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大地寫家書:李喬

『文學就該在人生中的大愛與大恨中產生！』
李喬，70年代臺灣文學重量級作家。

　　◎長久以來，躍動、不安的心靈，終於在臺灣悲情的土地上，找到安頓身心的地方。

　　◎寫作，也是李喬探索人間，為痛苦生命尋求解救的方式。李喬為他的心靈找尋出口，將生命從黑暗的深淵解救出來，而寫作就是那個『出口』、那個解救的力量。構思情節、將內心思考具像化的書寫過程，乃成為李喬釐清生命困惑、袪卻內心黝暗情結的自療過程。

　　以長篇小說《寒夜三部曲》奠下文學地位的小說家李喬，出生在苗栗山村。父親受政治壓迫逃亡，端賴母親忍辱養家，他體弱多病，多次徘徊生死邊緣。

　　入伍期間開始創作，以台灣歷史為寫作軸線，橫跨多元族群，汲取生活的經驗、進行田野調查成為創作材料，發表過二百多篇長短篇小說，獲得第十屆國家文藝獎。本書剖析前輩作家文學心靈的吉光片羽，追溯其創作地圖的源頭。

作者簡介

許素蘭

　　1953年生，台南市人。成功大學中國文學學士，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碩士。現任靜宜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著有：《昔日之境 ── 許素蘭文學評論集》；散文、評論合集《文學與心靈對話》。

《寒夜三部曲》奠定文學史地位

1981年12月，遠景出版社出版李喬「生平最重要的一部書」──《寒夜三部曲》。
《寒夜三部曲》的前身，就是1975年開學以後，一直擱置的「大長篇」，其最早的小說意象，來自浮現於李喬腦海中的兩幅圖像：

一是一群失去工作園地的長工，為了生計，攜妻帶子往深山開墾；第二項構圖是在1942到1945年間，有一批多達五萬人的台灣人，為日本人到南洋群島充當軍伕、勞役。當時出現的景象是，一群在生死線上掙扎的人由呂宋南端往北端跑，也就是一幅逃亡的過程。（2008年6月李喬口述）

貫串這兩幅圖像的，正是從清領末期到日治結束前夕，60多年的台灣歷史。當時，李喬雖有意以這段歷史為小說題材，卻也還沒有具體、鮮明的主題設計；1975年暑假，他一邊閱讀文獻史料，一邊動筆寫作，寫到先民深山開墾的情景，筆端還帶著浪漫的「牧歌」況味。

後來史料閱讀越多，在讀到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發行的一百本關於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的叢書時，其中一本有關台灣土地問題的史料，深深撼動李喬的心靈，李喬直覺那就是他要的東西，於是決定放棄已寫就的三、四萬字，重寫《寒夜三部曲》，並將第一部的主題，定調在「人與土地」的關係上，只是當時李喬仍苦於不知如何將那有如瀚海的史料文獻，化為文學內涵，直到有了寫作《結義西來庵》的經驗，李喬才恍然體悟要領。

1977年初夏，李喬重新起筆寫作《寒夜三部曲》。

一旦決定重寫《寒夜三部曲》，李喬即全神貫注投入寫作中，心無他鶩。

寫作《寒夜三部曲》期間，孩子們當然還是不能進入李喬的書房，偶而經過書房，偷瞄一下，愕然發現爸爸的書房「很可怕」，整個房間到處都是書，牆上則掛滿資料，有時還延展到天花板，讓他們覺得爸爸的書房很像「墳墓」。

回憶這段爸爸寫《寒夜三部曲》的歲月，兒子說：那時候他們隱隱約約感覺好像有什麼重要的事正在發生，他們發現爸爸變得比較沉靜、比較溫和了，不像以前那般管教嚴厲。

李喬自己則訂了許多「寫作中注意事項」，其中包括「小病、不適速即處理，不得停工」。

全書即將完成的1980年暑假，李喬更且離開苗栗，一個人住在台北景美朋友家，名義上是替出國的朋友看家，其實是把自己「關起來」專心寫作。

1980年入秋，100萬字左右，以蕃仔林墾民三代人的故事，寓寫臺灣人自清領末期，以至於日治結束，5、60年間，奮鬥、抗爭、求生存之血淚歷史的《寒夜三部曲》全部完稿。

第一部《寒夜》，以台灣割讓日本前後的1890到1896年間為背景，敘寫彭阿強等，第一代蕃仔林墾民，克服各種天災，以及地主與官府「大租」、「小租」層層剝削和欺壓，在艱難中求生存的血淚歷史。

「李喬以蕃仔林居民想盡辦法，依然無法擁有自己辛苦開墾的土地的故事情節，表現『土地是生存的依據，也是痛苦的根源』的小說主題，也表現早期台灣漢人移民，和土地共生共存、卑微而莊嚴的拓荒精神。

尤其是透過彭阿強勤奮務實，為開墾山園、護衛土地而捨生忘死的身影，更是鮮明地描繪出雙腳穩穩踏在土地上，生命與土地緊緊相連，將腳下土地視為安身立命之處的移民典型」（許素蘭，2006.12）。

第二部《荒村》，主要敘寫日治之初，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行動、日軍的鎮壓屠殺，以至於1920年代，台灣「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等團體主導的社會運動與農民運動，藉著主角劉阿漢及其兒子劉明鼎參與運動的過程，試圖撥開歷史謎霧，還原日治時期反抗運動的歷史面貌。

主角劉阿漢之所以參與農民運動，一開始並非基於不願被異族統治的「民族意識」，而是基於農民生存之資──「土地」被奪，人民為了生存、為了取回土地，不得不起而反抗的「土地意識」，是「為生存而反抗」，非「為反抗而反抗」。

劉阿漢「為生活，為生存，就像一隻餓極的猴子，誰搶奪牠裹腹活命的蕃薯，牠就舞爪抗拒一樣」（《荒村》，頁12），和彭阿強在辛苦拓墾的土地即將被奪、傷心、無助，轉為極度憤怒之際，「身子化成一隻飢餓的台灣山豹，化成一團恨火怒火」（《寒夜》，頁435），以牙齒咬斷地主葉阿添的脖子，同樣都是被欺壓的人民，出於生存本能的自然行為。

第三部《孤燈》，以兩條情節主線，分別敘寫太平洋戰爭期間，蕃仔林居民貧窮、飢餓的苦況，以及被徵調至南洋作戰的台灣青年劉明基，出征、逃亡、返鄉的生命行程。

《孤燈》所描寫，蕃仔林戰爭期間的生活情況，大都分別以短篇的形式，出現在短篇《山女》集中，這些零散的短篇，經過刪修、編整，到了《孤燈》，更能呈現戰爭陰影下，蕃仔林苦難的生活圖像與時代面貌。

主角劉明基為劉阿漢的屘子，出生於日治中期，受過日本教育，對日本殖民者，懷著又敬（畏）又恨的複雜心理。

藉由出征南洋，以至於逃亡的過程，劉明基面對面地，從「個別性」與「群體性」的角度，觀察了「台灣人」之為「台灣人」的特質，以及「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差異；艱難、危險的逃亡歷程，對於殖民地青年劉明基，同時也是重構他的「日本經驗」，釐清他對日本的愛恨糾葛、自我定位、建構族群尊榮的「解殖民」過程。

《孤燈》是台灣文學作品中，少數以太平洋戰爭為題材的小說作品，李喬寫作《孤燈》，即有為日治時代埋骨異鄉、未得撫慰的「台籍日本兵」招魂的意味。

李喬雖未親身參與太平洋戰爭，但是為了寫作《孤燈》，至少請教了三十位以上的人士，更有參與菲律賓戰役的倖存者，提供實際逃亡的經驗，小說中劉明基逃亡過程所發生的許多情節，李喬說：「絕非『作家』任何『想像力』所能為的」（李喬，《孤燈》後記）。

《寒夜三部曲》出版之後，其以寫實手法，再現台灣歷史，描繪台灣漢人墾民為生存而奮鬥、人與土地的苦戀，以及故鄉認同之建構過程的歷史書寫，深獲文學界重視與肯定，1982年，李喬以此獲得「吳三連文學獎」。

評論家彭瑞金認為《寒夜三部曲》賦予台灣「『歷史素材小說』新的意義，並將之推向新的境界」；「是五十年間台灣土地變貌的縮影，更是先民的土地愛戀史」（彭瑞金，1983.12）。

新世代的評論家楊照則從「文學與教育」的立場，認為：「《寒夜三部曲》在戒嚴時代就不只是一部小說，還是一本教育了一整代新覺醒本土主義者的重要教科書」（楊照，1995.6）。

齊邦媛教授以1949年之後的新移民身分，透過《寒夜三部曲》，「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真正台灣的面貌」，她說：「百年前先民墾植生根的艱苦，史料翔實，我尚未見有人用這樣時而凜烈，時而溫柔的抒情文體寫過，其中尤以人物的刻劃最為動人」（齊邦媛，2001.7a）；「《寒夜三部曲》中描繪山川之處甚多，都似寫給大地母親的一封封家書，家書中思戀之淒苦，令人淚水潸潸而下」（齊邦媛，1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