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商務印書館─中國圖書館發展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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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近年來對商務印書館的諸多研究中，唯一專注於探討商務印書館在圖書館事業的歷程、內涵、成果與影響的專書。

　　成立達一百多年的商務印書館，由一私人的印刷作坊起家，卻在中國清末民初及近代的文化發展歷史上，締造許多令人驚異的成就與紀錄。它是中國近代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的民營出版機構，它的出版成就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重要組成；而它對企業的經營方式，也是中國近代大型企業的楷模；它對中國近代圖書出版文化範式的建立，也是主導者。

　　本書一方面探討商務印書館內部舉辦的圖書館事業—涵芬樓和東方圖書館，另一方面討論商務印書館對外推動全國圖書館事業的各項努力，包括出版圖書館學專業書刊、訂定館藏組織規範、培育圖書館人才等；前者顯示商務印書館主事者對圖書館事業的觀念從傳統到現代的演進過程，後者則凸顯商務印書館在中國圖書館發展史上的獨特角色，兩者都充分顯示商務印書館在商業利益之外重視文化與社會責任的經營理念。

作者簡介

蔡佩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碩士，曾於國立空中大學、中原大學擔任講師，任職於國立中央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編輯，現為國家圖書館編審。

序

國家圖書館館長
顧敏

　　商務印書館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成就與貢獻，是無庸置疑的。它的發展觸角除了一般我們熟知的出版事業之外，對於其他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是近年來許多研究商務印書館早年歷史者，爭相探究的對象。研究者經由不同的視角觀察，檢視商務印書館諸多豐碩且開風氣之先的成就，更能展現出商務印書館此一原崛起於民間的平凡小出版社，在19世紀20世紀初，東、西方文明劇烈擊與交融再生的風雲際會年代，竟造就出如此多元文化價值的可貴與不易。

　　本書是由圖書館史的觀點，透過對商務印書館自1897年創立以來的發展歷史，來探討它與中國近代由傳統藏書樓到新式圖書館事業發展，兩者之間綿密的互動與關聯。近代公共圖書館運動與全民社會運動提供了自學教育和意識覺醒的素養機會。圖書館運動和啟迪民智直接相關，在那個大時代的背景之下，商務印書館的先賢們，的確做了一些民族文化新教育的千秋大事。

　　我們追溯這段歷史，知道由早年僅供內部職工編輯書刊參考用的「編譯所圖書室」，演變成為以保存國家文化為使命，致力於蒐藏由藏書家散出古籍與地方志的「涵芬樓」，再進一步擴充成為當時全國最大規模的公共圖書館--「東方圖書館」。這些看似屬於商務印書館內部的發展遞嬗，恰與清朝末年以來，從傳統藏書樓到新式圖書館的發展軌跡相互驗證，而商務印書館在圖書館事業的成就，又成為此一時期發展軌跡具體實踐的最佳範例，例如「四角號碼」排序法、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但就另一層面而言，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諸多內涵與成就，又何嘗不是商務印書館在此一時代擔任重要推手，所造就所激盪而來的！

　　商務印書館在經營圖書館時所採行的諸多作法與規範，如開放供眾閱覽、採購兼顧文化保存及一般民眾所需之中外圖籍、推動並參與圖書館專業人員養成教育、採行新式圖書館管理制度(書刊開架制度、書刊流通服務、巡迴文庫等)、改善館藏資源組織效益(訂定新式圖書分類法、索引檢字法、新式著者號等)、參與圖書館專業團體、出版圖書館學相關專書與研究論著等，均與中國新式圖書館的發展軌跡脈脈相連，並多所互勵互助，大有興起掃除百年積習，潛化中華文藝復興，再造並駕新文明之勢。

　　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稱之為「中國近代圖書館的推手」，此誠如本書著者所歸納探討，主要在於它「推動圖書館學理論與實務」及編印發行「圖書館重要館藏來源」這兩方面貢獻。前者包括「出版圖書館學專業論著」、「訂定館藏組織管理規範」、「培育圖書館專業人才」及「製作圖書館用品與展覽」四項。其中我特別要提出來的是「訂定館藏組織管理規範」這一項。當時在商務印書館主事者王雲五先生的研發下，他發明訂定了「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中外著者統一排列法」及「四角號碼檢字法」三項與圖書館館藏組織有關的制度。這三項制度當時主要用於東方圖書館未開放前，用於整理東方圖書館數量龐大具中外語文且類型多元的館藏之用。當時王先生的睿智卓見，已看出一個成功的圖書館經營與服務，將所有館藏予以妥善的組織與管理，為首要任務。「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用於將中外文館藏透過統一的分類法合併於一處，係將當時國外流行的「杜威十進分類法」與以改善而成。讓讀者即類以求書，能完整掌握中外文同類別館藏內容之全貌；「中外著者統一排列法」將中外著者透過統一的編號制度來編訂著者號，這也能將中外文圖書組織於一處；另由一本電碼書開始構想而成功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更是王先生很重視的人生成就之一。當時研究中文檢字法的學者雖然很多，但均未能有具體的成就。

　　四角號碼檢字法在運用上，不但作為東方圖書館排列書名、著者、類別、譯者、叢書等三十餘萬張各式卡片時的依循，同時也用於商務印書館發行的諸多參考工具書如字典、辭典上，甚至將中國以音韻排序的《佩文韻府》以四角號碼檢字法重新排序發行，結果大大的提升了該項古書的使用效益。上述三項制度不但深刻的影響當時諸多圖書館採用，許多參考工具書的編印發行，也均依循不悖。探析這些制度之所以能如此全面的影響當時的圖書館界、出版業界，甚至政府機關，獲致他們的肯定與大量採行，蔚為風潮，這與王雲五先生廓然大公放棄發明著作權利益，並透過商務印書館豐富的企業實力及出版品流通網諸多途徑，積極安排各種推廣教育活動有關。甚至到商務印書館正式遷臺成立臺灣商務印館後至民國六七十年的數十年間，許多臺灣地區的圖書館仍持續採行這些當年發明的館藏組織制度。且許多學術機構或出版單位所編印的重量級參考工具書，也仍然依循「四角號碼檢字法」來作為書後索引的編製方式。這三項與中國近代圖書館經營與工具書出版密切相關的制度，是因商務印書館而興起、發展與存在。撫今遙想，當年若不是上海淞滬之役的無情戰火摧殘，以及後來一連串無奈、混亂的時局干擾，以商務印書館諸君子在滬上的自強不息，所取得既有之成就與發展的企圖心，則中國近代的圖書館事業發展，甚至近代的文化史、教育史及出版史等各方面，絕對另有一番不同的卓然機會與成就。

　　商務印書館在半個世紀歲月中的各時期藏書樓或圖書館，均經營非常成功，甚至成為當時同期其他藏書單位或圖書館爭相仿效的典範，也是諸多學者或藏書家登樓拜觀的訪書聖地。探究其成功的原因很多，但前後期主事者—張元濟及王雲五兩位先生的浩然遠見與無私胸襟，絕對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他們兩人均以豐富的學識為基礎，不泥於舊思維、舊作法，而能與時俱進，在引進西方與日本等國家的圖書館管理新知的同時，更融通了中國圖書文獻的特色，自創出新的管理制度；對於這些新制度與新規範，更運用商務印書館廣大的行銷通路與教育社會網絡，不藏私的大加推廣，甚至出資辦理相關研習課程，來指導各地的圖書館管理人員學習。

　　儘管進入21世紀的圖書館面貌，已遠不同於上一世紀初商務印書館對圖書館事業的作為。當時商務印書館能成為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重要推手，廣受各方肯定與推崇，鑑古知今，對於現今致力於先進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圖書資訊學界，應仍有參考與醒思的面向。畢竟圖書館的社會性知識管理價值與教化作用，在進入21世紀的數位3D時代，依然汲汲如故。近期我在國家圖書館積極推動的分級典藏與調度管理、書目骨幹核心計畫、新知傳播小組的設立及漢學書房等專案規畫的研擬與推動，其內涵就是擬從圖書館的各個面向——靈活館藏管理、分享資源組織的成果、提昇讀者服務的個人化與效益化、雙重活化虛擬實境的創新館舍空間，以及與其他學術機構或單位共同攜手，共享知識資源，海內海外各自發揮所長，這些作法就是希望能為國家圖書館重新定位，在既有的基礎上，融貫舊識、新知，再創新局與更大的社會價值。商務印書館的故事，對於當今的知識產業、知識社群和知識傳播，在紀念五四運動90週年的今天，仍是近代史臉龐上的深刻微笑。

　　本書是近年來對商務印書館的諸多研究中，唯一專注於探討商務印書館在圖書館事業的歷程、內涵、成果與影響的專書。本書作者自國立中央圖書館(本館自民國85年更名為「國家圖書館」)時期即進入本館工作，堅守崗位，迄今已逾25年。像這樣一本內容與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史密切相關的專書，由這樣一位以圖書館工作為職志的資深圖書館員，經過長時期的仔細詳讀文卷，以及用心推敲箇中精髓，費時數年餘撰寫完成，更別具意義。我期勉她能持續不懈的努力，一本商務印書館的幾位先賢所執著的愛知精神，在圖書資訊學的領域範圍，有更多研究成果與貢獻。故謹樂為之序。

自序

　　自民國73年進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稱)漢學研究中心聯絡組服務。初始雖屬兼職性質，但因工作性質與蒐集彙整海內文史學界的研究成果與動態密切相關，加以碩士論文以明末藏書家范欽的藏書樓「天一閣」研究為題，故舉凡屬傳統圖書館學範疇的藏書家、藏書樓、目錄學、版本學等，一直是我感興趣的主題與內容。當年除了天一閣研究之外，同校圖書館學研究所的前後期研究生，先後逐一針對中國明、清朝代的重要藏書家進行一系列碩士論文的發表。

　　在任職漢學研究中心聯絡組約十年後，我調任至本館閱覽組官書股服務，工作性質也較偏屬圖書資訊學領域。該期間也曾認真的著手蒐集文獻資料擬進行自行研究，但多項題目均因未能持續而中止。因仍無法忘情對藏書家研究的興趣，再蒙師長的指導，故改以崛起於清末，迄今已有110年歷史的商務印書館為研究對象。當年碩士論文研究的「天一閣」為中國現存年代最早的藏書樓；而此次研究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兩者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上，均是歷經戰亂、人禍等多重的波折與衝擊，但仍能屹立至今，卓然傲視，兩者在歷史意義上竟然如此相似與巧合。

　　對於商務印書館的研究，一開始並未訂定確切的研究主題方向。歷年來海峽兩岸甚至海外學者，對於商務印書館各面向的研究，已累積相當的成果，舉凡專書、文獻史料、學位論文及單篇期刊論文等；再加上早年留存的歷史文獻、著作的翻印出版，或紀念商務歷史的專書論文集等，數量亦豐。因此我在持續進行資料的蒐集、研讀與整理過程當中，更加體認到，商務印書館為近代中國最重要、且具有多方面影響力的出版機構，其值得研究的題目，非常豐富多元，遠超過我原先之預期與想像。屬於商務內部的發展細節已非常繁複且脈絡關連，再加上當時與商務印書館有關係的人物：他們或曾任職商務印書館，或曾經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作者或讀者，或曾與商務印書館有圖書徵集往來者等等，幾乎涵蓋中國近代政治、經濟、教育或文化各界的所有名人，也因此在中國近代史上，商務印書館能具有如此多元且深遠的影響力。為了顧及研究主題範圍的適切性，我對研究題目的訂定，也經過數次的更易與調整。最後雖以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事業為研究對象，但對於該項主題擬涵蓋的時期與範圍，甚至章節內容與排序，都經過一再的調整。

　　在研究商務印書館的過程中，雖然因公務與家務兩忙，僅能運用極少數的時間進行。但於字裡行間鑽研其中，都彷彿與商務印書館有著生息與共的深刻感受。尤其於閱讀商務印書館的重要領導人如夏瑞芳、張元濟及王雲五等諸君及商務人之所言所行時，經常深刻感佩於他們的寬廣胸襟與卓越識見。商務印書館在出版、文化、教育甚至圖書館事業上，所締造的許多全國第一的成功紀錄，雖有其歷史的因緣與機會，但領導人認真經營的態度與作為，透過文獻的記載，令人嚮往。在機構順利茁壯發展時，他們除了累積機構豐厚的獲利外，但不忘機構最初的成立宗旨－「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仍積極為保存國家固有文獻及教育普羅民眾而努力，「涵芬樓」就是為保存並免於清末藏書家流出的藏書流入異域而擴展；許多新式印刷技術或新式教科書編輯等作為，更具有鼓動時代風潮的影響，成為爭相學習的典範。他們謹慎敬業、戮力躬親、謹守分際、公私分明，於擴展商務印書館文化版圖之際，甚至自願擔負起國家文化保存與搶救的職責；但當企業處逆境困難時，他們堅守崗位、毫無怨艾、力挽狂瀾、奮力搏鬥，那種文化人的韌性執著，與對國家盡忠、對社會盡責、視文化傳承為己任的堅持，讓我研讀再三，撫卷之餘，深受感動。尤其他們投身並致力於圖書館事業，這種與私人企業獲利幾乎無關的文化事業，更能證明他們真心重視民眾教育之難能可貴，也因此商務印書館能獲得當時社會各界一致的肯定與尊重。

　　尤其，一二八淞滬之役的砲火完全摧燬當時全國屬一屬二的「東方圖書館」後，終身愛書與讀書的張元濟望著瀰漫於上海天空，如白蝴蝶般飛舞數日無法消散的紙灰，悲重中來，不禁自責於數十年來如果沒有涓滴蒐藏，或可使文化資產不致歷此浩劫而自怨痛心，以及戰火劫餘後的商務人齊集於張元濟家，為東方圖書館相擁而泣云云；令人不忍卒讀，同聲感慨。在圖書館工作已達四分之一個世紀，尤其又是在以保存國家文獻為首要職掌的國家級圖書館。每思及商務印書館先賢們，為保存國家文化資產而努力徵集，用心維護，以傳播文化、扶持教育、啟發民智為己任；在圖書館事業的經營上，更廣蒐國外新知，規劃並新創具前瞻性的制度與規範時，都讓我在面對自己的工作時，另有一番不同的視界，並策勵自己應追隨先賢們的精神，更加精進與努力。

　　此書原是我在國家圖書館的升等著作，該篇著作於民國96年(2007)底完成初稿，先後經館方及教育部送請外審，最後於民國98年(2009)年元月順利通過。由研究題目的初步訂定到撰述完成，期間經歷多年，回憶點滴在心。自進入國家圖書館(原國立中央圖書館)二十五年以來，承蒙歷任多位館長(王振鵠館長、楊崇森館長、曾濟群館長、莊芳榮館長、王文陸館長、黃寬重館長及宋建成副館長)及長官們的愛護，委任交付多項職責任務，讓我在職場上能持續接觸新知新學，保持學習與研究熱忱，心中有無限感謝；尤其國圖現任顧敏館長，對鼓舞同人進行學術研究，多所關注，承蒙他的厚愛提攜，以及人事單位同人幫忙，得以順利進行審查升等，更是我萬分感激的對象。而相處十數年的同事及朋友們，對我持續的鼓勵，也是我忙碌中重要的精神支持。

　　尤其，本篇論著的完成，我最最要衷心感謝與感恩的是我進國立中央圖書館工作時的第一位主管蘇精教授。他不只在公務方面，讓我這剛出社會的新鮮人，學習認真負責的工作典範；另他長年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專注執著，數十年如一日的定力，努力不懈的堅持，一直是我景仰與尊敬的對象。對於本篇拙作初稿，他於百忙之中提供了內容與格式上的許多修訂意見，撰述期間也承蒙他對我的徵詢請教，給予諸多的啟發、指導與建議。

　　本書是以商務印書館早期的圖書館事業為研究主題，此次承蒙臺灣商務印書館同意出版，更別具意義。透過本書的探討，我們可以瞭解商務印書館對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卓越貢獻與成就。而它的影響性，不只由清末民初創辦至本書探討的抗戰期間。甚至抗戰勝利以後，播遷至臺灣的臺灣商務印書館，在王雲五先生及諸位優秀商務人的領導下，當時發行的許多文獻索引等工具書，以及圖書館採行的圖書分類的規範制度等，均是依循早年王雲五先生在東方圖書館時期的發明。而這些制度不只用於當時的出版、文史及圖書館界，更獲得其他政府機關或民間單位的多方採用，足見其影響力之深遠。

　　此篇拙作得以完成，最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親，他們在我分身乏術時，總及時伸出援手；另外，更要感謝我先生緒棣和女兒子萱、子函的包容與諒解，多年來我因工作與讀書兩忙，他們仍給予無怨的陪伴與支持，成為我最溫馨與倚賴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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