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香港文學未有一本從本地觀點與角度撰寫的文學史，是説膩了的老話，也是一個事實。早期出現多種境外出版的香港文學史，疏誤實在太多，香港學界乃有先整理組織有關香港文學的資料，然後再為香港文學修史的想法。由於上世紀三〇年代面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被認為是後來「新文學史」書寫的重要依據，於是主張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聲音，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不絕於耳。1這個構想在差不多三十年後，首度落實為十二卷的《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際此，有關「文學大系」如何牽動「文學史」的意義，值得我們回顧省思。
一、「文學大系」作為文體類型
在中國，以「大系」之名作書題，最早可能就是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出版，由趙家璧主編，蔡元培總序，胡適、魯迅、茅盾、朱自清、周作人、郁逹夫等任各集編輯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大系」這個書業用語源自日本，指有系統地把特定領域之相關文獻匯聚成編以為概覽的出版物：「大」指此一出版物之規模；「系」指其間的組織聯繫。2趙家璧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五十年後的回憶文章，就提到他以「大系」為題是師法日本；他以為這兩個字：
既表示選稿範圍、出版規糢、動員人力之「大」，而整套書的內容規劃，又是一個有「系統」的整體，是按一個具體的編輯意圖有意識地進行組稿而完成的，與一般把許多單行本雜湊在一起的叢書文庫等有顯著的區別。3
《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以後，在不同時空的華文疆域都有類似的製作，並依循着近似的結構方式組織各種文學創作、評論以至相關史料等文本，漸漸被體認為一種具有國家或地區文學史意義的文體類型、資料顯示，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繼作有：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九八九)；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〇）；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六—二〇〇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九）。
另外也有在香港出版的：
＞《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一九二八—一九三八》（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六八）。
在臺灣則有：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二）；
＞《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台北：天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臺灣一九七〇—一九八九》（台北：九歌出版社，一九八九）；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臺灣一九八九—二〇〇三》（台北：九歌出版社，二〇〇三）。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地區有：
＞《馬華新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新加坡：世界書局／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〇—一九七二）；
＞《馬華新文學大系（戰後）》（一九四五—一九七六）（新加坡：世界書局，一九七九—一九八三）；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六五）（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一）；
＞《馬華文學大系》（一九六五—一九九六）（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四）。
內地還陸續支持出版過：
＞《戰後新馬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七六）（北京：華藝出版社，一九九九）；
＞《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一九九一—二〇〇一）；
＞《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廈門：鷺江出版社，一九九五）；
＞《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三）等。
其他以「大系」名目出版的各種主題的文學叢書，形形色色還有許多，當中編輯宗旨及結構模式不少已經偏離《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傳統，於此不必細論。
陳國球（節錄）
導言
一
在所謂的新文學四大文類中，散文的身份向來曖昧。新詩、小説、戲劇都算是「純文學」，散文卻因為「不純」而有點遜色，像朱自清《背影‧序》所抱歉的：「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説，便只好隨便一點説着」。1幸而他後來大大擴展了文學的界域，不但兼包美文、小品，連帶雜文、通訊、特寫等，也都可以帶有「文學意味」，要不然本卷的選擇範圍就極為有限了。2
這種朱自清命名為「文學報章化」的現象，並非指作者或作品向「純文學」的本質靠近，而是研究者追蹤着不斷冒現的新作品，努力論證它們具備新的文學品質——既説這些作品和以前的不一樣，卻又肯定兩者同是文學，未免有些弔詭。朱自清借用胡適「至大無外」的文學定義：「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又稍稍改易胡氏用來解釋「妙」和「好」的「明白」、「動人」，以求新舊品質表面殊異而內裏相通，其苦心可以理解。但「報章化」的文學一定「明白」、「動人」嗎？如果「報章化」的文學比以往的文學更「明白」、「動人」，原因在哪裏呢？
「文學報章化」最基本的意思，是報紙成為文學作品主要的發表場所，這一媒體或載體的特性主導了作品的特性，以至並非在報紙上刊登的作品也多少受到影響。在香港的散文寫作上——最少在本卷的時限裏——，報紙副刊正擔當這種角色。因此要了解香港散文有沒有、有哪些特點，也不妨從媒體、載體入手。自然副刊不是孤立的，它從屬於報紙，報紙又連結在更大的商業、政治、社會關係網絡中，而在這些關係網絡上活動的是人。所以媒體結構即或決定了基本的性質，個人意志有時也能闖出新路。
樊善標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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