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欺騙的科學:掀開謊言的脈絡
If you want the truth, follow the lies.
《誰說人是誠實的!》主要探討人為什麼會有說謊、欺騙、作弊等不誠實的行為。但是本書聚焦的並非金光黨或詐騙集團這類惡意謊言,而是著重於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曾有過的,遊走在高尚道德邊緣的小奸小惡。令人讚嘆的是,這本書告訴我們,原來謊言是多采多姿的。
我大部分時間都到企業採訪不同的人,試著去找出科技不被採納的原因。要找出真相,大多時候我必須要先學會聽謊言。從追蹤每一個人的謊言過程中,真相就浮現出來了。我對欺騙這件事雖不能算是專家,但倒也頗有心得,因為我每天都在學習聽謊言。所以,應邀撰寫關於「不誠實」主題的序,我義不容辭。
艾瑞利(Dan Ariely)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學者。他的前兩本著作(《誰說人是理性的!》及《不理性的力量》)以淺顯易懂的方法分析行為科學。能夠把學術研究寫成暢銷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能夠把人的「不理性行為」寫得這麼有趣,更是難上加難。在這本書裡,他挑戰了另一個不理性行為,那就是「不誠實」(dishonesty)。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中,師長一直提醒我們千萬不能夠說謊,凡事都要誠實。社會上也制定了許多道德規範,讓人們覺得說謊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摩西十誡中的第九誡就強調,不可以說謊作假證。《西遊記》中,唐僧給豬「八戒」,其中第四戒是不可妄語,也是不可以說謊。看來古今中外聖人的教誨都一樣:誠實才是理性的。但是,為什麼我們多數人還是不老實呢?其實,這真的不能怪我們。
例如,當你太太問你,你覺得今天晚上煮的菜好吃嗎?雖然你心中想著:「天哪!你怎麼鹽巴放這麼多,食材怎麼煮得過熟了,擺盤怎麼這麼難看。」但是,你嘴巴一定會說:「真是太好吃了,比五星級餐廳做得還好吃呢,而且菜裡面有一股溫柔的手感。」你覺得這個謊言很噁心?可是,那天晚上太太一定過得非常快樂。
或者,當你的同事問你:「我最近身材是不是走樣了?」你心裡想:「對啊!你怎麼把自己身體弄成這個樣子,你一定是應酬太多、運動太少,而且你一定晚上常跑夜店,喝酒也一定不節制。」但是,你嘴巴一定會這麼說:「不會啊,你的身材跟上次看到的差不多啊,你維持得還算不錯呢,不過你最近一定很辛苦吧?」你覺得這個謊言很噁心?可是,那位同事當下一定得到了心靈的慰藉。
像上述這種白色謊言無傷大雅,而且還能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有人告訴我,在一個月中,女生平均撒謊的次數約一百次(為了安慰男生),但是男生撒謊的次數卻高達一千次(為了安慰女生)。所以,看起來這個社會上還是有一個很大的謊言消費市場,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謊言供應商。令人不解的是,人到底為什麼要說謊。大部分的人會說,因為他怕惹事,或者因為要顧全別人的面子,或者怕受到懲罰,或者希望逃避現實,或者純粹是為了愛。
相對於我們這樣不完整的認知,這本書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人為什麼會說謊。艾瑞利採用各種有趣的行為實驗,幫我們找到了說謊的十種動機。
第一,我們常常因為惡小而為之。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做點小弊其實無傷大雅。所以,在高爾夫球場,我們會不經意地把小白球偷偷地往前移動一點,或者我們會不經意地少報幾桿,讓自己不會輸的太難看。
第二,我們會因為良心被蒙蔽,所以不知不覺就作弊了。但是,當良心被喚起的時候,我們會突然變得誠實。例如,我們比較傾向會欺騙一般人,但是遇到盲人的時候我們反而會變得比較誠實。
第三,因為我們找到一項好理由,所以就有了說謊的合法性。例如牙醫買了一套全新的機台,專門用來補牙冠上的裂縫。所以就算病人不需要,牙醫也會說謊,說服病人接受治療,只因為他買了一套全新的機器。
第四,我們說謊是因為太融入角色了。例如,假若你扮演坐在輪椅上的殘障者,你可能會為了粗糙且不體貼的公共建設而大為憤怒,雖然你根本沒有殘障。
第五,我們會因為受人恩惠而撒點小謊。例如,倘若我們接受某家公司的獎學金,我們就會傾向喜歡那家公司的產品,這是一種愛屋及烏的謊言。
第六,因為疲憊,或遭受到極大的誘惑,我們就會說謊。這點我特別有感受。在學術界有很大的發表壓力,所以有一些學者為了求快,就將作品發表在山寨版的學術期刊,或者是偷別人的作品,或者不是自己寫的文章,卻掛上自己的名字。在面對發表壓力、身心疲乏的時候,就算是應該為人師表的教授,也會有很大的欺騙動機。
第七,因為善意,所以只好說謊。例如,當一個病人要開刀前,醫生總是會安慰他,沒什麼好擔心的,一切都會平安過去。這明明是個大謊言,因為開刀的風險很高,手術過程中病人的身體也很脆弱。但是,醫生安慰性的謊言卻讓病人有勇氣去承受這個過程。說謊,是為了愛。
第八,因為沒有榮譽感的束縛,人就會傾向於說謊。人是很感性的動物,容易受到外物的影響。書中提及一個很有趣的實驗,把學生分為兩組,一組告訴他們所拿的包包和太陽眼鏡都是名牌的。另一組則告訴他們皮包是山寨版,太陽眼鏡也是山寨版。實驗結果發現,知道自己拿著名牌的皮包,又戴著名牌的太陽眼鏡,有七成以上的人傾向於誠實。另外一組則是七成以上傾向作弊。名牌代表一種尊榮象徵,會激發人內心的榮譽感,因此也就變得比較誠實了。
第九,因為大家都不遵守規矩,所以不誠實也不會怎麼樣。在研究所寫論文就是一個很好的考驗。傳說各校很多EMBA碩士班同學其實都到外面找寫手,據說代寫一份論文要價五萬元台幣,在美國也差不多要200美元左右。這是因為這些主管級的碩士研究生都還蠻有錢的,但就是時間不夠。當很多人集結起來找寫手代筆的時候,沒有找的人心裡就不太平衡,因此也會被傳染,變得不老實了。他們會忘記,若被抓到的話,代價很高(像是退學)。
第十,太有創意的人,容易不老實。我曾參觀過一家電視台,他們設有一個故事實驗室(Story Lab),讓一群很有創意的人腦力激盪,好編出電視劇。艾瑞利告訴我們,這個過程其實就是說謊的過程。但是,到底是因為有創意的人善於說謊,還是說謊太多讓人變得有創意呢?
這些欺騙的原因讓我們更「科學」地了解不誠實的動機。這本書提供很多有趣的行為實驗,故事更是引人入勝。在讀完之後,可以讓自己更有意識地活在謊言之中。或者,我們也可以學習如何很有創意地說謊,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雖然趨向誠實、遠離欺騙,才是理性的行為,但是本書的實驗告訴我們,不誠實畢竟才是人性。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提醒我們,誠實只是短暫的,欺騙才是常態。所以,對付小奸小惡最好的方法就是:時時提醒那些愛作弊的人。我知道了,下次期末考,當學生一邊回答考卷的時候,我就在一旁播放聖歌或是佛經音樂,這樣一定可以讓學生變得更加誠實。
蕭瑞麟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所長
推薦序二
如何喚回「誠實」人性?
繼《誰說人是理性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和《不理性的力量》(The Upside of Irrationality)兩本暢銷書之後,「浴火重生」的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利(Dan Ariely)又出版了《誰說人是誠實的!》(The (Honest) Truth about Dishonesty)這本新書,再將「人的不理性」推到「不誠實」的層次。
「不誠實」已成常態
照往例,艾瑞利還是利用心理學的實驗方法,以小樣本的不同組別、不同情境來測試人是否誠實,從而得出如何讓人保有並發揮誠實美德的良方。這本書不但有趣而且探討的主題非常重要,尤其在人類道德極度沈淪的現時,更顯現其價值。
廿世紀末,人類的道德大滑坡,在高科技的推波助瀾下,欺騙、詐欺行徑沸騰,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就是具體的展現,集貪污、舞弊、官商勾結、投機炒作、貪婪之大成。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連續出版《誠信》(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和《跨越斷層》(The Great Disruption)兩本鉅著,試圖喚回傳統「誠信、信任」美德,呼籲「重新培養誠實互惠習慣、擴大信任範圍」。
無獨有偶,台灣2000年總統大選時,所出現的極端惡劣選戰策略,讓台灣民眾對人性的沈淪,無所不用其極將對方抹黑、醜化行徑深惡痛絕,這些行為所顯示的現象是連「人人為近敵」都無法形容的。就在民眾普遍灰心失望之際,當時的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一篇〈跨越斷層〉的文章及演說,竟然喚醒諸多人心,在他的以身作則帶頭下「站了出來」。特別要強調的是,李院長自己作示範,並且表示人民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要自己做頭家、自己決定國家的命脈,也就是說要「大家一起來」,人人由自身做起。
道長魔消、道消魔長
正如李遠哲所言,台灣社會有「向上進」力量,也有「向下退」力量,兩股力量同時對衝,這好似「道」「魔」同存一般,很可能一根火炬的點燃,就可收「道長魔消」之功。其實,每一個人的內心也是善惡同存、相互拉拔,若善心掩蓋惡心便向上提升,反之則向下沈淪。
當物質生活提高,在世間名利的誘引下,包括台灣在內的人間,的確出現嚴重的斷層、甚至斷裂。當時的台灣在剎那間露出了反轉的曙光,而福山的書亦明白顯露出全球也有同樣的訊息。不過,十多年過去了,人類社會秩序大斷裂是止跌回升還是裂縫加大了呢?現時的台灣,是「向上提昇」或「向下沈淪」?答案是再明顯不過了。貪污舞弊再進化,信口開河更泛濫,造假行徑更囂張。
也就是「反轉曙光」只曇花一現,馬上「加速沈淪」,2008年全球金融大海嘯就是大見證。如今是「不誠實」絕對壓倒誠實,甚至已到「演壞人不必揣摩,演好人則需揣摩」的不堪地步了。所以,如何找到根治不誠實的良方,讓「誠實是最佳政策」的日子重返人間,可說是首要之務,而艾瑞利的這本書足以扮演重要角色。
嚴刑峻罰不是好辦法
本書中的各種實驗一致指出,「不誠實」已是世間人的習慣。這一則書中引用的笑話最為經典:八歲大的吉米放學回家時,帶著老師給家長的紙條,上面寫著:「吉米偷了鄰座同學的鉛筆。」吉米的父親看到以後大為光火,於是長篇大論地把吉米好好訓了一頓,讓他明白他的行為是多麼令父母失望,然後罰吉米禁足兩星期,還語帶威脅:「看等一下媽媽回來要怎麼罰你!」最後,他下了結論:「吉米,不管怎麼樣,假如你需要鉛筆的話,為什麼不開口呢?只需要開口跟我們要,不就好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可以從辦公室拿幾打鉛筆回來給你。」
不必太仔細的想一下,我們每個人應都會發現自己和這位父親有同樣的毛病,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早已養成習慣。值得慶幸的是,人類還是不贊同不誠實的,但總是想用「嚴刑峻罰」,並以各種機制設計(如陽光法案)來解決問題,結果卻是治絲益棻。艾瑞利則由人的心理層面切入,設法喚醒人的善良,讓個人自動壓抑惡的一面。艾瑞利以普林斯頓大學自1983年就開始實施的榮譽制度為例,證明利用「宗教儀式」、「發誓」的方式效果較佳,而「榮譽制度」也可以引用。
讓「誠實」由生活中長成
在台灣,台中市楓樹里有家誠實商店,桌上擺放的小王子麵、糖果、巧克力都有清楚的5元、10元價格,民眾自己付錢取貨。4歲的小朋友拿了喜歡的糖果後,轉過頭搬椅子,吃力爬上去,掀開眼前大甕的蓋子,把10元銅板丟進去,零錢發出的聲響,就是「誠實的聲音」。
這家誠實商店沒有店員,從未上鎖,就是要讓民眾自己感受何謂誠實。小朋友知道自己不夠高,投不到「誠實甕」,所以無論如何都要搬來椅子把錢投進去,可見小孩子的誠實、純真。不過,這家商店卻常遭小偷,而且年年賠錢。可見沒付錢或付不夠錢者大有人在,也就是誠實者少於不誠實者。即使事實如此明顯,負責經營的江老師卻說,「誠實」是無價之寶,他會繼續堅持。
江老師不只口頭說說而已,在抱持「人性本是誠實」的信念之下,不但原來的店繼續營運,又在附近另外開了兩間店,擺放社區古老文物和窯燒作品,同樣清楚標上價錢,顧客自己投錢到「誠實甕」。江老師表示,能不能打平收支不重要,「誠實」的信念才是留給下一代最重要的資產。
對照艾瑞利的實驗,江老師的做法正是誠實態度長成的良方,堅持下去相信得以讓台灣人民找回並發揮誠實善良的心,也得以截窒世下流。
艾瑞利的這本書像是照妖鏡,燭照出人深藏於內在的不誠實魔性,讓世間人的心可以向上提升。朋友們,盍興乎來!
吳惠林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前言
「不誠實」為何如此有趣?
想知道一個人究竟誠不誠實,有個好辦法是直接問他。假如他回答:「誠實。」那麼他一定是個騙子。--喜劇演員馬克斯(Groucho Marx)
2002年,就在安隆公司(Enron)垮台之後幾個月,我對詐欺舞弊的興趣第一次被點燃。當時我在參加一個科技相關研討會,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小酌一番時,碰到巴洛(John Perry Barlow)。我只知道巴洛過去曾替搖滾樂團「死之華」(Grateful Dead)填詞,但聊著聊著,才發現他也擔任過好幾家公司的顧問,其中包括安隆公司。
假如你在2001年末不曾注意到安隆公司相關新聞的話,這個華爾街寵兒快速崩落的故事大致如下:安隆公司透過一連串巧妙的會計手法舞弊,衝高財務數字。過程中,包括公司顧問和董事會、信評機構,以及如今已瓦解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Arthur Andersen)都視若無睹,形同幫兇,結果當紙再也包不住火時,安隆公司迅速崩落,股東損失慘重,退休基金憑空蒸發,幾千名員工丟掉飯碗,公司也宣告破產。
我和巴洛談話的時候,特別感興趣的是聽他描述當年怎麼樣一廂情願地對於安隆的情況視若無睹。他說,雖然在安隆公司迅速失控、陷入混亂的那段期間,他還在安隆擔任顧問,當時卻毫無發現他們有任何惡意的作為。事實上,他當時還深信安隆公司是新經濟中開創新局的領導者。一直等到安隆弊案的新聞占據各大媒體頭條,他才發現大事不妙。更令我訝異的是,他說事情爆發後,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一路以來,都沒有看到任何蛛絲馬跡。
這件事讓我沈吟了好一會兒。和巴洛聊天前,我一直以為安隆風暴基本上完全是由安隆的邪惡三巨頭:執行長史基林(Jeffrey Skilling)、董事長雷(Kenneth Lay)和財務長法斯托(Andrew Fastow)一手造成的,他們一起計畫和執行了這個龐大的會計舞弊案。但當我坐在這裡,從我素來很欣賞的朋友巴洛口中聽到他親身經歷安隆案的過程,我發現他的故事談的是一廂情願的盲目,而不是存心的詐騙。
當然,包括巴洛在內,所有涉及安隆案的人士也說不定早已貪腐成性,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我開始思考,或許真有一種不同型態的不誠實,是你、我和巴洛這種人比較容易犯的過失,是一種一廂情願的盲目,而不是存心詐騙。我開始納悶,不誠實的問題是否不只是出現幾顆爛蘋果那麼簡單,其他公司會不會也有這種「一廂情願的盲目」現象。我也很好奇,假如我或我的朋友當時是安隆公司的顧問,我們的反應是否也和巴洛差不多。
我因而開始對欺騙和不誠實的主題非常感興趣。人類為什麼會出現誠實或不誠實的行為?或許最重要的是,不誠實的行為只侷限在幾個害群之馬身上嗎?抑或其實是更普遍的問題?我知道,最後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大幅改變我們的因應方式:如果全世界大部分的詐欺舞弊都是由少數幾顆爛蘋果造成的,我們很容易就能夠解決問題。人力資源部門可以在聘僱流程中篩選掉可能的騙子,或改善制度,藉以淘汰出現舞弊行為的員工。但如果問題不限於少數害群之馬,而是包括你我在內,任何人在家裡或在職場上都可能會不老實,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犯罪的可能,那麼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了解不誠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同時想辦法克制這方面的天性。
理性犯罪的簡單模型
那麼,目前對於不誠實的起因,我們究竟了解多少呢?在理性經濟學的領域,盛行的是諾貝爾獎得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貝克(Gary Becker)提出的觀點,他認為人之所以會犯罪,乃是基於對各種情境的理性分析。哈福特(Tim Harford)在其著作《誰賺走了你的薪水》(The Logic of Life)中描述,這個理論誕生的經過其實頗平凡無奇。有一天,貝克準備去開會,卻發現自己快遲到了,由於會場周邊的合法停車位太少,他決定冒著被開罰單的風險,非法停車。貝克回想自己在當下的考量過程,發現最後的決定完全是把可能付出的代價(被逮到、吃罰單,車子還可能被拖吊)和可能得到的好處(準時抵達會場)放在天平上權衡後的結果。他也注意到,在權衡利弊得失的過程中,這樣做究竟是對是錯,完全不在考慮之列,他只是單純比較了可能產生的正面和負面後果。
「理性犯罪的簡單模型」(Simple Model of Rational Crime,簡稱SMORC)於焉誕生。根據這個模型,每個人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模式都和貝克大同小異。我們在社會上努力打拚時,總是經過理性衡量利弊得失後,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向,不管我們的選擇是打劫銀行或著書立說都一樣。根據貝克的邏輯,假如我們身上沒錢了,這時剛好開車經過一家超商,我們會很快估算一下超商收銀機裡可能有多少現金,衡量被逮的機率,想像失手時可能面對的懲罰。我們會在衡量利弊得失之後,再決定要不要搶這家超商。所以貝克的基本論點是,有關誠實的決定,其實和其他許多決定一樣,都是以利弊得失分析為基礎。
「理性犯罪的簡單模型」以簡明扼要的方式來分析不誠實的行為,但問題是,這個模型能不能準確描繪出人們在現實社會中的實際行為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的社會顯然可以採取兩個辦法來因應不誠實的行為。其一是提高罪犯被逮的機率(比方說,增加警力,或裝設更多監視錄影機),其二則是加重罪犯被逮後的懲罰(比方說,處以重刑或提高罰金)。各位,這就是「理性犯罪的簡單模型」對於執法、懲罰和一般不誠實的行為所代表的含意。
但是,萬一這個模型對於不誠實的簡單看法並不正確或不夠完整呢?果真如此的話,那麼我們對付不誠實行為的標準做法就會顯得不足,也缺乏效率。如果「理性犯罪的簡單模型」並非詮釋不誠實起因的完美模型,那麼我們就需要釐清真正導致人們欺騙的因素為何,然後運用新的理解來克制不誠實的行為。而這正是本書探討的主題。
全然理性的世界
在檢視哪些因素會影響我們誠不誠實之前,不妨先很快做個假想實驗。如果所有人都必須嚴格遵守「理性犯罪的簡單模型」,採取任何行動時,只能權衡利弊得失,我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
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純粹由「理性犯罪的簡單模型」所架構的世界,我們在做任何決定時,都會先分析利弊得失,採取看似最理性的做法。如此一來,我們不會基於情感或信任做任何決定,所以即使只離開辦公室一會兒,我們很可能還是把錢包鎖在抽屜裡;我們還會把家裡的現金藏在臥室床墊下面或鎖在祕密保險櫃中。出外度假時,我們不願請鄰居幫忙拿信,深怕他們會順手牽羊偷東西。上班時,我們也會嚴密提防同事。在商場上,雙方握手協議不再算數,任何交易都必須看到正式的法律合約,因此我們將花很多時間在法律訴訟上。我們或許會決定不生小孩,因為等到兒女長大成人,就會試圖奪走我們的一切;孩子如果和我們同住,就更有機會竊取我們的財物。
當然,人非聖賢,我們距離完人的境界還很遙遠。不過,如果你也認為「理性犯罪的簡單模型」其實並沒有正確描繪我們的思考方式、行為模式和日常生活,那麼前面的假想實驗告訴我們的是,其實一般人都不是完全理性,只顧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那麼容易舞弊和偷竊。
禮品店的錢為何不翼而飛?
2011年四月,葛拉斯(Ira Glass)主持的節目《美國生活》(American Life)報導了魏斯(Dan Weiss)的故事。魏斯是在「華盛頓甘迺迪演藝中心」(John F.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打工的大學生,負責為演藝中心的禮品店備貨。三百名好心的志工構成了他們的銷售人力,這些志工多半是熱愛戲劇和音樂的退休人員,在禮品店幫忙銷售紀念品給訪客。
禮品店的經營方式就像果汁攤一樣,他們沒有收銀機,只有一個裝現金的盒子,志工每天把收到的現金丟進去,也從裡面拿零錢出來,找錢給顧客。禮品店生意興隆,每年賣出四十幾萬美元的商品。但是他們碰到一個大問題:每年銷售額中總會有將近15萬美元不翼而飛。
魏斯升上去當經理之後,擔負起抓賊的重任。他開始懷疑禮品店裡負責把現金存進銀行的年輕職員有問題。於是他和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偵查處連絡,他們派來一名警探協助設圈套。二月某個晚上,他們設下陷阱。魏斯把一些畫了記號的鈔票放進現金盒裡,然後離開。他和警探躲在禮品店附近的樹叢中,等候嫌犯出現。等到他們懷疑的職員下班時,兩人一擁而上,果真在他的口袋裡找到一些作了記號的鈔票。真相大白,可以結案了。真的嗎?
結果並非如此。那天晚上,年輕職員只偷了60美元,而且他被炒魷魚之後,禮品店的商品和現金仍會不翼而飛。魏斯的下一步則是建立起有價格清單和銷售紀錄的存貨系統。他請擔任志工的退休人員逐筆記下賣出的貨品和收到的現金,結果你想必也猜到了,從此不再有失竊的問題。問題不在於單一的小偷,而是因為禮品店對商品和現金的管理太過鬆散,令許多心懷善意、熱愛藝術的年長志工都忍不住順手牽羊。
這個故事帶來的教訓十分令人沮喪。正如魏斯所說:「只要有機會,我們都會拿走別人的東西……許多人都必須在受到監控的情況下,才會做對的事情。」
許多人共同犯下的小奸小惡
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於,檢視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力量(許多人以為這是不誠實行為背後的驅動力,但你之後將會讀到,其實不然),以及我們常以為無關緊要、但實際上卻非常重要的非理性力量。也就是說,當我們發現一大筆錢不翼而飛時,通常都以為一定是某個冷血罪犯幹的好事。但是從前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到,這類詐欺舞弊行為不見得是某個人做了成本效益分析後,決定竊取大筆現金;反而是許多人共同犯下的小奸小惡,他們不時將一點點現金、或一些紀念品據為己有,還默默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後面章節將會探討有哪些因素會驅使我們舞弊,並進一步解釋促使我們保持誠實的力量為何。我們將討論為什麼不誠實的行為終究會紙包不住火,還有我們為了自我利益而詐欺舞弊後,如何繼續對自己保持正面的看法──這是導致許多不誠實行為的重要因素。
探討了不誠實背後的基本因素之後,我們將描述一些重要的實驗,這些實驗能幫助我們找出日常生活中哪些心理和環境因素會增進或減少誠實的行為,包括利益衝突、發誓、偽造、創造力或單純只是累了等等。我們也會從社會層面探討不誠實的行為,包括當其他人能從我們的不誠實行為中得到好處時,他們會如何影響我們對於是非的理解及我們舞弊的能力。我們最終想要了解的是,不誠實的行為究竟是怎麼運作的,如何受到我們日常環境的結構所影響,以及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會變得比較誠實或比較不誠實。
除了探討影響不誠實的原因之外,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切入的好處之一是,我們可以看到內在因素和環境因素對我們的行為產生的影響。一旦更深入了解行為背後的驅動力,在面對人類的種種愚行時(包括不誠實的行為),我們可以設法改造環境,以促成更好的行為和更好的結果。
希望接下來幾章描述的研究能幫助大家了解,自己為什麼有時候會不夠誠實,同時也提出一些有趣的方法,幫助大家克制不誠實的行為。
現在就展開這場探索之旅……
(更多精采內容,請見本書)
親愛的台灣讀者:
本書的主旨乃是探討不誠實的行為,但由於我們大多數的實驗對象都是美國人,各位也許會認為,這本書探討的是美國人的不誠實行為。由於其中牽涉的文化差異,各位可能會猜想,自己和同胞在誠實方面的表現,應該和美國人大不相同吧。你認為呢?大體來說,貴國人民比美國人誠實嗎?還是比較不誠實?
你可能會感到訝異的是(要看你怎麼回答上述問題),當我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僚合作進行實驗時,我們發現,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現出來的誠實程度只有些微差異。我在本書結尾會更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但目前很重要的是提醒各位,我們的實驗結果並沒有顯示出文化上的差異,換句話說,誠實並非某種特殊文化中某種特殊生活方式下才有的固有德行。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透過實驗來檢視人們不誠實的基本傾向--他們會如何扭曲規則或曲解形勢,好讓自己雖然舞弊,卻仍然自我感覺良好,以及他們這樣做時的自我詮釋空間有多大。
當然,我們的確在其他行為中看到文化差異。比方說,我曾經和同事做過一個實驗,比較人們在群體中展現的行為--尤其觀察他們在酒吧中點酒喝的時候。
我們連續好幾天,都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教堂山(Chapel Hill)的酒吧中請顧客試飲啤酒。我們在現場接受點酒,每個人都可以從四種啤酒中任選一種來試喝。有些客人點酒時,我們會大聲宣布他們點的啤酒名稱,所以同桌的客人都知道他們點了哪一種酒。至於另外一些客人,我們則請他們在小紙片上寫下想喝的啤酒,所以其他人不知道他們點了什麼酒。喝完啤酒之後,我們會問他們是否喜歡,以及會不會後悔點了這種啤酒。
結果我們發現,若在點酒時被大聲唱出酒名,客人往往都點了自己不想喝的啤酒,而且最後也後悔自己做了這樣的選擇。公開點酒的這組只有第一個點酒的人和另外那組私下點酒的客人一樣,很滿意自己的選擇。基本上,除了第一位點酒的人之外,第一組所有客人都聽到前面的人點了哪一種酒,如果其他人正好選了他們最想點的啤酒,他們就會退而求其次,改點自己比較沒那麼喜歡的酒。但等到啤酒送來之後,他們就開始後悔了。
我們也發現,這種在點酒時違反自己偏好的傾向,與我們稱之為「需要展現個人獨特性」的特質有密切關係。基本上,人們認為自己能不能被視為獨特的個體,遠比能不能喝到自己喜歡的啤酒重要多了。所以他們不惜犧牲口腹之慾,希望能對其他人傳達出某種自我形象。
我們在香港做相同的實驗時,發現酒吧客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但背後卻有不同的理由。香港人也會考慮其他人點的啤酒,同時也會為了點酒的行為所傳達的自我形象,不惜犧牲自己的偏好,而且之後同樣感到後悔,覺得不該點這種啤酒。只不過在香港的酒吧中,客人不是為了強調自己的獨特性而違背原本的偏好,反而因為重視合群從眾,通常會和前面的人點同一種啤酒。因此,雖然美國人和香港人都犯了相同的錯誤(為了公眾面前的形象而違背自己的願望),在事後也同樣感到後悔,但背後的動機--希望在同桌客人面前展現的自我形象(獨特性v.s.相似性)卻大不相同。
我們經常在人類行為中看到這樣的差異,不過就這個案例而言,雖然在不同文化中會有不同的行為表現,促成某個決定背後的原因卻通常一致。我建議各位在閱讀本書時,也能好好思考書中提到的實驗,以及實驗的結果和我們的詮釋,看看是否適用於貴國人民生活的不同層面。
想想看,在何時、何地,以及什麼樣的情況下,人們會比較容易(或比較不會)合理化自己不誠實的行為。但重要的是,別忘了你和這些實驗的數千名參與者一樣,很可能也有相同的傾向……。
丹.艾瑞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