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六年前,由於一個偶然的契機,我比較深入地瞭解了明清至近、現代的「男旦」問題,從此「晚近」引起了我的興趣。
那個時候,「晚清」因為聯繫著中國社會、文化的現代變革,已經成為了研究者矚目的時段,似乎有了說不盡的話題,以「晚清」作為研究物件的專著也紛紛出現,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面貌。不過,就我的瞭解,研究者對「晚清」戲曲涉及的還不是很多,這使我覺得有可能在這方面「開疆拓土」。事實上,晚清戲曲的變遷,牽連著諸多社會、文化的現代「轉型」問題,對它的深入考察確有它的重要性。
於是,我確定了「晚清社會變革中的傳統戲曲」這樣的研究題目。對這個項目,我大致作了這樣的設想:從三個方面,即宮廷演劇、民間演劇與戲曲的「環境」來討論這一變革。也就是說,我對「變革」的關注點,主要不是戲曲文本,而是和歷史演進、社會變革同步的演劇和戲曲環境。
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對課題實現的前景充滿信心。等到開始動手的時候,我才知道面臨的「艱難」多多。最主要的是,前此的研究成果寥寥、相關材料的匱乏、搜集這些材料的困難,都給我的「設想」帶來困惑。
比如,原先我設想的「晚清宮廷演劇的變革」應當包括:皇家劇團的演員來源、組織管理、報酬方式、演劇場所、演出方式,「承應戲」劇目類別,內廷演戲劇目的變革,「內廷供奉」名目的來源,「內廷供奉」的挑選方式及他們的職責、報酬、地位,帝王在宮廷演劇變革中的主導作用……這些方面的相關材料,最主要的依據應當是皇家的戲曲檔案。「南府」檔案今已渺然,「升平署」檔案的大部分保存在國家圖書館的善本室和故宮第一檔案館。顯然,想要靠在國家圖書館的善本室和故宮第一檔案館閱讀、疏理這些龐雜的檔案中的相關材料,不是短時間,更不是我個人所能完成的。我只好後退一步,把二十世紀上半葉曾經涉獵過「升平署」檔案的研究者(朱希祖、周明泰、王芷章、齊如山等)的著述和其中涉及的檔案材料,當作進入這一問題的最先的通道。
通過一段時間的閱讀和思考,不久我就發現,我最初對於這一課題的設想,涉及的內容過於龐雜,一種比較切實有效的調整是,從「晚清社會變革中的傳統戲曲」這個大範圍之中,選取幾個「點」來進入,庶幾有可能做得比較深入;包羅萬象的設想肯定不合實際。
第一個引起我的興趣的題目,是有關「明清男旦的興衰」。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對與它有關的材料的搜集,花了我大量的時間、精力。不過,也給我帶來許多意外的驚喜──與「男旦」相關的戲曲現象,比如它的出現、它的走紅、它的存在方式、它在戲曲界統治地位的終結、它與源遠流長的同性戀的聯繫和區別……都像是塵封在一條幽深的小巷中的磚雕、石雕和木雕一樣,可以吸引你長久地仔細琢磨、流連不舍。而且,在戲曲史上,「男旦」的出現和存在,究竟與什麼因素相關?特別是晚清「男旦」和「前後三鼎甲」交替出現的「走紅」現象,究竟是什麼因由促成的?他們的「走紅」與當時的接受者的「審美」變化有什麼樣的互動關係?都曾經在我的心頭久久縈回。這個題目,從我已有的想法和已經掌握的材料來看,其實是可以寫成一本書的。
我所關注的第二個方面,就是清代九位帝王(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再加上西太后與戲曲的關係(他們無一例外都「愛好」戲曲),包括宮廷劇團的建立、興盛、衰敗和管理制度,以及宮廷演劇與民間戲劇的互動關係……這些很可能是整個清代戲曲興盛最重要的因素:宮廷戲曲對於整個清代戲曲的興衰變易,無疑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其中,帝王的意志、喜好與戲曲本身的藝術規律之間的複雜關係,是一個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這個方面,顯然也是一本書的題目。
清代宮廷演劇與民間演劇的聯繫之中,最直接的因素是「內廷供奉」。在民間,「名伶」被「升平署」選中之後,取得了可以進宮「承應」,為天子演戲的資格,就被尊稱為「內廷供奉」。「內廷供奉」這一稱呼是怎麼來的,南府時代的「內廷供奉」與西太后時代的「內廷供奉」在來源、身份、職責等方面有什麼差異,「南府」和「升平署」對於「內廷供奉」的管理、獎懲制度上又有什麼不同。如果談到宮廷演戲,似乎不能忽視這些問題。
晚清民間演劇之中,首先應當考慮進行清理的問題,可能就是有關「堂子」的種種了。
「徽班進京」把吳、越舊俗和安徽、江浙一帶的商業意識帶進了京城。「堂子」開始是名伶的住處,一些名伶同時還在住處開設「打茶圍」的場所,名伶大多也會在住處教授子弟學藝。自嘉慶至光緒年間,在北京興旺發達的「堂子」,除了是當時極有號召力的娛樂業之外,還是這一時期培養優伶的重要渠道。晚清「堂子」在京師的土壤中,作為娛樂業的職能得到了畸形的發展,而作為科班的職能,也可以說發揮得很有功效。事實上,晚清活躍在京師舞臺上的「名伶」,很大部分是「堂子」出身;當時很多名伶,比如梅蘭芳祖孫三代的成功,都是不僅是在舞臺上,而且也是在「堂子」裡。
由於「堂子」曾經在民國元年(1912年)被明令禁止,後來又加上其他的種種因素,所以「堂子」這一話題,在大陸戲曲研究界,至今仍然被有意諱言,或者被無意忽略。八十年代以後,當文學史上的很多被諱言的事情已經開始被還原、被發掘、被重新敘述的時候,「堂子」卻仍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
「堂子」這一文化現象,在北京存在了將近一個世紀。「堂子」在晚清時期與民間戲曲的發展、與民間娛樂的發達,都具有至關重要的關係。對於我們來說,無論是在文化史還是戲曲史上,它都是一個很難回避的重要存在。
晚清「堂子」的發達,直接推動了北京南城作為娛樂中心的發展,與京劇成為時尚藝術相為表裡。由此,晚清伶人的社會地位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們逐漸從社會的最下層上升,脫離了「賤民」的傳統身份,有的大牌「明星」甚至被社會上層接納。傳統的社會等級制度出現了鬆動和變易。這也是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
另外,晚清關公戲與伶人的關羽崇拜、晚清伶人社會地位的變化、晚清的觀劇指南與戲曲廣告、清末民初日本的戲曲愛好者……也是我考慮過的,並且已經撰寫成文的問題。
…………
晚清戲曲發生的「變革」還有很多問題和事件可以談論,就我想到的(可以寫在這部書之內的)還有晚清旗人與戲曲、同治時期的楊月樓事件、晚近時期的北京的票房、晚清名伶經濟地位的狀況等等,但由於各種原因,沒能繼續下去。不過,這些都還是我所感興趣的問題,希望能夠俟之來日。
二○○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