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3：盧梭與早期中國共和

　　《思想史3》主題為盧梭與早期中國共和專號，共收錄論著4篇，研究討論1篇。

　　本期有三篇文章討論盧梭政治思想在中國與日本的早期詮釋與受繼。此三文各有所長，但都集中於討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尤其是其中最具魅惑力與爭議的概念：普遍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

　　王曉苓〈盧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國的引介及其歷史作用〉是一篇分析精細且具歷史縱深的精采論文。王文認為，十九世紀末日本人中江兆民精到的漢文譯本《民約通義》開啟了中文世界對盧梭政治思想的關注與討論。循此，王文約略依清末、民國、1949至文革、1990年代後等四個時期，分別列舉、闡述幾位具代表性人物。論文的前大半部依序討論梁啟超與汪精衛，嚴復、章士釗、張奚若，何兆武，王元化等人對「普遍意志」的理解與爭論；是精細的文本分析。

　　王文認為，盧梭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普遍意志」概念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彰顯人不可讓渡的自然主權—因此可能主張激進民主；另一方面，它又強調政治社會中的成員，也就是公民必須服從普遍意志的指揮—因此可能形成極權統治。這個兩面性導致了歷來中文世界對盧梭理解的分歧。王文最後從時代背景、政治議程以及政治環境的變遷等外部因素，論證上述各家對於盧梭思想理解的差異。從君主立憲到革命，從相信進步的人民民主到反左，在不同的政治光譜下，反射出盧梭的不同樣貌。總之，王文是篇黑格爾式的思想史論文，以後世、歷史後設的立場，逐一審視主要闡述者的理解、翻譯、衍伸及其闡述的時代背景。在一種「全知」的眼光下，希望對過往的詮釋文本投以時代性的理解。

　　范廣欣的〈盧梭「 革命觀」之東傳：中江兆民漢譯《民約論》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讀〉是問題意識清晰，論理強勢的學術文章。范文認為，盧梭政治思想並不強調革命，並不鼓吹消滅君主統治。那麼，范文問道：「近代以來中國人是怎樣通過閱讀《社會契約論》發現了革命呢?」這問題等於暗示、追問了中國近代革命意識的起源。根據范文的理解，此間與中江兆民翻譯《社會契約論》，也就是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的《民約譯解》密切相關。范文大量利用中江兆民自己在譯本中所加入的個人意見-〈解〉-，企圖說服讀者，中江兆民以相當迂迴、夾譯夾注、幾近微言大義的方式， 逐漸將盧梭的「反對君主專制」，往「否定君主制本身」推進。范文進一步論證，中江刻意使用「黨」一字來表示‘society, aggregation, association, community, union’等多種不同概念，明顯帶有革命黨的修辭意味。相較於王文的歷史縱深，范文完全集中於中江兆民文本的內外部分析，特別注意中江遣詞用字的意旨。但范文也注意到《民約譯解》在中國以《民約通義》重印面世時所發生的文本再造，尤其是重印版的序言，較諸中江激進，根本就是「徹底否認君主專制，而承認革命的正當性」。換言之，從日本的《民約譯解》到中國的《民約通義》，中國近代的革命思想依著這份亞洲的盧梭文本而生長。

　　蕭高彥〈《民約論》在中國：一個比較思想史的考察〉是篇方法論意識極為清晰的論文。上述范文的論述重作者認定的正確的、非革命的盧梭，對照中江文本不狃於時而造作出的潛在的革命話語，以及此話語在晚清中國情境下的放大。如果范文可看成史特勞斯式的（Straussian）的文本解讀，蕭文則是自承、自省的史金納式（Skinnerian）思想史書寫：以翻譯文化理論來平衡史金納方法論中的主體意識與作為，而凸顯在地文化條件所釀醞的新種政治語言。蕭文的分析對象以中江兆民、楊廷棟、劉師培、馬君武為主，說明這些譯者及其文化在特定條件下所構思的翻譯策略與概念傳遞，創造出甚麼政治想像。以中江為例，他「君」「邦」「民」「士」「臣」等詞分別代表sovereign, power, people, citizen, subject等等，顯然是以儒家政論來安置新的、未來的政治秩序想像。但蕭文的目的不止於觀念的比較，而進一步指陳，這些特殊的翻譯可能指向何種政治議程。中江兆民以「君權」翻譯sovereign，少了「主權者」這抽象的概念，導致了「以人民自為君主」遮蔽掉了「以人民自為主權」。其結果，傳統的個人君主統治制度在《民約論》裡變成不可能的選項。這其實反倒相當呼應中江在譯著裡強調的「民約」主軸。蕭文最精采的分析應該是有關楊廷棟的部分。從上述王文或范文的角度看，楊廷棟的翻譯顯得粗糙且錯漏百出。但蕭文以文化交會暨脈絡化方式來理解楊廷棟，反倒得出令人驚喜的文本詮釋。蕭文認為，關鍵在於楊廷棟以「公理」來翻譯「普遍意志」。這固然使得盧梭文本可以與傳統儒家清議概念疏通，但更重要的是，它「將盧梭的『民約』」「轉化成一種憲政主義論述」。這顯然也與楊廷棟強調輿論、議會或「集言之制」互為表裡。用更簡潔的說法就是，楊廷棟將盧梭洛克化了。而到了劉師培、馬君武等革命派，他們則強調危急時刻的「特別會議」，普遍的平等觀念，以及人民的權力等等指向在清末政治情境下的革命正當性話語。尤其是馬君武以「帝權」來指涉人民主權，顯然「超越了中江的語彙系統」。上述三篇文章分進合擊，將以「民約」、人民主權等概念為主的中國近現代政治語彙，甚至文化傳遞的研究做了具有多重對話效果的精緻展示。無論後繼研究者對這些論文評價為何，任何超越企圖，都必然具相當挑戰性。

　　林正珍的〈分裂的亞洲認同：近現代東亞世界觀的對位式呈現〉主題與前述三文相當不同，文類風格也完全迥異，但所論時代與社會則高度重疊，對研究近現代文化思想者，這四篇論文之間應該有相互印證啟發之用。林文提示道，相較於中國天下觀的限制，亞洲的亞洲概念是日本文化特殊論的產物。此概念一方面顯示出日本國族在既有的，亦即西方中心、資本主義的世界史框架中，追尋主體的努力，另一方面則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理性化或合理化接榫。這是相當精確也深具啟發的觀察。此外，林文仔細描述了日本思想界如何在近六十年從新亞細亞主義，也就是自任融合東西文明的角色，逐漸轉向多元與自省的亞洲觀。此一宏觀的歷史態度之考察，應該可以提供中日近現代比較史或交流史的研究者一個思考背景。

　　多元思考同樣是戴麗娟〈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一文的重要元素。戴文詳細介紹法國史家對於何謂歷史記憶所進行的發明、寫作與反省。根據戴文，歷史記憶就是相對於學院歷史書寫的歷史。它是民間的、多樣的、地方的、分散的，甚至是個人的。換言之，我們現今所懷抱的性別、階級、國族等等認同，很可能有相當程度，來自非學院歷史的建構。這個認定或觀察，就是歷史記憶研究的起點與主要內容。這既是學院歷史的反省，也是學院對非學院書寫的介入。但是，誠如戴文所精確交代的，此一學院歷史的反省與介入—「記憶之所在」，也可能成為非學院、民間、或媒體所欲收編的「所在」。本文是中文世界少見有關此一主題的詳盡介紹，相信它對中文世界西方現代史學史相關研究應該會有長久影響。

作者簡介

王曉苓

　　1959年生於中國山西太原，西安外國語大學法國語言及文學系學士，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巴黎七大東亞語文學院博士。2009-2011年，巴黎狄德羅大學東亞學院（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Paris 7）中文系主任，現任巴黎狄德羅大學東亞學院助理教授，美非亞社會科學研究中心（CESSMA）成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以及盧梭對中國的影響。主要著作有：Qu Qiubai（1899-1935）« Des mots de trop » - L’autobiographie d’un intellectuel engagé chinois, Editions Peeters Paris-Louvain, 2005（《瞿秋白〈多餘的話〉：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自傳》與魯林Alain Roux合著）; Jean-Jacques Rousseau en Chine : de 1870 à nos jours, dans l’Edition Musée Jean-Jacques Rousseau–Montmorency，2010（《盧梭在中國：1870年至今》，法國蒙莫朗西盧梭博物館出版）；以及多篇關於盧梭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引介及評論的論文。

范廣欣

　　江蘇揚州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研究助理教授。南京大學歷史系學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博士，威斯康星大學政治系博士，主要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學以及比較政治理論，論題包括晚清讀書人對中國經典傳統的重新詮釋、革命與民主理論、社會契約論和激進思潮及其傳播與解讀。曾發表〈從民本到民主：羅澤南、中江兆民和盧梭論反暴君〉、〈「懷柔遠人」的另一解釋傳統〉等十餘篇論文。

蕭高彥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目前借調科技部擔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研究專長為西洋政治哲學、當代政治理論。

林正珍

　　現任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台灣敘事學學會理事長。研究領域：史學理論、敘事學、中國近代思想史。著有《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台中樂成宮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專書及相關學術論文多篇。

戴麗娟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學博士 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專長為十九、二十世紀法國史

楊正顯

　　臺灣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學術思想史、陽明學與輯佚學等。主要著作有《一心運時務：正德時期（1506-21）的王陽明》、〈王陽明《年譜》與從祀孔廟之研究〉、〈王陽明詩文輯佚與考釋〉、〈王陽明佚詩文輯釋—附徐愛、錢德洪詩文輯錄〉等。

王曉苓　盧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國的引介及其歷史作用
 
「普遍意志」是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核心概念。由於其內涵極其複雜，並具個人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雙重趨向，歷來對其意涵的解讀眾說不一，論爭不斷；其爭議性也影響到盧梭思想在中國的解讀。通過考察最初的兩個《社約論》漢譯本，以及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不同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相關論著，本文試圖以對照分析的方法，來探討這一概念是如何翻譯和解讀的，以及每個時期對這一概念不同解讀的歷史根源。
 
其實，盧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國所引發的不同詮釋以及爭議，往往與不同時期的國情緊密相連。耐人尋味的是，辛亥革命前以及民國時期對盧梭「普遍意志」的批評主要來自對「國民」資格的懷疑，擔心天賦人權說會使人人濫用自由，最終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
 
顯然，把盧梭學說視為倡導個人極端自由之說。解放後，盧梭的政治理論被視為「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理論而被邊緣化。而文革之後，盧梭的「公意」理念被詮釋為「消融了特殊性與個體性」的抽象普遍性，成為導致「極權專制」 的理論依據。如今，盧梭成為學術界研討的對象，回歸作者原著，按照思想家本人的邏輯來挖掘和解讀盧梭思想的原始意涵成為當今學者的研究方向。
 
通觀盧梭的政治論著，我們以為盧梭試圖通過「普遍意志」原則來構建一種使個人自由與政府權力之間和諧的政治體制。因此盧梭所反對的不是每個人的私利，而是有損於平等自由的個別意志或特殊利益。探討這一理念的深層內涵及其在中國的接受歷史，對當下仍具現實意義。
 
范廣欣　盧梭“革命觀”之東傳：中江兆民漢譯《民約論》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讀
 
本文通過中江兆民漢譯盧梭《民約論》及其譯本在清末上海的重印，討論歐洲政治理論如何進入東亞知識份子的視野，並推動他們的思考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