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是哲學家、哲學史家。但先生最關注的倒不是哲學問題,而是民族、社會、文化的大問題。晚年所撰〈上下與天地同流〉一文中,先生即嘗說:「我個人最關懷的,既不是純哲學的研究,也不是中國哲學的研究,而是關乎社會文化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我最關心的,同時也寄望青年人都關心的,就是我們整個民族、社會、文化的大問題。……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哲學素來以聖哲作最高境界,這可是要講求一套關懷民族歷史文化的大學問的。」(見《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篇上冊)一言以蔽之,中華民族之生命及中華民族之歷史文化生命乃先生終極關懷之所在。民族不能獨立自存,則歷史文化固無所附麗,一切自然談不上。反之,如本諸傳統而塑就之歷史文化一概厥如,則民族也者、國家也者,僅一軀殼而已,雖生猶死。是以民族生命、民族之歷史文化生命猶一體之兩面,乃一而二,二而一者。此雙生命之關懷,再加上對吾人(每個人)安身立命方面之關懷,乃先生畢生心力投注之所在。本書正文十篇,一方面固在於闡發先生對歷史及對史學之反思而成就之各種卓識睿見,他方面亦在於隨文揭示先生對三生命之關注噴薄而出之各種微言大義;而先生非為學問而學問,乃係為經世致用而為學之用心遂由是而概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