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決策：領導人、結構、機制、過程

　　中國大陸的高層決策經常被稱為黑箱作業，外界諱莫如深。本書自中共黨國體制的宏觀結構，包括最高決策機關結構和功能的演變、最高領導人的統治方式和他和其他領導人間的互動方式、以及其他制度（如黨政機關的決策權）和非制度（如最高領導人退居二線）因素，探討中國高層的決策過程與機制。90年代以來，中共決策專業化和多元化的趨勢逐漸明顯，但利益的牽制使得過程冗長、斷裂，集體決策在後鄧小平時期才出現。本書提出中共的「情境決策」模式，藉以整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間、黨政之間、不同時期領導人的角色變化以及不同議題的決策過程。本書理論與實際並重，是第一部針對中共決策做系統性研究的中文著作。

作者簡介

趙建民博士

　　現任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講座教授，曾任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特聘教授、所長，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資深傑出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客座教授，並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短期講學。趙教授曾任著名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和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客席主編，曾赴美國史丹福大學、杜克大學、密西根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德國杜賓根大學等學府擔任訪問學者，並經常應邀至全球著名學府演講。趙教授出版專書十二本，包括Remaking the Chinese State ( 2001)；當代中共政治分析（1997）；威權政治 （1994）；Assessing Lee Teng-hui Legacy: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External Affairs ( 2002)；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與選舉制度（2001）；Taiwan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 (1999)；兩岸互動與外交競逐（1994）等。

早期西方的中國研究以極權政黨為核心，陸續開發了理性模式和權力模式等決策研究途徑。自改革開放以來，決策參與者增加，「權威脆片化」理論強調權威斷裂，政策制定的過程分散、冗長。本書自「後黨國體制」的宏觀結構、領導人以及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等因素，探討中國高層的決策過程與機制，提出「情境決策模式」藉以整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間、黨政之間、不同時期領導人的角色變化以及不同議題的決策過程。

第一節國家決策相關理論
治既涉及國家資源分配，則如何決定誰分多少？過程為何？這些問題自然是政治學界所最關心的。早在公元前四百年，古希臘歷史學家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在其經典名著《培羅波尼西亞戰爭》（PeloponnesianWar）一書，探討古希臘城邦決定有關戰爭、和平與聯盟等相關問題時，發現城邦領袖對環境的掌握十分精確，修氏不但分析當時決策者所面臨的具體問題與其對所處環境的體認，還分析決策者心理層面的恐懼與榮譽等因素，開啟人類對決策研究的先聲。

古典決策研究法受經濟學和企業管理的影響，承襲歐洲中古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對人類與生俱來的理性觀點，思考上傾向邊沁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認為人類在面對選擇時，必然會理性地對所有可能選項進行利弊（utility）和可能性（probability）評估，以便做出最佳抉擇。
政治學界迄今最具代表性的決策研究，當屬艾里生（GrahamT.Allison）所撰《決策本質》（EssenceofDecision）一書，他以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為例提出三種決策模式，其中第一個模式便是理性行為者模式（rationalactormodel），認為大多數政府決策，都有意或無意的印證古典經濟學有關行為者以理性模式決策的假設。理性行為者決策模式將國家視為步調統一的行動者，在制定政策時，會理性的將不同政策目標和利弊得失納入考慮，基於人性趨利避害的傾向，「理性人」必會對各選項逐一比較，本於利益最大化原則選擇最佳方案，因此，決策過程包含目標設定和選擇，其中涉及目標、選項、利弊後果、抉擇等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