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的天才是在語言學中成長起來的，我們時常聽到他抱怨語言學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著許多缺陷。他畢生頑強地致力於探求在這一片渾沌狀態中能夠指引他的思想的法則。直到一九○六年在日內瓦大學接替了約瑟夫．魏爾特海默（Joseph Wertheiner）的講座，他那培育了多年的獨到見解方為世人所認識。他曾於一九○六—一九○七年，一九○八—一九○九年和一九一○—一九一一年三度講授普通語言學；誠然，由於教學大綱的需要，他不能不把每度講課的一半時間用來闡述印歐系語言，它們的歷史和關於它們的描寫，他的講題的主要部分因而大大地減少了。
他沒有因此出版過一本書，凡特別有幸聽過這門內容充實的課的人都深以為憾。老師去世後，承德．索緒爾夫人的盛意，把他的手稿交給了我們。我們原指望能在這些手稿中找到這些天才的講課的忠實的或至少是足夠的反映；我們並且預想到有可能根據他本人的札記配合同學們的筆記加以整理，付梓出版。結果使我們大失所望：我們在裡面幾乎找不到一點跟他的學生的筆記對得上號的東西。原來他每天趕寫講授提綱的草稿，已經隨寫隨毀掉了！他的書桌的抽屜裡只有一些相當陳舊的草稿。這些草稿當然也不無價值，但要加以利用，把它同三度講課的材料配合起來，卻是不可能的。
面對這種情況，更使我們深感遺憾的是，當時因為職務纏身，我們幾乎完全沒有辦法去親自聆聽他的最後的講課，而這卻正像很早以前《論元音》一書問世時那樣標誌著德．索緒爾一生事業中一個光輝的階段。
因此，我們只好求助於聽過三度講課的同學們的筆記。聽過頭兩度課的路易．凱伊（Louis Caille），列奧波爾．戈第業（Léopold Gautier），波爾．勒嘉爾德．索緒爾曾於一八七九年出版《論印歐系語言元音的原始系統》一書，把印歐系語言的元音和響音的很複雜的相互關係歸結為一些比較簡單的交替公式，推翻了十九世紀前半葉歐洲許多語言學家借鑒古印度語法學家的「增長理論」，奠下了印歐系語言元音系統新學說的基礎，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校注（Paul Regard）和阿爾貝爾．里德林格（Albert Riedlinger）諸先生，聽過第三度，也即最重要的一度課的阿爾貝爾．薛施藹（Albert Sechehaye）夫人，喬治．德加里耶（George Dégallier）和弗朗西士．約瑟夫（Francis Joseph）先生都把他們的很完備的筆記交給了我們。有一個特殊的要點，我們還是從路易．布律茨（Louis Brütsch）的筆記中得到的。我們謹向他們致以衷心的謝意。傑出的羅曼語語言學家茹勒．朗沙（Jules Ronjat）在本書付印前曾校閱原稿，並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我們也要向他致以最熱誠的感謝。
我們該怎樣處理這些材料呢？首先是進行考訂的工作：對每一度課，講課中的每個細節，都要把所有的本子加以比較，深入到原講授者思想的端倪，哪怕它們往往互不合拍。關於頭兩度課的內容，我們曾得到里德林格先生的合作，他是最關心要遵循老師思想的門生；在這一點上，他的工作對我們很是有用。至於第三度課，我們中的阿．薛施藹也做了同樣細緻的校對和校訂的工作。
可是下一步呢？口講的形式常和書面的形式發生矛盾，這為我們留下了最大的困難。而且德．索緒爾是一個不斷革新的人，他的思想常向各方面發展，但並不因此而自相矛盾。要把一切都照原樣發表是不可能的；自由論述所不可避免的重複，交錯和變幻不定的表述方式，將會使這樣印出的一本書帶有離奇古怪的面貌。只發表其中一度課嘛—發表哪一度的呢？這將會使本書失去其它兩度講課的十分豐富的內容而顯得比較貧乏；哪怕是最有決定意義的第三度課也不能使人窺見德．索緒爾理論和方法的全豹。
我們完全接受這個責任，而且願意獨自承擔這個責任。批評者是否知道要把一位大師和他的解釋者區別開來呢？如果把予頭指向我們，我們將樂意接受，但如果攻擊到我們所敬愛的老師，那是不公正的。
沙．巴利，阿．薛施藹 於日內瓦
前言
本書著者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是本世紀最著名、影響最深遠的語言學家之一。他在1857年出生於瑞士日內瓦的一個法國人家裡。中學畢業後，於1875年至1876年在日內瓦大學讀了一年，其後轉學到德國，在來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那時正是新語法學派諸語言學家和他們的老師古爾替烏斯（G. Curtious）對語言學問題辯論得最激烈的時候。他起初完全站在新語法學派一邊，在奧斯脫霍夫（H. Osthoff）和雷思琴（A. Leskien）的指導下從事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工作，於1878年寫出他那篇傑出的《論印歐系語言元音的原始系統》，使老一輩的語言學家大為驚奇。接著轉學柏林大學，1880年回來比錫大學考博士學位，1881年到法國巴黎，在高等研究學院教授梵語，同時兼任巴黎語言學學會秘書，在整整十年間培養了梅耶（A. Meillet）、格拉蒙（M. Grammont）等語言學家，建成法蘭西學派。1891年離法回國，在日內瓦大學講授梵語和印歐系語言歷史比較研究。1906～1907年開始講授普通語言學，1908～1909和1910～1911年繼續講授，但是並沒有把它編寫成書。1913年德‧索緒爾去世後，他的學生巴利和薛施藹等根據同學們的筆記和德‧索緒爾的一些手稿及其他材料編輯整理成《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於1916年在法國巴黎第一版，1922年出第二版，1949年再出第三版，各國語言學家先後把它譯成德、西、俄、英、日等國文字，使他的影響遍及全世界。
德‧索緒爾的這本《教程》之所以有這樣巨大的和深遠的影響，首先是因為它的內容非常廣泛。將近一百年間，舉凡歐美各國語言學界所接觸到的各種有關原理和方法的問題，都逃不出他的視線。他的眼光非常敏銳，學識十分豐富，對許多古代的和近代的語言文字占有第一手的材料。他不僅對這些問題作了總結，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獨到的見解，因此大大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其次，德‧索緒爾在世的幾十年間，是歐洲學術思想發生激劇變化的年代。大家知道，自十九世紀初以後，歐洲語言學研究的成就以印歐系語言的歷史比較為最顯著。這種研究到新語法學派已差不多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而新語法學派諸語言學家所採用的大都是當時風行一時的實證主義觀點，只知從心裡方面去研究個人言語中的各種事實，材料不免使人有支離破碎之感，造成了世人所稱的「原子主義」。到了二十世紀初，德國和歐洲各國掀起了一種所謂「格式塔思想」（德語Gestalteinheit，原是「完形性」的意思），起初應用於心裡學，其後由心理學擴展到其他領域。語言學界在這種思想的誘導下特別注重對語言結構、系統和功能的研究。德‧索緒爾也深受影響，在許多方面提出了好些與新語法學派針鋒相對的見解，如語言是一個系統，語言學應該分成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共時語言學研究作為系統的語言，所以特別重要，歷時語言學只研究個別語言要素的演變，不能構成系統，所以同共時語言學比較起來並不怎麼重要，等等。所有這一切，提供了「語言學研究中較新趨向的理論基礎」 ，對其後許多新學派的建立和發展都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德‧索緒爾的這本書雖然影響很大，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他親手寫定的原著，而是經由他的兩個學生根據當時參加聽課的同學們所做的筆記並參考他本人遺留下來的一些手稿編輯整理而成的，在整理過程中曾刪去了其中不少有關印歐系語言的材料，依照近些年來發現的德‧索緒爾的原稿來看 ，他們在好些地方且曾做過調整和修改。書中有些部分，例如緒論的附錄《音位學原理》，並且是從他於1897年所做關於《音節原理》的講演中撮錄而成的。正如原編者在序言中所說，「德‧索緒爾是一個不斷革新的人」，他在多年的講課中少不了有些前後不很一致之處，而且辭鋒所及，常參雜有若干很巧妙的俏皮話，現在讀起來，有不少章節確實是比較難懂的。儘管這樣，整個說來，這本書在世界語言學發展過程中仍不失是一本繼往開來的重要著作。
這本書從前沒有漢譯本，但是德‧索緒爾的名字在我國並不陌生。許多語言學家在他們的著作或論文中都曾援引過他的某些論點，並加上批判或肯定的意見，但是一般讀者因為沒有看到全書，總覺得不能滿足，至於要研究他的語言學說更是無從著手。這本書的翻譯和出版，就是要滿足同志們的這種要求，但是我們必須提醒讀者，德‧索緒爾在書中提出的各種見解和主張，不能看做語言學中的定論，──看來他本人也從來沒有這種想法──，他的有些辦法，例如廢棄近代語法的內容，而代之以句段關係和聯想關係等等，就連他的嫡系的門徒，如法國的許多語言學家也是沒有接受的。我們必須採取科學的態度，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加以分析批判，從實際出發取其精華做為借鑒，才能對我們起一些啟發和指示的作用，推動我國語言學向前發展。
岑麒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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