辛基維茲(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1924年雷蒙(Wladyslaw Reymont, 1867-1925)、1978年辛格(Isaac Singer, 1902-1991)、1980年米洛茲(Czeslaw Milosz, 1911-2004)、1996年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1923-2012)五位大家之後,小說家朵卡萩(Olga Tokarczuk, 1962-)摘下2018年諾貝爾文學桂冠。這不只肯定朵卡萩作為二十一世紀代表性文學家的尊榮,也確立了波蘭國際文學祭酒之一的關鍵地位,即便進入了新的千禧年,依然強勢延續。
朵卡萩從1989年發表第一本詩集《鏡中城市》(Miasta w lustrach)開始,逾三十年的寫作生涯屢創高峰。尤其難得的是,一路走來,她的作品既叫好又叫座。除了出書每每榮登暢銷書排行榜,作品改編為電影在國際影展掄元,也數度奪得波蘭文學界最權威的「尼刻獎」(Nike),而且難能可貴的還是讀者與評審所見一致。當她2018年以《雲遊者》(Flights)奪得英國「曼布克國際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時再攀高峰,那時沒人料想得到朵卡萩同年稍後還會直接攻頂奪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史上唯一的雙料冠軍。
朵卡萩作為曼布克國際獎的首位波蘭得主,固然實至名歸,但是《雲遊者》的英譯者柯羅芙特(Jennifer Croft)也許一樣居功厥偉,畢竟此獎的獎勵對象是以英文書寫或是翻譯的作品。何況距離《雲遊者》獲得波蘭《尼刻獎》的2008年,已然整整十年過去,如果不是大獎奪冠讓文壇對朵卡萩的創作關注鵲聲再起,豈知諾貝爾獎最後獎落誰家。
儘管得獎無數又名利雙收,在老派專擅、依然故我的波蘭,朵卡萩仍舊不待見於主流價值。然而,不畏保守派譏謗其為「賣國叛徒」,朵卡萩不讓孜孜不倦的書寫成就專美於前,眼見世道失序無法置身事外,堅持左翼路線,在環保、人道與社會議題上採改革行動派,激進舉旗與直言倡議的表現,不遑多讓。
她認為同理心(compassion)才是讓人類彼此溝通與互相了解的不二法門,所以作家因為無法旁觀他人受苦受難。有鑒於此,作家當扮演治療師的角色,引其讀者逼視一向逃避的自身與國族的歷史,以便能超越現況走向未來。她不諱言終生以此為職志,自己已然是專治過去疑難雜症的心理治療師(psychotherapist of the past),至今頗引以為傲。
閱讀朵卡萩的著作,若要盡得其微言奧義,必得理性感性並行,細心耐心兼具;需要重蹈她的步履進行踩踏,追隨她的路線體會成書的心路歷程。創作的起心動念,始於服膺好奇心的驅使。起初她會透過感官體驗周遭一切,領略眾美的感受猶如領受天啟。然而靈思付諸文字後,感應的波動並未幡然靜止,繼續藉著意念不斷移動流竄,成為思想經緯縱橫的串流,助人循線追尋到生存意義的所在。這樣一絲一縷逐步紡織出大塊錦繡的寫作法,朵卡萩自比為建構星系(constellation)一樣的道理。當凡人仰望星空,眼觀滿天星斗,想像出繁複星宿為寄託,洞見星辰間的明月天心,方才能解得天上人間的眾妙華法。
《雲遊者》的寫作風格,延續著朵卡萩的標準手法,以百科全書式的關照,彙集史詩、神話、真人實事互為文本,糅和現實與魔幻,書寫波蘭的自然、地理、人文、歷史如何賡續,遞嬗出斯土斯民獨到的生活觀與生命哲學。
《雲遊者》書名的波蘭原文是Bieguni,係指因怯禍避難而游離流亡的宗教信眾,嚴格說來只能意譯無法直譯。波蘭作為天主教大國,假使以朝聖(pilgrimage)為原型視之,誠然得以美言雲遊是基於宗教情操。不過相較於東方的雲遊者——遊方僧出世避世棄世,苦行僧清貧帶髮修行,羅漢損形蔽衣行腳救難——則大有差別。倒是中世紀以來,不見容於體制的西方知識份子,選擇自我放逐,或者為了精進、傳播、發展,因此逐藝術文化而居。因此,如果視《雲遊者》為此文人脈絡的遺緒,那麼將之對照類比,例如十五世紀布郎特(Sebastian Brant, 1458-1521)描繪一百一十一位登場人物的的《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 1494),應當更加貼切而有趣。
追憶似水流年般的回憶錄,私密個人又牽動我們都似曾相識的人情世故。朵卡萩心理學專業的背景出身,一度以臨床心理諮商師為業,嚴正面對真人實事重演日復一日地自我拆解與重組,夜裡夢境中感官全開的徹底解放或者崩裂,卻在白日夢醒時自動重組為行禮如儀的拼裝車上路。
《雲遊者》這齣「穿越劇」,時空背景橫跨十七至二十世紀間的,亦即跨距從啟蒙時代橫貫至上個世紀末。平行時空中,多線發展出變換視角,琳瑯鋪陳出的各色人物的殊相與人類的共相,畢竟人人都是彼此多重視角中的存在。任何一個高度自覺的旅者,移步換景間,彷彿和主述者、角色們共命共生,真真切切地一同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蛻變之旅。然則本身也是一名雲遊者的朵卡萩,在書中明白自證,自己此生成不了旅行家,因為雖然很想隨遇而安,實情是旅行異域途中,作客者自始自終歸心似箭,心繫祖國。
朵卡萩嘗試在書中回應歐洲文化吟遊詩人(bard)與漫遊者(flaneur)的意圖也隱然其間。始自中世紀資訊流通的需求,吟遊詩人因運而生。無論是以徒步駕騎行船遷徙,在落腳處客居期間,這些能說善道的樂手、歌手、小丑、雜耍特技演員,利用說學逗唱的十八般武藝生動地傳遞常識知識,百見千聞盡付樂音韻文,天籟地籟人籟得能合一,都是為了讓彼此的存有,因為交流彼此豐富,不再絕然遺世獨立。
西非的種姓制度中,有個通稱為「歌理侯」(griot/griotte)的階層非常特殊,為該文化圈獨有,諸侯權貴的家族或者部落,世代供養男男女女的歌理侯。雖然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至今不乏靠口述歷史代代相傳無形資產的民族,但歌理侯不只是寓言、傳說、神話的說書人,他們也是族譜家、史學家、預言家、太子太保、仲裁者、媒人等等,何止捍衛維護種族的血緣,更是傳承文化命脈的文脈所繫。
歷史無法訴諸文字,依賴行者以方言口耳相傳的時代畢竟不再,文字時代以降的說書人,必得成為寫書人。有形的巴別塔,其實未曾因實體被摧毀而消失無蹤,世界還是不斷地築造高聳入雲的巴別塔。然而單純地複誦抄寫並從不質疑,不再能滿足多語(polyphonic)的世界,以及多語境的世道。
傳說中的巴別塔位於兩河流域,而精妙掌握語言傳播的吟遊詩人,歷來自有其為代稱的地理人文流域,比如莎士比亞被稱為雅芳河的吟遊詩人,而泰戈爾則被稱為孟加拉流域的吟遊詩人。朵卡萩不啻正是當代的說書人、歌理侯、吟遊者(minstrel)與漫遊者,有如信使(herald),可比抒情詩人(troubadour)。只是在當代,一步一腳印的踽踽前行,不需要也不可能,朵卡萩以及其他藝術家的藝術流域,如今隨著網路傳播更加淵遠流長。
當性別認同不再是議題、雌雄同體不再是妄念,要剖析社群網路充斥的當代,即便朵卡萩即使再心儀榮格(Carl Jung, 1875-1961),也必須承認他的心理分析模組,恐怕已經不敷應付。小說家不太可能隱匿身分、讀者不可能單純作為一個讀者,旁觀者必然成為主角,所有虛擬的真實比真實還要真實,社會寫實卻比虛構更為虛幻。
朵卡萩善於化整為零、多線發展。以《雲遊者》為例,採用無名者的主述為敘述觀點,從〈我在這裡〉起首,分成總計一百一十六個單元繁衍。單元的長度參差交錯,短則一個長句,長則幾十頁,創造了韻律有致。精心布局的系統性碎化,將情節凝聚為小節,也將情結抒發為情感,透過縮影投射(vignettes)打破線性思考,不斷挑戰循慣性閱讀的讀者。細心的讀者甘之如飴,因為掩卷時能完成巨幅的記憶拼圖。她的文風文白夾雜,一如讓史實夾雜於虛構,互為形影掩抑虛實相生,在廿世紀末借古喻今,穿越四世紀時空。
此外,在深入探究之下,輾轉向歷代被辜負的女性與近代勇敢的女性主義者致敬的橋段,行文間比比皆是。自信、聰慧、練達、幽默、怡然,如果姑且視為前後兩位波蘭諾貝爾文學女桂冠的共通點,那麼辛波絲卡精煉成雋永的詩,朵卡萩則娓娓道來鋪陳成長篇小說。有別於其他波蘭出身的男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關注外顯的政經權勢,這兩位女性的靈巧機鋒,更顯得以女性慧黠智取。
對「男主外、女主內」的約定俗成,朵卡萩有獨到看法:「男人掌事業,女人管預言。家庭主婦時時有此天賦。」朵卡萩的女權意識,從處女作到成名作,莫不昭然若揭。參照《太古與其他的時間》、《收集夢的剪貼簿》知悉,不只朵卡萩的敘事線女性為主角,爬梳神女、聖女、烈女、貞女的歷史典故,自然不在話下。最耐人尋味的正是朵卡萩不採正面批判男性中心思維主導的歷史,而是透過女性當事人角度,重述再現廣為人知的事件。
從受難的殉道者到無聲的女性當局者,如非朵卡萩引我們易位而處再深探,約定俗成的偏見與根深柢固的偏執,註定讓史實在折衷於神格化或戲劇化之下,更加窄化扁平化。許多在文獻上聊備一格而被寥寥數語一筆帶過的女子,因此有血有肉立體化。《雲遊者》中,蕭邦胞姊露德薇卡(Ludwika Chopin Jędrzejewicz, 1807-1855)一經重塑,從歷史的配角躍升為主角。
無獨有偶,蕭邦胞姊露德薇卡死於席捲華沙的瘟疫,而在「世紀大瘟疫」新冠病毒COVID-19蔓延的此時,展讀《雲遊者》感覺尤其微妙。人類的旅行方式,陸運、海運,尤其空運的密集更是史上前所未見,但隨病毒肆虐全球,交流頓時停擺。但愛在瘟疫蔓延時是真,而人在隔離之中,閱讀與關心自身以外的世界如何再現也是真。瘟疫肆虐時始終是藝術文化的轉捩點,而誰又能知道大難之後,世人以及朵卡萩,會有什麼樣的轉變?
有個版本的《雲遊者》封面,吸睛又動人。波蘭地圖上乍看的紅點,仔細觀察才恍然大悟開了一個孔,看穿的是赤誠心臟的一瞥。心在祖國,一心為國,是歷代所有波蘭藝術文化工作者跨世代傳送的心聲吧。波蘭在朵卡萩的作品中從未缺席,難怪她拒絕被冠以叛徒之名。不過文人不可能只屬於同文同種的子民,一如藝術家的心心念念,即使在心跳告終,肉體崩殂,依然是具無比感染力的宇宙懸念。
「我身睡臥,吾心卻醒。」(Ego Dormio cum ego vigilant.)
朵卡萩從聖經雅歌援引的詩句,為我們下了最佳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