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如何奠定貞觀政權?
武則天何時開始步入權力中心?
「三省制」如何影響隋唐政局?
唐太宗如何奠定貞觀政權?武則天何時開始步入權力中心?「三省制」如何影響隋唐政局?隋唐史研究專家羅永生,以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等政治人物和中央三省制、樞密院、門下省等政治制度為主題,深入剖析隋唐帝國的權力核心!
本書特色
以「政權」和「政治制度」作為切入點,透過詳實的考證與精到的分析,重新探究隋唐歷史。
唐太宗如何奠定貞觀政權?
武則天何時開始步入權力中心?
「三省制」如何影響隋唐政局?
唐太宗如何奠定貞觀政權?武則天何時開始步入權力中心?「三省制」如何影響隋唐政局?隋唐史研究專家羅永生,以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等政治人物和中央三省制、樞密院、門下省等政治制度為主題,深入剖析隋唐帝國的權力核心!
本書特色
以「政權」和「政治制度」作為切入點,透過詳實的考證與精到的分析,重新探究隋唐歷史。
作者簡介
羅永生
香港出生,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研究範疇為隋唐史和香港口述歷史。
著作:《三省制新探──以隋和唐前期門下省職掌與地位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中國史概論十二講》(新加坡:McGrawHill)、《果欄故事──油麻地果欄口述歷史研究計劃》(香港:油麻地區議會)、《東區人了解東區史:東區族群口述歷史計劃之一 ──福建族群研究》(香港:東區區議會)等。
【政權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古代君主的世界觀--以隋煬帝為例
從「玄武門之變」看貞觀政權的形成
唐高宗政治權謀的再認識--兼論高宗朝的武則天
【政制篇】
「後魏尤重門下官」說新探
隋文帝與三省制發展關係初探
唐前期三省地位的變化
論唐前期使職制度與政事堂的發展關係
從政事堂內看三省地位的變化
晚唐五代的樞密院和樞密使
【散論】
談談中華書局點校本《唐六典》的特點與史料價值
史籍文獻與中國古代史教學--以隋唐史為例
淺談唐人的綠色環保意識
後記
後記
本集子收錄文章的撰寫時間,前後跨越了兩個世紀。記得上世紀九○年代初,我開始了在大專的教學工作,當時基於客觀環境的限制教學任務相當繁重,可以說把個人所有精力都貢獻在教學之上,從事研究的空間,是相對地缺少。隨著時間的推移,踏入九○年代中後期,教學工作亦相對穩定下來,容許自己重新撰文論史,當時的心境真的有點火鳳凰再生的感覺。而個人研究興趣除繼續於老本行──隋唐三省制的探究外,亦開始嘗試涉獵到政治制度史以外的其他範疇,包括歷史人物、文獻典籍、隋唐史教學等,故而拉雜成篇,結聚了今天的這個集子來。
在這裡我得感謝數位帶領我進入隋唐史研究領域去的老師們,他們分別是:劉健明老師(前香港中大文學歷史系教授)、吳宗國老師(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已故黃約瑟老師(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日榮老師(前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沒有他們的引領與指導,我肯定不會有幸進入歷史研究的範疇,更不能以歷史教學與研究為終身事業。如今數位老師身處各方,劉師已移居北美,吳師在北京享受退休生活,廖師退休後亦返回澳洲。只剩下學生一人仍堅守著這工作,不忘師長的教訓,盼能薪火相傳,把中國古代史、隋唐史的教研工作,在香港這片幾已不能再容納中國古代史的地方,得延續一點微弱的薪火。
在出版環節上,得感謝區志堅博士的穿針引線,為我聯絡,秀威的鄭伊庭小姐越洋為我安排,在文字校對、史料覆核方面,得感謝郭泳希先生、林曉筠小姐、甄智曄先生的付出。我仍得感謝香港樹仁大學研究及職員發展委員的支持,讓出版變得更順利。最後,必須感謝內子潔英和兒子明灝,多年來為我帶來了生活上的喜悅與歡愉,讓我在相對單調的教研工作中,添上不少色彩。
羅永生 2013年11月29日 於香港寶馬山 樹仁大學歷史系
〈小結:武則天參政的背景〉
按照舊史說法,武則天的得勢,或者可以分為幾個階段:首階段起始是如《唐會要》卷三所記:顯慶五年十月,上苦風眩,表奏時令皇后詳決,自此參預朝政幾三十年,當時畏威,稱為二聖。
這裡所記,與《舊唐書‧則天皇后紀》所記,「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為二聖」,並不完全相同。
從前者所記高宗不適時間與武后參政日子長短均較確切一點來看,應較後者更接近原始記錄。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後者所記中,多苦風疾的「多」,皆委天后的「皆」,可能是為後人妄加的斷語,《新唐書‧則天皇后紀》便沿襲了「多苦風疾」一句,但述及奏事時,則謂「時時令后決之,常稱旨」,較接近《唐會要》記錄。另外,《資治通鑑》的記錄則作:「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言外之意,亦是高宗長期有風眩。考慮到《通鑑》的書法,所謂「目不能視」四字,或有可能不是一手史料,而是司馬光根據某些已經失傳記載的加筆。事實上,就史料所見,除了臨終時之前的一段時期外,高宗小病記錄,只有咸亨四年(六七三年)八月一次,當時高宗患了瘧疾,「令太子弘於延福殿內受諸司啟事」,這樣或可理解為高宗身體狀況並不太差。另外,高宗曾在乾封二年(六六七年)九月和永隆二年(六八四年)閏七月,兩次以服餌為原因,令皇太子監國,不過時間相信十分短。另外,咸亨二年(六七一年)正月因幸東都,儀鳳四年(六七九年)五月因不明原因,均分令太子賢國。
總之,武后得以參政,與其如舊史說是因高宗長期不適,以至不得不倚靠武后的必然結果,不如說是因高宗健康出現毛病,而使武后偶然得到的參政機會,似更為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