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瑪文化：一則短暫而燦爛的文化傳奇

〈序言〉

十四年的文化傳奇　彼得．蓋伊

　　威瑪共和於一九三三年壽終正寢，距今不過三十五年（譯註：本書寫於一九六八年），卻已經成為一則傳奇。它那痛苦而短暫的生命，令人難忘的藝術成就及其悲劇性的死亡──一部分來自謀殺，一部分來自痼疾，另一部分則是來自自殺──在人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雖說有時顯得模糊，卻總是相當燦爛奪目。我們每一提及威瑪，就會聯想到藝術、文學以及思想上的現代化，同時也會聯想到兒子對父親的反叛，達達主義者對藝術的反動，柏林人對粗俗文化的唾棄，自由思想者對保守道德家的鄙夷，我們會想到《三便士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卡里加利醫生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魔山》（The Magic Mountain）、「包浩斯學院」（Bauhaus），以及電影女明星瑪琳．黛德麗。此外，我們會特別想到那些被放逐的人，他們把威瑪文化輸出到全世界各地。

　　在西方文明史上，「放逐」這類事情向來佔有一個相當榮耀的地位，但丁、格老秀斯（Grotius）、貝伊勒（Bayle）、盧梭、海涅以及馬克思等這些人，他們都是放逐之後在異邦完成他們最偉大的作品，他們用既憎恨又渴望的眼光回頭看曾經拒絕他們那屬於自己的家鄉，然後默默寫出曠世傑作。十五世紀初葉，許多拜占庭帝國的希臘學者湧入義大利的城邦，十七世紀末期許多法國的雨格諾（Huguenot）新教徒帶著他們旺盛的精力、豐富的學識、心中的恐懼和受歡迎的技術出走西歐地區，此外，在美國的新英格蘭地區，從蠻荒變成文化，正是由一批批從歐洲來的難民所塑造出來的。但是這些移民現象即使是多麼令人印象深刻，還是比不上一九三三年的年初，納粹政權掌控德國時從那裡湧出的移民熱潮──希特勒所驅趕出來的這批放逐者，可說是世界上極少見的一批具有智識、才華和學問的精英分子。

　　這批令人目眩的放逐者中之佼佼者──愛因斯坦、湯瑪斯．曼（Thomas Mann）、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格羅皮奧斯、格羅茲（George Grosz）、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林哈特（Max Reinhardt）、瓦特（Bruno Walter）、貝克曼（Max Beckmann）、傑格（Werner Jaeger）、柯勒（Wolfgang Ko+..hler）、田立克、凱西勒（Ernst Cassirer）──這些人逼得我們不得不把威瑪看成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它所展現的文化是那麼不受拘束，那麼充滿創意，真真正正的一個黃金時代。的確，威瑪的傳奇正是從「黃金二○年代」的傳奇開始，然而，我們如果過於美化這種圓滿無缺的理想，反而會讓這場威瑪文藝復興的成就顯得平庸無奇，同時也會淡化這些成就所曾經付出的代價。威瑪文化展現的令人興奮之處在於一部分來自它豐富的創造力和實驗，但絕大部分還是來自它的焦慮和恐懼，以及一種命定覆滅的危機感。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這位來自威瑪文化的倖存者，在威瑪共和結束不久前曾公正地指出，未來的人將會把威瑪看成是另一個古代希臘的佩利克力斯黃金時代（Periclean Age）。但是這種榮耀並不是那麼可靠，這好比一場火山口上的舞蹈。威瑪文化是由一群局外人所創造，然後由歷史加以推入局內，就像曇花一現那樣，令人目眩，可惜卻又那麼脆弱而短暫。

　　我預備在本書中整體性去描繪威瑪文化，不夾帶感情用事，當然也不會煽情。我很清楚我在撰寫的是一種論文，我將盡量避免觸及有關政治事件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後果，至於一般通俗文化及教會、家庭、大學、傳播媒體和德國社會的結構等這類一般性體制的團體，我一樣盡量不去觸及，我完全不提科學方面的情況。換句話說，我並未寫出威瑪文藝復興的全部完整歷史，也許有一天我會這樣做。我現在所做的只是把主導威瑪共和那種狂熱現象的一些主題加以綜合起來，並將之並置一處來分析說明，我相信這樣做必更能清晰明白定義出威瑪的真正精神，而這是之前很少人這樣做過的。

　　我在附錄部分附上一篇有關威瑪共和政治歷史的文章，以供不熟悉現代德國歷史的讀者參考，這篇文章當然不具有什麼新意，僅供參考之用而已。至於我所列的書目，都是我在註釋中所引用過的參考資料，其他一些我私下請益並加以簡單評論的參考資料也一併列入這份書目中，我相信如此一來大約可以正確勾勒出我在知性發展上所得到的助益是什麼。在我所談過的歷史學家所詮釋有關威瑪共和的資料當中，我必須提到卡爾．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這個人，我不得不承認他所寫的對我而言，可說最具原創性和啟發性。

　　我曾把這本書的內容節縮成四篇講稿，在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的教育之哲學和策略部門以演講方式發表。我要對這個部門的負責人，也是我的朋友Lawrence A. Cremin深表致謝之意，因為他提供我一個那麼有挑戰性的場合來試驗我的觀念。

譯序

威瑪文化：西方人文精神的再現與延伸

　　威瑪文化是一種人文理念的賣力演出，並努力追求其實現
　　它所代表的是一種活潑創發的現代精神。
　　那些被希特勒驅趕出亡所造成的德國菁英移民潮，
　　帶著威瑪精神散播到世界各地，
　　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移入美國後，在當地開花結果……

　　顧名思義，威瑪文化是德國在一九二○年代之間，威瑪共和時期的特有產物，是一種偉大人文精神的大規模展現，是二十世紀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最獨特且是最燦爛奪目的一環。不過，要了解什麼是威瑪文化，首先必須先弄清楚什麼是威瑪共和。

　　《威瑪文化》一書的作者彼得．蓋伊在本書第一章一開始即開宗明義如此說道：「威瑪共和是一種概念，一種企圖成為現實的概念。」關於這個概念，我們首先必須澄清有關那個時代的德國政治背景。威瑪共和，或者更確切的說，威瑪民主共和政體，產生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之際，國內因而引發一場革命推翻了帝制，同時整個政局陷入一團混亂而人心惶惶之時，這時，在一片慌亂之中由前帝國議會裡最具勢力的社會民主黨倉促宣佈成立一個代議政治模式的民主共和，他們稱之為威瑪共和，這是德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而且還是一個多災多難的短命共和政體，但相對來看，也是德國歷史上在文化方面最為光輝燦爛的一個時期。

　　這個共和的成立，從大體上看實在顯得有點荒謬，在許多人眼中看來，簡直就是莫名其妙，但以當時局勢仔細看，不管未來的局勢怎樣演變──甚至演變到希特勒的法西斯獨裁政權，將德國導向另一場更大災難──這都應該是所有可能的路線當中最好的一個，因為是時由極端左派激進分子羅莎．盧森堡所領導的另一強硬勢力──斯巴達卡斯黨──也正虎視眈眈，準備奪取政權，宣佈成立以蘇聯為模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政府，結果不幸慢了一步。我們從今天以冷靜眼光回頭看，不妨設想一種情況，如果當年盧森堡得逞（和蘇聯一樣，一場血腥內戰勢難避免），順利將德國推向共產獨裁政權的道路，那麼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歐洲當代歷史必然全面改寫。歷史的演變有時很微妙，在眾多決定性人為因素中，常常又會免不了夾帶命定的宿命因素，左右一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這真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幾個月後盧森堡和她的同夥李伯奈希特雙雙被刺身亡，這位號稱是一代女傑的盧森堡小姐來不及看到二次世界戰後東德共黨政權的成立，但她似乎應沒什麼好遺憾，因為這個政權在四十年後的一九八○年代末尾，竟會由於她始料未及的腐敗墮落和不符合人性等因素而告終結。

　　蓋伊教授在他這本《威瑪文化》裡頭的第一章，以充滿創意的方式把標題名稱設定為「誕生的創傷」，就當時實際情況看，不但剴切中肯，而且簡直就是意味深長至極，真再也找不到比「誕生的創傷」這樣一個弗洛依德味道那麼濃厚的精神分析術語，更能貼切形容威瑪共和初創立之時的那種尷尬處境了。的確不錯，威瑪共和正是帶著渾身的創傷來到這個世上，它並不受歡迎，可又不能缺少，渾身是醫不好的傷，可又一時死不了，這樣子活著真是有夠難堪的了。威瑪共和的誕生創傷主要來自三方面，首先是必須承擔由舊帝國遺留下來的沈 ~ #Ue048痼疾，這包括頑固顢頇的舊官僚體系和難以扭轉的保守退化觀念，尤以後者最難，這些都不是短時間能解決的問題。

　　其次，新的共和必須應付戰後國內經濟崩潰和社會動盪不安的紛亂局面，同時還要處理各政黨派系之間的傾軋和紛爭，當時政治暗殺和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用「疲於奔命」四個字來形容當時的威瑪共和政府實在一點都不為過，因此其內閣從未有過一天真正順利運作過。想想看，為期才十四年又零三個月的共和期間，一共換了十七個內閣，一九二三年大通貨膨脹期間甚至有一年之內換四次內閣的紀錄，這樣一個政權美其名曰民主，卻形同兒戲，不會活活被自己搞垮才真是怪事，許多人忍不住納悶，它終究還真支撐了十四年多之久，毋寧也是怪事一樁。仔細想來，一個一出生即是個畸形兒的怪胎，身上創傷累累，如何期待它會活得健康順利呢？

　　最後一點，威瑪共和更為嚴重的一個誕生創傷則是來自國外的壓力，那就是《凡爾賽和約》所帶來的打擊，這個條約幾乎要把德國活活勒死，但任何一個有理性的德國人都很清楚，在當時那樣惡劣處境之下，接受這個和約才是唯一上策，因此，共和政府從一開始即主張以理性妥協姿態接受這個在右翼黨派眼中是個「喪權辱國」的條約。這個和約的確不好玩，除割地賠款之外（割地方面，必須歸還一八七○年普法戰爭時贏來的洛林和亞爾薩斯兩省給法國，另外還須割讓一部分土地給波蘭和比利時。賠款方面，數目之龐大，以分期付款方式必須付到一九八八年），最大的屈辱主要還是在於對日耳曼民族自尊心的重大打擊，和約中特別載明德國人全是不可饒恕的「罪犯」，這個消息傳回國內時，全民暴跳如雷，但是，打了大敗仗，除了任人宰割，又能怎麼樣呢？就是因為這紙致命的和約，迫使許多人紛紛倒向標榜民族主義的右翼黨派，其中以希特勒的國社黨最得人心，威瑪共和最後會死在希特勒手裡，真是一點都沒什麼好奇怪。

　　右翼人士對共和政府的不滿於一九二三年的大通貨膨脹這年全面爆發開來，該年十一月八日夜裡，希特勒利用威瑪共和成立五週年紀念日前夕，於慕尼黑發動叛變，但很快即被敉平，希特勒以一級叛亂罪名被起訴，但最後卻只以污衊共和罪名定案，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後來不知又基於什麼緣故，竟只關了八個月的監禁就放了出來，他那本有名的《我的奮鬥》一書即是寫於這段被囚禁期間，他在出獄之後聲名大噪，搖身一變成為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要角。然而，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大家還是認為這號人物頂多只是個愛鬧事的小混混罷了，是嗎？這必須等上好幾年才證實大家都錯了，而錯誤的代價是，大家再一次攜手奔向另一次更大的災難。

　　這是威瑪文化的產生背景，所謂的威瑪文化正是德國威瑪共和這段多災多難期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的輝煌產物，我們用「輝煌」兩個字來形容威瑪文化的成就並不誇張，因為威瑪文化正如同威瑪共和，所代表的正是一種難以實現的概念，而這種概念乃是一種高水平人文主義精神的化身，其最大特徵無疑是驚人的活潑創造能力的大幅度展現。如果說威瑪共和所代表的是一種理性的政治運作方式的典範，是一種概念的實現，那麼，威瑪文化無疑指的正是一種指向未來的充滿創新精神的創造理念之抒發。我們今天談到那歷久彌新的現代主義運動時，都忍不住要回頭望向二十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那段以威瑪文化為核心的所謂「黃金的二○年代」，這確然是一段令人嚮往懷念的年代，騷亂不安，同時卻又意氣風發。

　　在文學上，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湯瑪斯．曼的《魔山》，一本令人敬服的當代小說中的偉大傑作，還有詩人里爾克的散文體小說《馬爾泰手記》和詩集《杜英諾哀歌》，以及布萊希特的《三便士歌劇》……等等。電影上有大家所熟悉的表現主義偉大經典《卡里加利醫生的小屋》，更不要說鼎鼎大名的佛立茲．朗和以《吸血鬼》一片聞名於世的莫瑙了，這算得上是世界電影史上少有的一段黃金時期。劇場方面更是表現主義的大本營，可說名家輩出，熱鬧非凡，除布萊希特之外，較有名的尚有魏德金和楚克梅爾，他們都留下多齣傳世傑作，形成為現代西方戲劇史上在表現風格方面極特殊傑出的一群。這個時期的德國戲劇和電影，真可說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把表現主義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整體看來，表現主義可說左右了這個時期德國在電影、劇戲、繪畫，甚至建築等藝術方面的表現風格，不只是獨樹一幟，就其創新的意圖而言，簡直就是走在前衛和現代主義的前端，有人說，威瑪文化所代表的真正精神，簡單講就是現代化，這真是一句再貼切不過的評語。

　　另外在音樂方面有荀白克的十二音階試驗的前衛音樂，繪畫方面有康丁斯基著名的幾何圖式抽象畫，他所寫理論更是被許多前衛畫家捧為圭臬。建築方面則有格羅皮奧斯所創立赫赫有名的俗稱為「建築屋」（Das Bauhaus）的包浩斯學院，這個學院可說是威瑪共和時期培育有關藝術創作方面人材的重鎮。同時之間，在思想和科學方面他們有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當然更不要說韋伯那具有宏觀視野和啟發性的社會學思想了。最後一項，值得特別在此一提的，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西方世界思想領域產生廣大迴響的法蘭克福學派，這個學派正是創立於威瑪共和的黃金二○年代期間，這批人如阿多諾、班雅明及馬庫色等思想敏捷的才智之士，他們在當代文化和社會方面的精彩批評理論，其所展現的影響力並不在當時，卻必須等到後來希特勒時代結束之後，才在整個西方世界蔓延開來。

　　最後有關威瑪文化的論調，有一點觀念我們似有必要趁此順便加以補充說明，事實上此一論點蓋伊教授已經在本書中詳細論及，我只是想藉此再加以強調一番而已。我想說的是，從歷史眼光看，威瑪文化是一種人文理念的賣力演出並努力追求其實現，同時也是西方人文精神的再現和延伸，比如這中間即包含有對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代人文精神及啟蒙時代理性觀念的追求，因此，這股文化風潮絕不會是無中生有，並不是在威瑪時代才突然冒頭，而且也絕不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後，也就是威瑪共和壽終正寢之際，即告完全終止。蓋伊教授在本書中不遺餘力努力尋找許多例證，旨在強調：威瑪文化誕生於威瑪共和之前。威廉二世統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雖說保守頑固，卻不是沒有現代精神的萌發，事實上它早就暗中為威瑪共和奠立了許多前進風格的基礎，這包括文學藝術的創作，還有政治、社會及哲學方面的思想，我們可以這樣說，沒有世紀初《布頓柏魯克世家》和戰前《魂斷威尼斯》的湯瑪斯．曼，就不會有一九二四年《魔山》的湯瑪斯．曼，同樣道理，沒有胡塞爾的《現象學》在先，也就不會有一九二七年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這些威瑪時代的燦爛成就，都是從前一代一點一滴累積之後延續而來，蓋伊教授有一句話說得真好：「事實上威瑪共和並未真正創造什麼，它只不過把本來已經存在的加以解放開來而已。」

　　威瑪文化在希特勒上台之後完全結束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希特勒上台之後的野蠻主義風格立時趕走了一大批威瑪時代活蹦亂跳的菁英分子，造成了西方世界歷史上少有的「菁英移民風潮」，比如大家熟知的湯瑪斯．曼和愛因斯坦的移民美國，布萊希特的避居瑞典，班雅明逃入法國，最後不幸以自殺終場，整個法克福學派全移入美國並在那裡開花結果。當時成千上萬的德國菁英分子帶著威瑪精神散佈在全世界各地，威瑪文化的精髓從未消逝，即使到了今天，威瑪不但未死，甚至已經形成為一種堅定概念，好比啟蒙運動時代所標榜的理性，威瑪所代表的是活潑創造力此一精神的發揚光大，換個角度看，也正是一種高超人文理念的化身，而這正是今天西方文化之精髓所在。

　　蓋伊教授這本有關威瑪文化的書最早出版於一九六八年，到了二○○一年發行諾頓平裝本，我目前所迻譯的即是根據這個最新版本，作者除了為新版本增添一篇序文之外，整本書並未作任何更動。就原先最早的版本看，事隔三十幾年之後的今天看這本書，我發現作者的許多觀念仍相當新穎可貴，甚至可說是歷久彌新。乍看這像是一本歷史和文化的評論著作，但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乃在於，作者同時提出一套弗洛依德式精神分析的詮釋風格去探索這段歷史和這股文化的耐人尋味現象，這從書中所設定如「誕生的創傷」、「兒子的反叛」和「父親的復仇」等章節標題及其行文內容即可看出，也許有故弄玄虛之嫌，但仔細閱讀之餘，倒覺這毋寧是一種帶有相當創意的寫作風格，因為作者大多皆能自圓其說，且言之成理。

　　個人向來對德國現代文學和文化極有興趣，迻譯這本書於我而言可說是樂趣無窮，而其中之至大收穫反而不是歷史和文化方面知識的吸收，主要還是在於增長看事情和評判事情的視野，是為譯序，特以誌之。

　　二○○三年五月中旬識於逢甲大學外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