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端的帳棚

導讀
詹宏志
雲端的帳篷

．遙遠的女性登山路

　　即使已經到了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前夕(也僅僅是三十年前)，令人驚訝的，女性登山者的地位竟然還十分低落(儘管她們已經成就非凡，而且其他領域的女權也已經十分完備)，她們仍然飽受著輕忽和歧視。

　　當代偉大的美國女登山家艾蓮．布倫(Arlene Blum, 1945-)就曾經回憶說，她在1969年試圖申請參加美國攀登阿拉斯加最高峰、也是北美洲最高峰的丹納里峰(Denali)探險隊時，男性領隊告訴她，參加探險隊的女性隊員最高只能留在登頂基地營(base camp)裡幫忙煮飯，不能參加攻頂的行動，他的理由是女性登山者不具備高峰探險的身體強度和情緒穩定度。聞訊氣結而失望的艾蓮．布倫，那時候還不曾讀過<雲端的帳篷>(Tents in the Clouds, 1956)這本經典之作，多年之後她懊惱地說，「真希望當時我能告訴那位領隊有關<雲端的帳篷>書裡的那些女登山家的故事。」

　　這樣的歧視在她的生涯發生過不只一次，艾蓮．布倫另一次申請參加阿富汗的高山探險隊，她以為自己豐富的高峰經驗應該是夠格得綽綽有餘了，但是領隊還是回絕了她，這一次的理由是：「在一無遮蔽的高山雪地，九個大男人和一位女性恐怕不太方便。」這次拒絕再次讓布倫與重要的探險登山行動失之交臂。既然嘴上的說理辯論說服不了歧視者，勇敢而能幹的艾蓮．布倫只好用實際行動來反駁男性登山世界的歧視，她在1970年就自行組織全部是女性團員的丹納里峰探險隊，成功完成破記錄的登頂壯舉，把許多驕傲的男性登山家沙豬都比下去，也證明過去提給她的理由完全是無稽之談。

　　但即使如此，艾蓮．布倫還要繼續奮鬥許多年，她還要籌組許多更加艱難的女性登山隊的探險行動，包括1978年她完成被很多人視為女性不可能攀登的安納普納山的攀登(Annapurna，很多登山名家都認為，安納普納山比起喜瑪拉雅山更困難攀登，而當時美國還沒有任何男性登山隊能夠成功登上這座高度超過八千公尺的安納普納峰)，最後充滿男性偏見的國際登山界才慢慢接受這個事實，技藝成熟的女性登山家在任何目標面前，成績都不遜於男性，而對極端環境的探險能力與團隊表現，女性缺少的顯然只是公平的機會，而不是其他體力、情緒或其他條件。

　　順便一堤，如果你對艾蓮．布倫自己的英勇的登山事蹟有興趣(她是一位生物化學博士)，那你應該去找她自己在1980年寫的<安納普納峰：一個女人的地方>(Annapurna: A Woman’s Place)一書來讀，那也已經成為登山書寫的經典了，更是對所有後來女性登山者先知般的曠野呼聲；或者你願意先試試瀏覽她的個人網站www.arleneblum.com，看看她的生平事蹟、出版作品與參考資料，甚至你可以在網上報名參加由她本人提供並親授的領導課程呢。

　　女性完成的突破性行動本身就是其他女性後繼者的號召和啟發，艾蓮．布倫提到的<雲端的帳篷>一書，正是一部足以激勵所有女性的前衛旅行經典與登山經典，可惜因緣不湊巧失落在時間膠囊裡，使得書中三位形象鮮明的勇敢女性遮蔽在歷史塵灰之中，很多人無緣相識。艾蓮．布倫後來為絕版多年的<雲端的帳篷>的新版寫序，一方面重新將它介紹給世人，一方面也積極主張，「在高峰絕頂之上的離世美景，以及通過團隊同心完成目標的滿足」，女性同胞應該不要錯過這樣的經驗，也不該被剝奪這樣的權利。布倫相信，<雲端的帳篷>將會鼓舞未來無數的女性，重新去尋求不可能的挑戰與無止境的冒險，讓她們想憑女性自己的力量，站立在雲端之上。

．搭起了雲端的帳篷

　　但我這裡一直提到的《雲端的帳蓬》究竟是怎樣的一本書，它又到底是關乎什麼樣的故事？簡單地說，那是1955年三位英國女子在無人涉足的喜瑪拉雅山區的一段傳奇探險故事，她們原本無赫赫聲名，既無大型探險隊的後援，更無國家或大型企業的資助金援，僅憑興趣、熱情、詳實計畫和堅毅個性，征服了位於喜瑪拉雅山區的求嘉喜瑪(Jugal Himal)一帶無人探訪的高山與冰河，並成功登上當時尚未命名的蓋爾金峰(Gyalgen Peak)，事實上，蓋爾金峰就是這三位女性以她們的尼泊爾高雪巴人(Sherpa)嚮導明格瑪．蓋爾金(Mingma Gyalgen)的名字為紀念而訂名的。

　　這三位勇敢開朗的英國女子分別是莫妮卡．傑克森(Monica Jackson)、伊莉莎白．史塔克(Elizabeth Stark)、以及艾芙蓮．卡姆拉斯(Evelyn Camrass)；莫妮卡當時是一位記者兼家庭主婦，後來成了一位人類學家，伊莉莎白是一位語言治療師兼學者，艾芙連則是一位醫生，她們都是受很好教育的女性知識份子，熱愛登山與戶外活動，身體健朗，個性堅毅活潑，儘管她們創造了歷史，她們目前也都還健在。

　　時間正好發生在史上第一支男性喜瑪拉雅登山隊成功登頂後的兩年，1953年由英國登山家約翰．杭特爵士(Sir John Hunt)領軍的喜瑪拉雅登山隊，成功地送上紐西蘭籍隊員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雪巴人嚮導丹增．諾蓋伊(Tenzing Norgay)到達頂峰，完成了人類第一個登上地球第三極(the third pole)的行動，按照探險史家們的看法，這也是人類探險史的終結，在這次行動之後，地球上再沒有重要的探險目標可以讓勇敢的探險家追逐了(後來我們當然知道，這也是一種錯誤的偏見)。

　　1953年人類登上喜瑪拉雅頂峰的消息傳來，振奮了這幾位英國的業餘女性登山愛好者，她們或者是家庭主婦或者是平凡的職業婦女，她們也沒有顯赫的登山經歷，她們彼此相互激勵說，「我們也要去喜瑪拉雅山。」但她們想的並不是要重覆做一次登頂的行動，而是想到求嘉喜瑪山區那一大片地圖上的空白，諸多山峰尚未被攀登，諸多地形尚未被踏勘，諸多地區尚未被描繪，她們可以做自己的前驅，做前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不曾做到的事。

　　當然從一開始籌備，就有無數的困難阻撓，但她們樂觀開朗的個性，倒也讓她們逢凶化吉，一一解決。三位英國女性又有英國工程師般準確的策劃能力，這對她們後來山區旅行的成功有著極大的關鍵作用。我不在這裡重述她們的實際冒險行動，書裡頭都已有記述。總之，那是一樁行動者的壯舉，而伴隨英雄行動的場景更是壯麗非凡，她們的行動跨越廣大的山區與冰河，爬過的七千公尺以上的高峰也有多座，那是難得一見的登山行動。

　　但《雲端的帳篷》的敘述風格，平淡直陳，帶點自嘲的幽默，常常讓我想起比莫妮卡．傑克森早一世代、寫《戈壁沙漠》 (The Gobi Desert, 1942)的另外一個女性旅行家三人組，《戈壁沙漠》的寫作風格也是如此，艱困歷險並未被描繪成驚險刺激，反而是樂觀、謙遜與幽默，同樣有著一種赤子之心洋溢於書葉之中。我常覺得記錄莫妮卡．傑克森、伊莉莎白．史塔克、以及艾芙蓮．卡姆拉斯三人偉大行動的《雲端的帳蓬》，活脫脫幾乎就是《戈壁沙漠》的高山版，都是含蓄而耐人咀嚼的經典。

　　莫妮卡．傑克遜三人從平凡的生活中來，更難能可貴的是，當她們創下紀錄、寫下歷史，她們又默默地回到平凡生活去。她們並沒有活在光輝之中，她們繼續回去做她們的家庭主婦與職業婦女。她們創造世界驚人的一頁，對她們而言卻只是充實自己生命的一場追尋，她們沒有眷戀，再度回到自己的生命軌跡，一切彷彿不曾發生，只留下一部謙遜含蓄的經典，激勵來茲。這種懷抱，和潔白沈默的喜瑪拉雅山脈一樣，既高大也悠遠，令人景仰。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旅行與探險經典>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