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張建雄先生是本人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就讀時期的學長。在校期間,雖面識其人,並不熟悉,更説不上往來了。級別不同,學科有異,是很自然的。六、七十年代在農圃道的新亞書院,學生人數才不過幾百人,校舍仿如現今香港一間像樣的中學而已。所以,全校老師同學大都認識,最少有印象,這也是事實。何況張師兄是學校的運動健將,鋒頭甚勁。是近二十年,他活躍於著作界,我從事出版,才來往日密。
建雄師兄是銀行家,且因工作而長期寓居世界各地;退休後,更如自由飛翔的候鳥,時而上海,時而巴黎,時而世界各地旅途中。一年幾回,或鳥倦知還,或講學探親,返抵香港。近十年,每次返港他總約聚。雖見面機會不多,每相聚,有談不完的話題:談時勢,談旅行、談管理、談著作,談文化。同是農圃新亞舊侶外,我們職業雖然不同,卻都是"跨界別人",以上"五談"也都是我們的同好和嗜談的。
這回建雄兄要出版結集《讀史觀世》,囑我寫序,並明示因我是讀歷史的。該書內容雖談論的仍是他本行世界政經,但不少篇章談的卻是歷史,尤其專章申述新亞創辦人、史學大師錢穆先生的史學思想和評論時勢的慧見遠識。通讀全書樣稿,其實不囿於專章闡述賓四先生和南懷瑾的史學和思想,且在談世界政經文章中,貫穿其間,是豐富的歷史知識和飽含歷史意識。建雄兄以前談政經的文章,學術觀點而外,時穿插個人親聞親見親歷的思考,這是他著作的特點,也是他眾多的讀者所以喜讀樂聞的原因。這本著作如斯富有歷史意識和重視歷史觀點,對我來説,自然要先睹為快,也謬謬然答允寫序了。
這裏,無意從歷史的內容與角度,去介紹和討論該書,序者實無此方面的學養。只從"歷史"作為切入點,談些想法,以就教於著者和讀者。
農圃時代的新亞書院的學制,大學一年班學生,不管學系,都要修讀"中國國文"和"中國通史"。相信當時的學生,對此兩門課,大都有可有可無、被迫修讀的感覺。新亞書院的"大學國文",中,並且要通讀專書《孟子》。在芸芸眾多的中國典籍中,為何要特選《孟子》,當時的我們自然不甚了了。日後,我才曉得,同時期的台灣大學,所有大學一年班學生,都要修讀''中國歷史"和"大學國文","大學國文"中也選讀專書《孟子》,文學院生更要多讀一本專書《史記》。兩者課程設計,何其類似,自有教育的深意存焉。如果説新亞書院其時的課程設計,是出於守舊"土學者"的"老套",然而其時主政台大的,不説校長傅斯年是留學德國的,其他重要教授如毛子水等等都是留美的,校內也不乏"五四"以來被目之為"洋派"和"西化派"的學者。一相對照比較,用不着詳細去説明,可思過半其矣。由之就可以認識到,其時新亞和台大的主政者和學者,真懂大學教育的宏旨,人才培育的真諦。大學生是一個國家社會的精英,不管日後從事何種行業,都是國家、社會發展的主導者。作為中國人的大學,學生之修讀中國歷史和中國國文,絕不囿於是一門學科知識,也不等同於別的學科。本國歷史和國文,關乎一個民族文化和精神價值的傳承,這是社會精英不能不認識的。歷史也是關乎人類社會透穿時空的一門知識和學問,是訓練人才綜合思維和人文學養的一門學科,只要生息在人類社會中,尤其要擔當管理者,更是不可或缺。當前中、大學教育的主政者,純從教育專業與技術去看待歷史科和語文科,其不背離人才教育之原理,難矣!
我不諱言,張建雄師兄於今的"立功"與"立言",除了是個人的才賦、努力等因素外,實得益於農圃新亞的着眼於全才培育、重視人文學養的教育宗旨和課程設計。所以他的著書立説,具有視野開闊,富歷史感,洋溢人文學養,懷抱文化精神的特點,固能軼出一專業一專家的局限。
敝序無增益於建雄師兄大作的闡述,只申述一些個人的感慨,這要向作者和讀者告罪的!
陳萬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