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撰者說明
為一個村寨編寫一本詞典，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嘗試。如果我們承認，認識人類總是從具體的人或具體的人群開始；如果我們明白，任何特定的人生總會有特定的語言表現，那麼這樣一本詞典也許就不會是沒有意義的。
語言是人的語言。迄今為止的各種語言成果，提供了人類認識世界的工具，推進了人們的文化自覺，但認識遠遠沒有完結。語言與事實的複雜關係，與生命過程的複雜關係，一次次成為困惑人類的時代難題。在這本書裡，編撰者力圖把目光投向詞語後面的人和事，清理一些詞語在實際生活中的意義與功能，更願意強調語言與事實之間的密切關係，力圖感受語言中的生命內蘊。從某種意義上說，較之靜態語言，編撰者更重視動態言語；較之抽象義，編撰者更重視具體義；較之規範性，編撰者更重視實用性。這樣一種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語言總結，對於公共化語言成典，也許是必要的一種補充。
需要說明的是：
（1）編撰者原來是依照各詞條首字的筆畫多少，來決定詞條排列的順序。為了便於讀者較為清晰地把握事實脈絡，也為了增強一些可讀性，後根據出版者的意見，改成現在的排列順序，但保留了詞條的首字索引目錄於後以方便讀者查檢。
（2）每一個詞都有一定的流傳範圍。在這本詞典裡，詞目前加有△記號的，表示這個詞的流傳範圍不限於馬橋。相反，在詞目後面加有▲記號的，表示該詞流傳範圍僅限於馬橋，甚至只為馬橋個別人使用。
（3）為了減少讀者閱讀中的障礙，筆者在釋文中盡量少用方言。但這並不妨礙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閱讀過程中，運用本書已經提供的方言知識，在自己心目中對釋文中某些相應的詞進行方言轉換，那樣的話，可以更接近馬橋實際生活原貌。
謝謝出版社這一詞典提供的熱情支持。
後記
人是有語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說話其實很難。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國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島。我不會說海南話，而且覺得這種話很難學。有一天，我與朋友到菜市場買菜，見到不知名的魚，便向本地的賣主打聽。他說這是魚。我說我知道是魚，請問是什麼魚？他瞪大眼睛說，「海魚麼。」我笑了，我說我知道是海魚，請問是「什、麼、海、魚？」對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顯得有些不耐煩。「大魚麼？」我和朋友事後想起這一段對話，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國最大的海域，有數不盡數的漁村，歷史悠久的漁業。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關於魚的詞彙量應該說是最大的。真正的漁民，對幾百種魚以及魚的每個部位以及魚的各種狀態，都有特定的語詞，都有細緻、準確的表達和描述、足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詞典。但這些絕大部分無法進入普通話。即使是收集詞條最多的《康熙字典》，四萬多漢字也離這個海島太遙遠，把這裡大量深切而豐富的感受排除在視野之外，排除在學士們御制的筆硯之外。當我同這裡的人說起普通話時，當我迫使他們使用他們不太熟悉的語言時，他們就只可能用「海魚」或「大魚」來含糊。
我差一點嘲笑他們，差一點以為他們可憐地語言貧乏。我當然錯了。對於我來說，他們並不是我見到的他們，並不是我在談論的他們，他們嘲啾嘔啞嘰哩哇啦，很大程度上還隱匿在我無法進入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中文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裡。他們接受了這種暗夜。
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鄉。我多年來一直學習普通話。我明白這是必要的，是我被鄰居、同事、售貨員、警察、官員接受的必需，是我與電視、報紙溝通的必需，是我進入現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場買魚的經歷，只是使我突然震驚：我已經普通話化了。這同時意味著，我記憶中的故鄉也普通話化了，正在一天天被異生的語言濾洗─它在這種濾洗之下，正在變成簡單的「大魚」和「海魚」，簡略而粗糙，在譯語的沙漠裡一點點乾枯。
這並不是說故鄉不可談論。不，它還可以用普通話談論，也可以用越語、粵語、閩語、藏語、維語以及各種外國語來談論，但是用京胡拉出來的《命運交響曲》還是《命運交響曲》嗎？一只已經離開了土地的蘋果，一只已經被蒸熟了腌製了的蘋果，還算不算一只蘋果？
方言當然不是唯一的語言障礙，地域性也不是語言的唯一屬性。在地域性之外，語言起碼還有時代性的維度。幾天前，我與朋友交談，感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使人類越來越強化了橫的聯繫，越來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進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基本上剷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別，倒是可能擴大和加劇時代差別。地球村的同代人吃著同樣的食品，穿著同樣的衣服，住著同樣的房子，流行著同樣的觀念，甚至說著同樣的語言，但即便到了那個時候，50年代的人了解30年代的人，2020年出生的人要了解2000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像現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國人要了解英國文化一樣困難。
事實上，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在同一種方言內，所謂「代溝」不僅表現在音樂、文學、服裝、從業、政治等等方面的觀念上，也開始表現在語言上─要一個老子完全聽懂兒子的詞語，常常得出一把老力，已成為我們周圍常見的事實。「三結合」、「豆豉票」、「老插」、「成分」……一批詞彙迅速變成類似古語的東西，並沒有沉澱於古籍，沒有退出日常生活，仍然在某些特定的交際圈子裡流通，就像方言在老鄉圈子裡流通一樣。不是地域而是時代，不是空間而是時間，還在造就出各種新的語言群落。
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往深裡說。即使人們超越了地域和時代的障礙，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呢？有一個語言教授做過一次試驗，在課堂上說出一個詞，比方「革命」，讓學生們說出各自聽到這個詞時腦子裡一閃而過的形象。答案竟然是多種多樣的：有紅旗，有領袖，有風暴，有父親，有酒宴，有監獄，有政治課老師，有報紙，有菜市場，有手風琴……學生們用完全不同的個人生命體驗，對「革命」這個詞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識詮釋。當然，他們一旦進入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從權威的規範，比方服從一本大詞典。這是個人對社會的妥協，是生命感受對文化傳統的妥協。但是誰能肯定，那些在妥協中悄悄遺漏了的形象，一閃而過的感覺，不會在意識暗層裡積累成可以隨時爆發的語言竄改事件呢？誰能肯定，人們在尋找和運用一種廣義普通話的時候，在克服各種語言障礙以求心靈溝通的時候，新的歧音、歧形、歧義、歧規現象不正在層出不窮呢？一個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過程，不正在人們內心中同時推進呢？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所謂「共同的語言」永遠是人類一個遙遠的目標。如果我們不希望交流成為一種互相抵消和互相磨滅，我們就必須對交流保持警覺和抗拒，在妥協中守護自己某種頑強的表達─這正是一種良性交流的前提。這就意味著，人們在說話的時候，如果可能的話，每個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詞典。
詞是有生命的東西。它們密密繁殖，頻頻蛻變，聚散無常，沉浮不定，有遷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遺傳，有性格和情感，有興旺有衰竭還有死亡。它們在特定的事實情境裡度過或長或短的生命。
一段時間以來，我的筆記本裡就捕捉和囚禁了這樣一些詞。我反覆端詳揣度，審訊和調查，力圖像一個偵探，發現隱藏在這些詞後面的故事，於是就有了這一本書。
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一部詞典，對於他人來說不具有任何規範意義。這只是語言學教授試驗課裡各種各樣答案中的一種，人們一旦下課就可以把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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