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現代性：臺灣現代建築論述文集

自序：
坦言建築──寫在《意外的現代性──臺灣現代建築論述文集》出版前

PART 1意外的現代性
意外的現代性──從形式的傳統到生活的傳統

PART 2誰的公共？
誰的公共？X Site
台北市都市發展歷程研究導論

PART 3來自他鄉的訊息
來自他鄉的訊息──本土建築發展脈絡中的「宜蘭厝」
奇觀、景觀或奇蹟──記1982-2006「宜蘭經驗」中之建築發展
大棚架──邊緣或前線？

PART 4現代建築的華麗反身
從依賴到反思──王大閎自宅建築作品的華麗反身
記蔡柏峰建築師的建築及其時代
菁寮聖十字架堂與台灣現代建築的開展

PART 5借鏡真實
告訴我們何謂建築的真實
構築：建築設計、構造及施工的整合與合作
一座溝通的橋──1954-76台灣建築刊物的責任與角色
透視未來？──對「代謝論」研究的三個當代觀點

附錄
Unexpected Modernity – Tradition, from Form to Living
戰後臺北市城市發展大事紀年表

後記

自序

坦言建築─寫在《意外的現代性─臺灣現代建築論述文集》出版前

　　「我相信建築的存在意在反映真實，但也批判了真實。 」

　　【一】

　　對臺灣當代建築的研究興趣始於大學時期的一本《建築師》月刊─「光復以來臺灣建築的回顧」專集（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建築師》雜誌社，民67，1/2 月合刊本），那一期雜誌內容打開了我的視野，也影響我日後教學、研究及編輯工作甚深，也開始閱讀更早之前與臺灣建築相關的專業期刊，逐漸在心中衍生及摸索自已對「光復後」臺灣建築發展的脈絡認識。

　　多年後，《天下》及《人間》雜誌分別製作／編輯了以「臺灣40 年」為名的專輯，《天下》先於1988 年2 月（vol.81）以「紀念蔣中正、蔣經國總統和我們一起走過的年代」為題，製作編輯了「走過從前．回到未來」兼向「蔣故總統經國致敬」（1988 年1 月13 日逝世）的專輯，透過當時「人物」的書寫，表現了激勵國家社會向上奮發的社會力量所在，那是一本非常具時代意義的專輯，也為「後解嚴」時期（1987 年7 日15 日起戒嚴令解除）的臺灣社會發展揭開了序幕。同一時期，我也是陳映真的粉絲讀者，他主編的《人間》雜誌呈現了不常看見的臺灣社會的另一種真實面貌，他所選用的攝影作品有非常強烈的批判及說服力，對臺灣社會百態既憐惜又批判，很自然地，由於與《天下》對臺灣有不同的認知及使命，《人間》在1988 年11 月（vol.37）以「溯走臺灣民眾40 年來艱辛而偉大的腳踪」為題，兼為「人間3 周年特別企劃」的專輯，當時的我是學校的「年輕教師」，意識到「解嚴」後的社會開放所帶來的心理開放及愉悅感。最有趣的是因為該兩份雜誌分別以其鮮明的編輯立場製作了臺灣40 年的年表，與上述《建築師》雜誌及建築大事紀年表，在不同層次及觀念上相互層疊、激盪，豐富了我更廣泛地對光復後臺灣建築研究的追索視野，一直到今日，無論是課堂解說或研究所需，我從這三份屬性極為不同的刊物學習到許多對臺灣環境的真實性了解，對我在本書文集中若干文章的觀念啟發及寫作提問影響甚大，而這三本雜誌在編輯上的表現，也成為我之後受邀擔任《雅砌》月刊總編輯時期（1990/01-1991/08）心目中的「標竿」雜誌之一，讓我深刻體會媒體編輯工作在內容及閱讀上對「人」的考量，其實與建築諸多議題中所涉及「人」的因素是一致的，做一個建築師與媒體編輯的基本工作性質並無太大差別，這也更堅定了我對於「沒有人就沒有建築」的基本信念。

　　從1982 年開始在大學教書迄今，雖已長期就光復後臺灣當代建築發展做許多深入研究及理解，但我認為這項研究主題仍處於相對嚴峻的狀態，尤其在研究資料上，除了《建築師》1978 年初出版的專集內的資料及之前已出版雜誌如《百葉窗》、《建築雙月刊》及《建築與計劃》所曾刊載之作品及為數不多的各校碩士論文（如王增榮的碩論）外，對於光復後臺灣建築師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如何整合建築設計執行而形成建築實體的構築性及其文化研究之資料仍有不足，再加上主客觀因素上人物及資料流失極為快速，因此，在光復後臺灣當代建築研究有相當的難度，因而造成研究發展上的困境。2006 年中，在偶然的機遇下，向國立臺灣博物館建議在該館名下展開「二次戰後臺灣經典建築設計圖說徵集研究」之跨年大型研究計畫，幸獲館方同意並自2007 年起至2010 年止由本人擔任計畫主持人，展開此項對臺灣當代建築研究相當重要的研究計畫，總計研究期間共徵集了兩千餘件經典建築作品，總計十萬餘幅的「手繪施工圖」，其中包括如王大閎、楊卓成、漢寶德、吳明修、王秋華、陳仁和、高而藩、蔡柏峰⋯⋯及德籍建築師波姆（Gottfried Bohm）手繪之臺南後壁菁寮聖十字架堂的設計原圖，及丹下健三與楊卓成合作的聖心女中等許多前輩建築師事務所作品的施工圖，這些圖面皆因現況不佳及保存技術困難等原因，目前正由國立臺灣博物館進行專業保存處理及大圖掃描、文字解說及建立電腦資訊檔案／網頁等後設工作，供未來開放研究查詢等準備。除此之外，也進行了臺灣建築界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有系統的影像口述歷史的記錄工作，先後完成了漢寶德、吳明修、王秋華、蔡柏峰、高而藩、洪一鶴、陳邁、張昌華等八位建築師的錄像紀錄，亦列入本徵集研究計畫中。

　　有了這些資料，對於1990 年前（這是本研究案對手繪施工圖仍可維持主流繪製的年代推估，而在研究初啟之時，亦決議不將CAD 電腦繪製施工圖列入徵集對象），CAD 繪圖尚未成為主流前，臺灣建築師事務所的專業工作者如何發揮群體精神，以腦力及智慧克服種種困難，完成徒手繪製建築施工圖並據以發包施工，完成無限創意的建築作品，從這些圖面可看出臺灣的建築產業辛苦且緩慢的成長歷程。這項研究是對臺灣建築研究做了最基礎的史料建置工作，在臺灣當代建築發展研究中，開展了以「構築」為研究觀點的建築文化研究視野，表達了建築研究必須完整呈現「人」「環境」「技術」所建構的「構築」議題，開展了以「構築」為觀點的建築文化研究視野，深化厚實了延續臺灣「本土」建築研究的學術基礎。

　　【二】

　　在對臺灣當代建築長久的研究歷程中，我從建築領域逐漸涉及都市發展歷程的研究。開始對「都市」有興趣是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念碩士（1980-1982）時，受白瑾教授的影響，他與我及其他五位臺灣同學同年（1980）進密西根大學建築學院，白教授進博士班，在臺灣時久聞他在淡江建築系教學嚴厲的大名，沒想到在密西根成為學長，白教授教學、學術研究及專業經歷豐富，在此之前已經是位學術聲望相當崇高的旅美華人，也曾受邀回成大建築系母校，擔任客座教授一職，對臺灣在都市設計學術教學及實務精進推動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為他熱愛生活，以生活論述都市，將學術、實務、生活體驗合而為一且極具畫面的生動描述，尤其談北京，對於北京巷弄生活、空間、環境、節慶⋯⋯等，成為我在密西根課餘之時與白教授「聊天」的主題之一，加上過去在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唸書時，受蔡添璧教授在住宅與都市發展講授課的啟發，及畢業設計指導老師蔡柏峰教授／建築師對都市建築／公共空間的重視，再加上在密西根時修課過程中，就近對芝加哥及底特律的實地參訪及個人在美國的大都市遊歷，開始造就了我對都市研究的濃厚興趣。

　　陸陸續續參與過政府公部門的審議工作後，對我個人在建築及都市環境發展的機制有更深入的另類性質的實務理解，也逐漸教學相長式地影響了我的建築研究，將建築研究置於都市及環境相互影響所形成的「變遷」涵構研究之中，不僅可了解建築在歷史涵構上的真實身分，同時了解了影響建築形成及變遷的環境及社會因素為何，尤其對我透過研究理解1945 年後臺灣建築及都市所呈現「短暫／片斷即當代」（Temporary as Contemporary）的特殊雙重辯證現象有所關聯，這現象反映了因為缺乏長期願景的追尋動機，產生建築與都市發展間的混雜與錯亂，而多年來的研究心得卻都是印證了這現象持續發生及存在。我曾深思我們是否曾經以願景論述的方式來達成形成永恆所需的社會發展經驗累積？答案是肯定的。

　　在從事《臺北市都市發展歷程研究》過程中，因臺北市面臨直轄市改制而擴大行政區範圍及因改制後面臨都市人口增加，而分別於1967 年及1978 年執行了兩次「臺北市綱要發展計畫」（Master Plan）。綱要計畫的重要性不在於是否真實實踐，而在於對未來可能影響都市發展因素的因應對策研究及土地環境與社會資源的整體規劃構想，透過可能形成因素的存在、成長或消失，不斷更新綱要計畫的內涵；以現今的學術語言來形容，這就是「永續」的觀念，藉不斷地修正及經驗累積，形成更具本土生活環境內涵的可持續都市發展模式，進一步形成對願景想像的追求。例如，在1967 年所制定的臺北市綱要計畫，主要是由聯合國應政府請求派遣的專家小組負責規劃，對自延續日治時期、1945 年二戰結束至升格直轄市為止的時間所形成都市發展為背景，在百廢待舉及為因應現代都會的發展需求，檢討並規劃未來臺北巿整體發展的最佳都市發展模式與方向，為臺北市成為直轄市後的都會治理，奠定了基礎工作。又如，在臺北市升格後，面對臺北市都市人口增加所形成的都市問題，於1978 年制定了以「350 萬人的臺北市」為前提的綱要計畫，並重點提出了以都市更新手段解決住宅需求的思考方向，這些在綱要計畫中出現的構想，可能因種種因素不曾被真實執行，可是，這些曾經是未來預測性質的都市發展構想探索，均為累積以「集體形式」（collective
form）基礎的現代性意義都會面貌呈現，且某些觀點仍具時效性。

　　但是，如此具時代意義及企圖心且約十年檢討一次的綱要計畫活動平台，卻在1980 年代臺北市呈現大幅發展建設之際，即未曾再有類似具未來視野及企圖之計畫持續發展，無論在都市發展專業或是學術研究上，都失去了以實質的方式，集眾人之力參與及建立可持續追求探索未來臺北市都市發展的平台及機會。從這角度而言，若說目前的臺北市都市發展架構是建立在三十餘年前的社會基礎上也不為過，因為這三十年來，整體社會變異頗大，在缺乏指導性的綱要計畫引導下，呈現出不必要及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混亂狀態，以這三十年的時間而言，我們看到新市區的開發，如以國防部四四兵工廠國有土地為基礎的「信義計畫區」，及基隆河截彎取直後之新生土地為基礎的「內湖科技園區」所綜合而成的東區新都會完整發展。然而，從目前已完成的捷運路網來看，多以臺北車站為中心的東向路網發展，而將人口密度最高、都市機能老化的臺北市西區，亟需公共路網／線置入而促成良性都市發展的時程均置於後期定案或規劃中，形成自1995 年臺北捷運通車至今，在以捷運系統所普遍存在於臺北巿「便利」的基本生活環境上的普世觀，遭到嚴重的價值扭曲，使得當政府公權力介入執行不同價值及地區的施政在基本價值觀的平衡水平點上呈現不穩定甚至失衡的狀態，形成更不易掌握的現實狀態，「願景」一詞就更成為每四年一次廉價的政治選舉口號了。

　　鄰國新加坡是我們政府官員們喜歡比擬參考的對象，新加坡自獨立建國（1965）之前的1958 年做了第一次綱要計畫後，在1980、2003、2008、2014 年分別就國家／城市發展需求，不定期地就國土現況做最佳化的各項都市機能運作，以應付未來變遷，且每一次新版的綱要計畫完成，都有一份相呼應的「綱要計畫論述」（Master Plan Written Statement），說明未來都市發展的策略。可以看得出來，自2000 年後，新加坡在國土／城市發展企圖心甚為積極且與時俱進，且即便面臨高發展之壓力，仍不違背其「花園城市／環境綠化」的立國基本原則。相較之下，臺北雖處於「小確幸」的格局，但缺乏以未來發展為前提的核心價值論述的鋪陳及累積，以至於臺北（臺灣）徒有亞洲大中華地區最棒的以「人」為主題的「風景」，相對缺乏感動人心並反映未來永續／集體生活感的實質空間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space）該具備的核心價值。影響都市發展因素太複雜，無法完全以「科學」方式提出「標準工作程序」（SOP），都市發展中的生活內涵需要大量人與人的相互了解、信任，以形成經驗基礎，「綱要計畫」的提出是否可凝聚眾意形成集體有感的價值論述及環境呈現，端視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排除政治「民粹」（或導引民意）後，在環境治理上的施政意志持續呈現，這部分的類似經驗較成功的就屬自陳定南擔任宜蘭縣長伊始及其後游錫堃及劉守成共三任縣長持續堅持「環境治理」的核心價值所呈現的「宜蘭經驗」（1982-2006）及始自1994 年由當時文建會（今文化部）主委申學庸提出，副主委陳其南教授所負責論述形成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將日常社區生活的環境治理賦予文化的層次，是臺灣二十年來相當成功，且不同意識形態政黨均一致支持的公共政策，形成臺灣的社會改造基礎，也從而深刻影響甚至改變了臺灣當代建築發展的論述及呈現趨勢，這現象既是我應邀主持策展參與2008 年12 月至2009年2月於香港舉行的《香港／深圳首屆雙城雙年展》臺灣館的展覽策展的主要背景，也是我提出本書收文〈意外的現代性〉及〈奇觀、景觀及奇蹟〉等兩篇論文研究的論述背景。

　　【三】

　　正如前述，我所堅信人與建築相互關聯的信念，建築的產生其實是被置於廣泛定義的社會需求下而形成，而產生建築所需的創作則是在這基礎上形成適切、滿足以當下為基礎的對未來時代性的回應，對所有建築創作者而言，這是相當辛苦的挑戰。2012 年夏天開展的「實構築」建築作品展，對我而言，從策展選作品衍生的策展研究結果，設定了以「反映建築師、業主及營造廠三方合作所完成的建築作品」的建築作品為選擇展覽對象，與一般以建築形式美學或建築師個人風格為主的建築展有很大的差異，「實構築」展因為如此的主題設定，將建築專業合作所形成的高品質建築，配合影音媒體及大量清晰的建築圖、施工過程紀錄圖面及富真實感的大比例剖面模型等表現方式，將原本僵硬的設計工程整合的資訊，轉換成易懂的科普性知識回饋分享給一般社會大眾，一方面讓參觀者了解形成建築的分工及合作的重要性，同時也展現了臺灣整體建築專業合作進步發展的狀況，尤其將複雜的建築營建技術施作過程配合建築師及業主端需求的展示，將建築專業整合及合作做完整呈現，提昇一般民眾對建築深度認識的觀念及基礎是建築走入社會的重要途徑之一。

　　建築終將走入社會並與生活結合，在這過程中真正扮演重要媒合角色的是因生活而累積的經驗。在我的文章〈意外的現代性〉結論中我是這麼寫的，做為我為本書集結出版前的真實告白，也當成本文的結論。

　　臺灣在1949 年之後的六十餘年來，所形成的建築文化時而與政治合流，時而與改革合流，但也在後現代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中產生媚俗的建築文化。然而，在經歷過「解嚴」而至目前的「後解嚴」時期，「重塑公共」之聲已成為當前臺灣最重要的課題，並以此對「何謂公共」提出質問與反思。因此，在這篇文章中所提的形成建築背後的文化及社會變遷固然回應了全球性的關注，但也比較根本地回應了臺灣自身在傳統歷史及人文脈絡上比較複雜的層疊關係，且相對於之前以「形式」來形容我們的傳統，而如今是以「生活」來形容我們的傳統，看似兩極的光譜，反而使得我們認清面對差異裂縫所可能獲取的超越，將可能因「去形式化」的存在，使得面對建築之時，我們的創造力獲得真實的解放，而這原本並非歷史的必然，而是偶然，是意外。

　　本文從形式的傳統到生活的傳統進行論述，過程中藉臺灣社會的變遷中，所展現對「公共」的關注，其實是一段對建築漫長的身體體驗及成長歷程的累積，建築並非只是精美的形式創意或新風格，凝聚誘導一個可以讓街道上及公園中的「陌生人」及「閒晃者」從容「走入公共」的「公共地理」是本研究論述的期待，因此，「誰的公共？」這句問語比較像是期待將建築做為公共生活辯證及設計思考的議題（issue），而不是一般建築思考上慣用的發現問題、尋求解答的「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式思維。

　　如本文全文所述，如果從建築形式為主的傳統到以無形式的生活傳統的發展過程，是真實反映了臺灣社會在地文化上對於公共意涵的期待，我認為生活傳統的無所不在，使得我們可能

　　「高估了現代，低估了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