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虛空傳來的聲音：讀瀧口悠生《未死之人》
黃崇凱（小說家）
我時常想起二○一八年在美國愛荷華駐村近三個月間，跟亞美尼亞小說家Aram Pachyan、日本小說家瀧口悠生一起晃蕩的時光（有時加上立陶宛詩人Aušra Kaziliūnaitė、蒙古詩人Bayasgalan Batsuuri、香港詩人周漢輝等）。我們在旅館交誼廳、酒吧、咖啡店、餐館或在結伴走往郊區墓園的路上，天南地北聊，好像久別重逢的朋友，即使有語言隔閡，我們似乎都能掌握彼此的意思。
駐村期間，為了省錢，我借來電動理髮器，約在Aram房間集合，我們三人互相推了大平頭。接著小偷似的，捲起鋪在地上的床單，一同到河邊抖掉剪下的頭髮，再一起到大學城那家臺灣人開的日式臺味餐館用餐。我常跟他們聊天，讀過這兩位小說家的部分英譯作品，有時也好奇如果以中文閱讀他們會是什麼感覺。
瀧口悠生拿過芥川賞這件事，起初是駐村作家間的話題。一來是日本文化傳播甚廣，二來是這個文學獎世界知名。有次，瀧口又被問到芥川賞的事，他說：「這個獎是有名，但沒那麼重要。」（It’s famous, but not so important.）結果大家開玩笑說，世上所有作家都可以拿「有名」與否和「重要」與否分成四類。他後來跟我說，芥川賞其實是新人獎項，真的沒有大家以為的那麼重要。但他也說，日本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文學獎，可是卻只有一年頒發兩次的芥川賞受到媒體大肆報導。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想知道這個年紀與我相仿的日本同行，到底寫了怎樣的作品。
沒想到兩年後我就讀到中譯本了。（可見有芥川賞加持還是滿夠力的）
瀧口悠生這部小說的梗概，或許可以這麼寫：服部一家的老先生過世後，家族守夜那晚發生的事。
看似平凡無奇的葬禮前夜，正是小說的奇特之處。
我最早接觸這部小說的印象，來自愛荷華大學Kendall Heitzman教授的英譯選文。英文標題The Unceasing並不直接轉譯日文，而是從小說整體氛圍提煉出的意象：持續不斷、連綿不絕。小說從一個無有何所在發出聲音，從反覆拍岸、逐漸減弱的情緒波浪寫起。乍看第三人稱的俯瞰視角，娓娓訴說這一家族的形形色色。但隨著字句推移，俯瞰的角度不斷下降，有時飄浮半空中，在場旁聽那般，聽見那些說話的人說了什麼。隨即跳開，在接連登場的親友之間游移，浮光掠影擷取二十多人的生命片段，密度極高地壓縮、收納在如此有限篇幅。
小說沒有一個可供辨識、投射的主角，而是在浪濤般湧來的敘述聲音中，讓每個人輪番現身。有時是高於所有個體的聲音，有時是多聲道分歧的聲音。這些不同層次的聲響，浮游在差異的記憶之海交織迴響，或強或弱，不斷往復。我猜，如果作者願意的話，這部小說也可寫成比現在多兩倍、三倍的篇幅，但他最終收束在一個採集了人聲、樂器、物質碰撞與摩擦的錄音中。
但凡愈是書寫普通人皆有的日常經驗，愈是難以從中翻出新意。也因此，讀者更容易藉由常識來測量作品的新意。小說寫葬禮，卻把焦點放在葬禮前的守夜，透過在場的親人帶出不在場的親人，顯影出彼此間的親緣羈絆。小說滿是種種情緒，卻幾乎沒有一個人在認真哀悼。不同年齡、性別的親人懷著不同煩惱相遇，伴隨陌生與熟悉，在互動中留下深深淺淺的痕跡，接著又將是別離。也許等下一個人誕生、結合或死去，大家才又相聚一刻。在系譜最靠近的血脈或親子關係中，彷彿沒有誰可以真的懂誰。
小說真正指向的，不僅是故人與親族間的連結，而是時間與記憶。我們如何觀看過去？我們為何記得某些人與事，而不是另一些人與事？我們又如何面對模糊、錯誤和差別的記憶？不記得的事情往往比記得的事情更神祕？小說設置不到一個晚上的物理時間流動，透過人物各自意識的時間流，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匯集成一幅潺潺流動的內在風景。小說創造出一種類似沉浸在河流裡的冰涼感。大部分時候，那敘述聲音冷靜平淡，甚或帶些促狹玩笑，隔著距離在觀看這一切的發生。有點像是故人死後的魂魄，遊蕩在守夜現場，旁觀那些他繁衍的後代子孫接著要怎麼帶著關於故人的記憶，前往之後的未來。一如故人從前也是承繼了前人的記憶，有意無意把若干情思、執念擲向人世間遭遇的一切。所以小說的綿延不斷有著雙重意義：一是親友大隊接力賽般延展各種飄渺的故事，一是人類透過繁殖將自我的存在意識不停延續下去。
小說寫了好些個性格鮮明的角色，宛如你我周遭認識的哪個親友。其中有個缺席的不肖子孫，他的一生就是在給家人添麻煩，就連兩個年幼的兒子也丟給父母親照顧，自己人間蒸發。這個賴皮的傢伙以他的不在場，出席在齊聚一堂的親友口中，有如臆測或流言那樣活著。這個雖生猶死的子嗣，恰好跟死去的故人形成對照，像是插入了一段不和諧的變奏。但說也奇怪，這個下落不明好幾年的人，像個疙瘩或腫瘤，梗在小說中間，難以忽視，甚至令人不禁好奇這人到底在哪裡？會不會突然現身葬禮？而他又該怎麼面對那些尷尬、難堪的親子關係？
小說還有個非典型繭居族青年，在他稱為外公的故人死前九年，主動搬去同住。這個青年像是沒有被規格化生產的零件，卡不進名為社會的巨大機械，但也不做惡使壞，只是靜靜浪費自己。身邊的家人似乎都不理解他，而他也不尋求被理解，住進外公家屋旁倉庫改建的組合屋，默默一起生活。在這看似庸常的家族，親人言談間把所有子孫分成「成材」與「不成材」兩組。「成材」組簡單易懂，「不成才」組反而帶著未知難明的意味，就像不肖子和繭居青年身邊圍繞著許多問號。
我曾聽瀧口悠生說，還沒成為小說家之前，有段時間在老舊遊樂園工作。他做的不外乎是操作遊樂設施，在園區商店賣冰淇淋或可麗餅給遊客。平常時候很清閒，他有大量時間跟小孩、流浪漢聊天。那陣子是他從大學輟學後，想著要寫點東西卻還沒真正開始的飄浮期。
他後來另找了一份正職，邊工作邊試著寫作、投稿，二○一一年獲得新潮新人獎出道。但他仍維持著工作和寫作兩頭燒，直到二○一五年。那個決定辭職的時間點，是他跟妻子看完美國傳奇吉他手John Fahey紀錄片的回家路上。吉他手晚年流轉廉價旅店的潦倒生活，不知快樂與否，但始終彈著吉他直到生命終點。這促使瀧口下定決心專職寫作。
回想起我在愛荷華跟瀧口的多次閒聊，或許他能那麼妥切描繪那些被社會排除的零餘者不是偶然。他在高中畢業後並未接著升學，而是懷著模模糊糊想寫點東西的心情（但他其實沒真的寫出什麼），不明所以讀著大量書籍，做著生活過得去的打工，直到二十三歲才上大學。據他說，主要是因為有些書和理論靠自己實在讀不懂，想想還是去讀個大學。結果比大多同學年長的他，在大學沒交到什麼朋友，讀了三年也覺得夠了，就自動輟學（順帶一提：那所大學是早稻田大學）。他自己就是個不按社會常規運轉的人。
瀧口的寫作跟聲音有著奇妙因緣。他獲得新潮新人獎的小說叫做〈樂器〉。他辭職當年，曾以〈吉米．罕醉克斯體驗樂隊〉入圍芥川賞。二○一六年拿下芥川賞的《未死之人》則是一場多聲道交響的聲音演出。我記得，他在愛荷華大學舉辦的小型朗讀會上說，其實在寫《未死之人》時，他無法確定那個說話的聲音從哪裡來、是男是女、年老或年輕、又是個怎樣的聲音。他只是跟隨著那個聲音寫下小說。現場帶領英日雙語朗讀的老師則說，在翻譯的時候，譯者必須選擇一個敘事聲音，不然無法確定整篇小說的基礎調性。所以瀧口是在與英譯者交流才意識到，原來那個說話的聲音可能是死去的老人。
閱讀中譯本，我不斷想起那時關於敘述聲音的討論。整部小說讀下來，包含可視為相關連作的短篇〈夜曲〉，確實有著瀧口說的那飄浮在半空中的聲音。這個並不強烈的敘述聲音，既非一般的第三人稱觀點，也非作者旁白配音，而是離地三公分似的，從虛空中傳來的聲音。這些聲音或許不那麼確定，帶著些許曖昧不明，卻可能捕捉了現實生活的許多變異。
瀧口在二○一九年來了一趟臺灣，我陪他一起參訪高雄橋頭糖廠。他出生在東京外海的八丈島，聽說那裡以前也種過甘蔗。我們在沒幾個遊客的偌大園區走來走去，順著煉製蔗糖流程的廢置設備看了一輪，靠著殘破英語斷續聊天。但我想，他應該也在糖廠裡聽到了什麼聲音。而那些聲音會讓他再寫下什麼小說，我無比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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