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余範英
情歸斯土斯民──洪蘭為所當為
正義原則要想在一個社會中通行,關鍵是人們能否接受它、相信它,它牽涉到道德心理學和正義感的形成。如果眾人沒有正義心理的氛圍與文化環境,則正義原則就不可能被接受,遑論公平。(節錄自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即公平的相對穩定性」)
認識洪蘭是在二○○一年底誠品的書架上,剛出版的新書《講理就好》是評論與專欄的結集,書名立刻引起我的注意。當時尚在中國時報服務的我看到台灣社會每到一個轉型階段,因急速發展充斥對權勢和機巧的妥協,功利思維擴張壓縮了視野的寬廣,抹殺對人、對環境的尊重與珍惜,意識形態在認同分歧下,不斷被分類被選邊內耗,公共論述式微,報導與評論大幅壓縮,理性精神蕩然無存,知識分子虛幻漂浮,一個「亂」字了得。《講理就好》是一帖清涼劑,洪蘭清新而敏銳的觀察,以認知心理學者淺顯的文字為社會亂象與迷思做深刻剖析,以紮實的醫學背景就不同的科學案例描述人生百態與沉痾,包容與化解社會怪戾之氣,簡而易懂的講究竟說道理,使我眼睛為之一亮。一通電話寄上我的仰慕,邀約共同籌劃「公與義與理性空間」研討會為教育分組的召集人,結緣因此開始。
洪蘭主張每個世紀賦予人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挑戰,在資訊科技的時代,資訊增加了一倍又一倍,科技進步縮短了地域的距離,但並沒有縮短人心理的距離,唯有人類一些不變的價值觀才能穩定這「忙」和「亂」的社會,方能「亂中有序」。她推動閱讀、落實生命教育、培養創造力,與曾志朗一起推動教改,認為「教化」是要活用生活上的智慧,而不是書本上的死知識。十多年來,她翻譯心理學、認知科學叢書,寫專欄、做巡迴演講、培育邊遠地區志工服務團,推動終生學習,她積極的作為將一天當兩天用,是投入公益、追求有意義的生命的實踐者。她在中央大學成立認知科學研究所,做田野調查、做實驗追蹤,引進世界新觀念,洪蘭言行一致,熱情積極,熱愛從事科學研究,熱情實踐教育推廣,在科學驗證裡投入知識分子的社會參與,堅持人性良善的基本價值,渴望建立互助互信、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在選舉與政治暴力語言充斥下,找回對心靈平靜的嚮往。
洪蘭之怒,我有過現場經驗,那是中國大陸希望小學的全國年度聚會,曾赴海南島一同出席。崇尚教育與學術無國界的她,是早期參與推動大陸教育普及的海外熱心人士,也是近二十年來國際、海峽兩岸研討會爭相邀約的學者。當天,她主講的是認知心理學、腦科學與中小學教育的新概念,七、八百人的大講堂,坐滿來自全國及當地的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們。先進的腦科學研究及發展,在一張一張投影片的解析下,一個接一個的研究案例和世界先進國家教學實驗成果,殷允芃和我在台下全神貫注,是新知的震撼,是內容的紮實豐富,是洪教授竭盡心智的傾囊相授,是仔細講解的感動,我們都正襟危坐地聽著。然大陸有些朋友們乖乖地坐了半場,後半場就開始騷動起來,有接電話的、聊天的、另開講的,都坐不住了。突聽洪教授一聲:「請不要講話!」「請尊重我的演講,也請尊重其他在場聽演講的朋友,我遠道而來為每一張投影片都花了數小時和過往許多的經驗和研究,更不要說其他學者多年累積的研究成果,希望能與你們分享、對你們有貢獻。我不厭其煩唇乾舌燥的講,如果你沒有興趣,干擾了別人也不尊重我,請你們出去!」果不其然後來在台灣也碰到課堂吃雞腿這般不知她辛勞和熱血的學生,她始終如一的真性情傳授方式,終究是為社會大環境能培育更多有心有使命感的下一代的自我驅使與用心。
腳到心到手到,落足於台灣各角落,由偏遠地區、原住民部落、監獄更生人輔導專案,力行羅爾斯的差異原則,盡最大程度的幫助改善「最不利者」群體的利益。十行稿紙寫不斷,篇篇專欄一字一句,她累積的《講理就好》已是進入第九本,十數個年頭,熱切不變的心,參與愈深刻的她開始對這國與家也有獨到見地,犀利如舊,她開始也有了她的政論,她說:一個政府若要有領導力,它的組織一定要了解核心使命是甚麼,知道了,了解了,才會去實踐,而組織必須完成使命,否則就像沒舵的船,無所適從。她引用美國前國務卿鮑爾之言說:「使命使人力爭上游。在政府機關中,執政者的理念一定要先明確說出來,使它變成執行者的使命,上令才會下達。使命必須貫徹到組織的各個層級,讓每個公務員都了解政府在想甚麼。使命必須清楚、直截了當、簡單易懂。最重要的是,使命必須可以達到、讓執行者可以完成。一個政府只有得到所有人民的信任,人民才會追隨你。」她鼓勵公民社會的參與是一種態度,必須主動積極,而不是坐著等別人分配,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要享受民主就要盡民主社會公民的義務,參與不置身事外,不姑息養奸,人間應有正義。要享受自由就要盡自由社會公民的責任。如不參與就不可批評做的人,因你已棄權了,為此她跑斷腿也要為「公與義」伸張盡力。
從《講理就好》到《理所當為》,洪蘭力行她的堅持,走過她的學習,挑起她的責任,源自她出身一個清苦而紮實的家庭,父母的身教形塑了她的品德。母親常說只要肯學沒有甚麼學不會,挑水下田,支持六個女兒自立於社會,勤奮與節儉常反映在她的穿著與樸實的背包身影中。她摯愛的父親在送她赴美求學時,傳授半生南洋生活的血淚體驗,在別人的國家要認命,碰到挫折是本分,不要抱怨才有時間把精力花在解決問題上,為保存民族文化要有理想有風骨,所以洪蘭認為人一生總要做些有意義的事,為所當為。
能為洪蘭寫序,重新檢閱她過往的文章和閱讀她的心路歷程,回顧她走過的點點滴滴,尊敬她的認真與執著,深慶得交益友,也注入我等對社會尚有期待的熱情與勇氣。
【推薦者簡介】余範英,美國史丹福大學理學碩士及企管碩士,現任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華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史丹福學術基金會董事長、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規劃召集人。資深報人,曾任中國時報文化事業集團副董事長,工商時報和中時晚報發行人。著有《大河的故事──淡水河之歌(續篇)》等書。
自序
追求有意義的成功人生
這本書收集的主要是二○○九到二○一○年間在聯合報、國語日報及天下、遠見等雜誌所寫的專欄。回顧這兩年來社會的變遷,深感生活越富足,人的精神層次越空虛,尤其年輕人越來越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做什麼。智育掛帥的結果是我們教育出來的大學生不但沒有「士」的精神,連做人都不會了。從比中指、擋救護車的台大博士生,不讓座還打人的清大學生,撿到同學的錢要求留置金的成大學生,到在旅館床上點蠟燭為女友慶生,卻把旅館燒掉的交大學生,讓我們看到精英大學的學生連基本的做人做事道理都不懂。這是國家的隱憂,因為品德是立國之本。
十九世紀英國的政治家山謬.史邁爾斯(Samuel Smiles)就說:「一個民族若是缺少了品格的支撐,就可以確定它是下一個要滅亡的民族。」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更說:「一個國家的前途決定於它人民教育的程度及品格的高下。」寫《神曲》的但丁(Dante Alighieri)甚至在八百年前就看到了「道德可以彌補智慧的缺點,智慧永遠沒有辦法彌補道德的空白」。當台大法律系教育出來的精英中的精英現在在監獄中服刑時,為什麼我們還是看不到品德教育的重要性?還在追求考試一百分?
另一個國家的隱憂是我們的孩子不快樂,雖然大部分台灣的孩子衣食無缺,但是心裡的感覺是不幸福的。兒福聯盟最近請孩子用一個詞來描述他的家庭,結果孩子寫出的是:我家像壓力鍋、我家是核爆廠、我家像監獄、我家是地獄、我家冷冰冰、我家像旅館、我像流浪狗……這些令人觸目驚心的字眼,竟然出自國民所得高達一八六○三美元的未來主人翁口中,國家的前途怎麼不令人擔憂?
一個社會是否幸福不在它的國民所得和經濟能力,而在社會的和諧與家庭的溫暖。最近社會關注的霸凌事件其來已久,只是沒有上報而已。幸福社會的基本條件是社會的公平正義,文明社會應該盡量使生命是一場公平的競爭,顯然,我們的社會還差得很遠。
過去,我們一直把成功定義為「賺大錢」,為賺錢,可以不擇手段。這是一個錯誤的定義,因為永遠有人錢比你多,事業比你大。現在許多企業家開始回歸到孔孟思想,用四書五經的道理來經營企業,表示有識之士已看到了錢越多、精神越空虛的危機,既然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那麼,現在用一部《論語》來管理公司看看。物極必反,中國社會在經過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後,又回到孔孟學說的「誠信」上,是一個轉機,因為沒有誠信的快樂是短暫的、地位是虛假的、競爭是必敗的。
若是我們將成功定義為「有意義的過一生」,那麼考一百分、擠明星學校窄門的壓力立刻減低,因為每個人對他如何有意義過一生的看法是不一樣的,這個定義會使每一個人天賦的能力能夠從升學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社會的改變必須從人的改變做起,而人的改變必須從思想教育做起。家庭是最早的教育場所,教改一定要從父母的觀念改變起,讓父母看到出社會後,念什麼大學、考第幾名不重要,重要的是服務的熱情與敬業的態度。我們更要讓老師看到教育應該為學生出社會做準備,當企業需要的是德智體群美兼顧的人才時,不要還在用分數判定學生的高下。英諺「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決定他的命運」是很對的,一九六九年,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習得的無助」的實驗到現在還是經典,不要使天真爛漫的孩童進入學校,經過我們教育制度的蹂躪後,出來變成沮喪無助、憤世嫉俗的青年。目前基本學力測驗的沒有區辨力,錯一題可以從第一志願掉到第三志願是學習痛苦的元兇。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的觀念改變,願意跳出傳統「成功」的窠臼,孩子是可以幸福的。現在越來越多的父母不願孩子再蹈自己的覆轍,受他所受過的苦,願意用欣賞的眼光去看他的孩子,願意用「讓他有意義的過一生」來引導孩子性向的發展,是一道曙光,讓我們看到希望。
西諺說得好:「沒有人可以做所有的事,但是每個人可以做一些事。(No one can do everything, but everyone can do something.)」我們可以從自己身邊做起,不要求立竿見影,抱著做多少算多少的心,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只要堅持做下去,總有成功的一天。「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走,永遠到不了,走了,總有一天到達。希望,帶給生命力量。
最後,一本書的出版,背後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我很感謝李珀校長、張杏如執行長、李志勳、邱白伶、孫智秀、楊慰芬、蘇玉枝等好友,讓我不上菜場而有飯吃。還有一個人,不想感謝又不得不感謝,那就是我先生,他不幫我做家事,但也不叫我做家事(要來我家得三個月前預約,讓我有時間打掃),使我可以把洗碗、擦地板的時間拿來寫文章。
人生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因為人不可能什麼都有,所以如何選擇很重要。不過,無論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只要它是有意義的,這一生就沒有白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