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域紀程錄叢

《東域紀程錄叢》兩卷於1866年出版。這是亨利•裕爾爵士為哈克路特學會編纂的第二部著作。幾年前（1863年）裕爾曾譯注過喬達努斯修士的《東方奇特事物》。這兩部著作很長時間已絕版。《東域紀程錄叢》的副本間或出現在書商的目錄表上，索價奇高。長期以來它一直是所有從事古代和中世紀遠東研究的人的便覽手冊，對於這樣一本書，我無需再加以贊美。大家都承認，對於所有感興趣於中國、中亞歷史地理，乃至更廣泛的亞洲歷史地理的人們，《東域紀程錄叢》都是必備的研究指南。這本書問世時，它幾乎囊括了迄至當時所知道的有關東方歷史的全部知識，盡管這位博學的編纂者謙遜地使用了《中世紀中國見聞匯編》這一副標題。1866年以來，由於新地域的發現和人們在迄今未被充分研究的國家所做的旅行，科學特別是地理學獲得迅速的發展。裕爾本人在他1871年初次印行的巨著《馬可•波羅游記》的新版本中，已加入了大量新材料，但未對《東域紀程錄叢》進行補充。所以，有必要出版新的《東域紀程錄叢》，將所有最新資料搜羅進去。我曾是《馬可•波羅游記》第三版的編訂者，大家認為我有特殊的資格來完成這項新的任務。我的故交、博學的哈克路特學會主席馬卡姆爵士，請我擔當修訂《東域紀程錄叢》的重任。我愉快地接受了這一提議，借此機會表達我對裕爾其人的敬慕之意和對這位早已聞其大名的地理學家的欽佩之情。

在這里可以重述我在《馬可•波羅游記》第三版前言中說過的話：「對於亨利•裕爾爵士的注釋，我幾乎未做任何刪除，只是作了很少的變動。只有在最近的資料證明他有錯的情況下，我才這樣做。我對裕爾的注釋做了補充，希望這些補充被證明是有用的新材料。」在修訂《東域紀程錄叢》時，我盡可能堅持這些原則，但是，除了附加眾多的注釋外，預論中增加了以最近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的關於中亞的新的一章，還有少量補充性注釋。大家認為這是必要的。關於中國人對羅馬帝國知識一章的開端部分已全部改寫。新增加的材料已使這部著作的篇幅變得很大，所以覺得應將它印成四卷，而不是兩卷[1]。

在《馬可•波羅游記》一書的前言中，我們提到一些著作，除此之外，還應提到奧瑞爾•斯坦因爵士有關他在中亞所做旅行及其發現的論述，我的同僚和朋友沙畹教授論述西突厥的富有學術價值的著作，聰慧睿智的年輕學者伯希和教授為我補充的眾多價值極高的注釋。我還可以提到其他許多著作，但這些著作將在注釋或附在第四卷末尾的書目中看到。
關於伊本•白圖泰，像約翰•布尼安（John Bunyan）的拉丁文譯本一樣，「我的譯本轉自阿拉伯文」；但不是從李所依據的略本，而是像德弗里麥里（M．M．Defr mery）和桑圭奈蒂（Sanguinetti）法譯本一樣依據未刪節的游記。雖然譯文版本借用，但注解沒有借用；而且我堅信，對於這位充滿好奇心的旅行家，我的評注會提供一些新的見解。

在本書征引的其他作家中，自負、聒噪但又頗為誠實的約翰•德•馬黎諾利是最引人注目的。他的作品偶爾被埃默森•坦南特爵士引用。對於埃默森•坦南特爵士，很少事物能逃脫他如炬的目光。如果不是埃默森•泰南特注意到他，我想馬黎諾利在英國幾乎是不會為人所知的。

本書所收入的每一位作者，在講述他們的故事前，都將在適當的位置介紹其背景經歷，所以這里不需要對他們逐個多費筆墨。

對文中出現的重復，我無需辯解。在一本匯編而非選集中，重復不可避免。但在注釋中有時也出現重復，則將是可怕的。對這種情況，我請求寬宥。我的住處離印刷廠很遠，客觀環境要求我先將前面的稿件交付印刷廠，而後面的部分在數月後才告完成，這樣我無法對整個著作進行通貫的修改。

一些好心的朋友不憚其煩向我提供參考書，或解答與本書相關的問題。我對他們表示熱誠謝意；但這里我將只提及梅傑君和馬卡姆君的名字；承蒙二位好心，他們還依次檢讀了排印中的二校印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