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

　　本書源起於2002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羅梅君策劃舉辦之「Women in Republican China」國際會議。由於中國史的社會性別研究，向來集中在與婦女相關的課題上，例如婚姻家庭、子女、纏足、性、人口發展，卻鮮少涉獵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等男性領域的歷史，因此，值得以社會性別的角度去發掘與探究這些尚待填補的部分。本書收錄的論文，橫跨了一九四九年前後兩個共和政權下的女性歷史，並涉及知識界、政治界、金融界、宗教界、政黨、報刊雜誌、商業廣告、近代小說以及漫畫，這原屬男性領域或由男性主導的區塊。

　　新時代來臨後，共和時代的女性，在論述中或現實情境裡受到的關注，更加多元，除了品貌、才德之外，還包括她們能否搭上新時代的列車，是否可以和現代性、西方文明、科學、商業廣告、民族主義、自主婚姻、女權主義這些流行話語或現象相互扣合，並且與男性一起建構新中國。這些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當女性要跨越性別秩序時，男性充滿不安，但在男性矛盾、游移的隙縫中，有的女性從客體轉為主體，儘管這其中有不少是經過妥協和退讓，女性仍為自己闖出一片天。

作者簡介

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歷史系教授。
顧德琳（Gotelind M?ller），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
柯臨清（Christina Gilmartin），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教授。
史明（Nicola Spakowski），德國不來梅國際大學歷史系教授。
李木蘭（Louise Edwards），澳洲雪梨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教授。
白露（Tani Barlow），美國華盛頓大學婦女學系教授。
梅嘉樂（Barbara Mittler），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
顧德曼（Bryna Goodman），美國俄勒岡大學歷史系教授。
游鑑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臧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水鏡君，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瑪利亞．雅紹克（Maria Jaschok），英國牛津大學國際發展學學院國際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楊海倫（Helen Praeger Young），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共十三位世界各地婦女史研究的學者。

導 論：有所需求？

2002年10月，在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羅梅君 (Mechthild Leutner) 的策劃下，舉辦 “Women in Republican China” 國際會議；2005年，羅梅君和史明 (Nicola Spakowski) 結集18篇論文，出版了 Women in China：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專書。會議期間，我曾建議出版中文譯本，讓更多華語世界的研究同好，分享我們的研究，這項建議，獲得多數學者同意。由於我們無法提供翻譯經費和人力，再加上，不少學者忙於各自研究，因此，近5年間，我們只收到10篇譯文和兩篇中文原稿，其中，柯臨清(Christina Gilmartin)、梅嘉樂 (Barbara Mittler) 的譯文原作，不是出自 Women in China：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但與這本書有很大的相關性，我們一併收入。本書收錄的論文，多以1949年之前為研究斷限，也有論文廣及至1949年之後，因此，以《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做為中文版的書名。

在這本書中，唯一討論性別史理論和方法論的是羅梅君，她從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觀察1970到1990年代，婦女與社會性別這兩個概念在分析民國史中的情形，並以兩個民國歷史的主流研究為例，提出主流研究何以和性別研究無法整合的因素，以及如何解決的建議。值得注意的是，羅梅君發現，目前中國史的社會性別研究，集中在與婦女相關的課題上，例如婚姻家庭、子女、纏足、性、人口發展，卻鮮少涉獵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等男性領域的歷史，因此，她提醒我們去追問：在民國時期的歷史描述或所謂非社會性別描述中，普遍的社會性別建構的作用和結果是甚麼？中國與西方的話語是否有區別？以及分析集體記憶時，參與者和觀察者應如何運用社會性別？

本書學者的研究正回應羅梅君所拋出的問題。在性別政治這部分，顧德琳 (Gotelind Müller) 試圖在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言論和社會實踐中，尋找女性觀點和性別論述的關係，但她認為，與中國的其他政治思想相較，無政府主義雖是中國第一批女性主義者，惜能見度較高的，只有何震這位女作家；無政府主義的其他女性雖然參與社會活動，曝光率卻相當低，不僅低過西方和日本無政府主義的女性成員，也不及中國共產黨的女性黨員。顧德琳批評，無政府主義者固然持續女性主義論述，然而在男性主導下，不曾實際改革性別關係。

中國共產黨雖然帶給婦女許多實質上的改變，但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這個政黨本質上是由男性主導，因此，當性別改革挑戰主流文化時，中共的核心組織能視若無睹嗎？針對這個問題，柯臨清 (Christina K. Gilmartin) 從共產黨早期的組織進行分析，柯臨清表示，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不少男性黨員提出解放女性的言論，為了實踐他們的信念，有人還挑戰傳統婚姻，這種積極改變傳統性別關係的行動，讓一些女性視中共為創造新性別角色的避難所；然而，當他們成為核心人物之後，建立的是父權制的政治組織，以為男性是婦女問題的最後闡釋者。不可思議的是，面對黨的父權結構，女性黨員不但沒有去挑戰它，反而把會阻礙她們政治活動的母性概念神聖化，而且是在男性能容忍的程度下參與決策。柯臨清還強調，父權的性別制度在中共的黨內政治被重新建構，直到現在依舊運作著。

史明 (Nicola Spakowski)則以1930 年代到1945 年中共婦女的軍事參與為例，觀察中共的性別政治。她注意到不同階層女性參加革命的動機，以及不同時期軍事動員的問題。她指出，蘇區時期，不少農村婦女參加革命，雖然軍事動員採社會性別的分工概念，這群婦女對軍隊分派給她們的輔助性任務，沒有抱怨。1934-1937年的長征時期，女性的特殊作用在游擊戰中變得重要，但在以男性為主體的撤退行動中，中共以紀律和體質為理由，把一些女性排斥在外，甚至要她們拋棄新生兒。抗戰時期，不少城市女性參與中共的軍事活動，和農村女性不同的是，她們是為了愛國而加入中共，因此，她們提出「戰鬥的權利」問題，儘管上級無法接受她們的主張，但矛盾的社會性別政策，卻讓這群女性有機會超越既定的性別角色。因此，史明認為排斥和吸納這單一模式，是無法運用在中共的女性軍事動員上。

李木蘭 (Louise Edwards) 則提出與前三人不完全相同的觀點，她從比較史的觀點發現，中國婦女參政的過程，與全世界各地大體一致，不過，中國獨特的社會和政治原因，造成反對婦女參政的理由比較沒有效力。李木蘭表示，中國婦女參政運動的目的，不是向男性奪取權力，而是在使國家現代化，這種既「傳統」又非常「現代」的表現方式，讓她們獲得改革派的支持；即使保守派反對婦女參政，終敵不過多數人對政治現代化的期待，因為婦女的參政正符合這項期待。李木蘭還進一步指出，相較於其他國家，中國婦女參政運動的時間不僅相對較短，1946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還提供婦女10％的保障席位，國民黨退守台灣後，也不曾更動這項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