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威格最後的放逐：一個永恆過客的錯位人生

導論

1 從奧德修斯到伊底帕斯
褚威格的人生一再逆轉了馬克思名言裡的歷史重演順序，總是先鬧劇，然後悲劇。

2 乞丐與橋
此時中央公園周邊的摩天大樓，讓褚威格想起圍住內院的一面宏偉城堡牆。那城堡主樓抵抗他的攻擊。

3 狂熱的偏執狂
一百個名字與你搜尋的目光靜靜地、耐心地相會，就像後宮女奴迎接主人，卑微地等待召喚，且欣喜於雀屏中選，得到寵幸。

4 靜默與喧嚷
褚威格把維也納、他母親、猶太教三者，在他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說成同一類：它們是教人放下執著的三位繆司。

5 一語一世界
語言原一直是他逃離世界的憑藉，但這時卻漸漸變成陷阱，因為他擔心他正全力投入的新語言，最終會腐蝕掉他的德語。

6 往咖啡館的路上！
咖啡館無法言喻且絕無僅有的美好，肯定與天方夜譚息息相關。普魯士的正步和維也納的咖啡館是無法並存的。

7 全球輪盤
涓滴之流，溪流，氾濫的洪水，衝激著人們湧往世界各地，從天上落下，被海水拋起，被拚命飛轉的紅黑輪盤隨意拋送到異地。

8 教育烏托邦
我的目標不是有朝一日成為大批評家或文壇名人，而是成為道德權威。

9 永別美國
她所給予斯特凡的，乃是一種篤定，不管他做什麼，都一定會有她陪著一起做的那種篤定。

10 戰時園圃
英格蘭人日復一日都這麼沉著冷靜，這是怎麼辦到的？褚威格一心想解開這個謎團。

11 跨越藩籬的樂園
歐洲式文明被困在殘暴壓制天性和肆無忌憚抒發天性的無可救藥的二進位電路上。戰前歐洲社會和納粹政權，兩者都犯了拚命為使社會達到最大的一致，而把個人真正自由的理想踩在腳下的錯。

12 緘默退場
他要她不要忘了他們，但也要她不要覺得孤單，要為所有愛她的人心存感恩。他告訴她，她定會看到更美好的世界，在那世界裡，摯愛不會遭拆散。

後記
致謝
註釋

導論（節錄）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某日快中午時，斯特凡．褚威格（Stefan Zweig）在窄小的黑色鐵床上醒來，旁邊擺著他妻子蘿特（Lotte）睡的鐵床。他從玻璃杯裡拿起假牙，穿上皺巴巴的寬鬆長褲和襯衫。馱畜橐橐走過房子下面的石板路。鳥兒在樹冠發出刺耳叫聲，昆蟲爬過他的皮膚。

　　褚威格是世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有錢的人道主義者，維也納的世界主義者，自認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亞伯特．愛因斯坦、托瑪斯．曼、赫曼．赫塞、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之流的人物為友；人生就快滿六十，愛用紫墨水書寫，只要出門幾乎都是一身燕尾服。

　　他住的是一間老舊的小平房，點燃一天的第一根雪茄後，他步出屋門，走下長滿洋繡球的陡階梯，來到馬路對面的「優雅咖啡館」（Café Elegante），花半分錢享用一杯美味的咖啡，與談得來的店老闆練習他的葡萄牙語，周遭是一些深膚色的趕騾人。他的葡語並不流利，談話時一再脫口西班牙語。然後他走回陡梯，在充當他起居室的覆頂遊廊上坐下，工作了幾小時，偶爾抬起頭，從綠色棕櫚樹葉上方，望向壯麗的馬爾山脈（Serro do Mar）。小他二十七歲、原是他祕書的蘿特，在附近工作，替他校正他正在寫的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Royal Game）草稿。屋裡，女僕正為搞定冒煙的燒柴爐子辛苦忙著。

　　吃過相當簡單的午餐（主要是雞肉、米飯、豆子）後，斯特凡和蘿特就著一本收錄歷來精彩棋譜的書下了一盤棋。此時他們住在貝德羅保利斯（Petrópolis）鎮，該鎮位於山丘上，山下就是里約熱內盧。下完棋，兩人從貝德羅保利斯鎮的主街往外走了長長的路，步上一條通往美麗叢林的古道，叢林裡到處是野花和小溪。然後兩人回家，繼續工作。寫信。讀他在地窖裡發現的一本蒙塵的蒙田著作，寫下讀後感（他寫道，「那時一如現在，世事紛亂，到處烽火，戰爭升高到獸性的極致。在這樣的時代裡，人生的諸多難題合而為一：我如何才能保住自由之身？」），然後上床睡覺。如此日復一日、週復一週。

　　但這天，他滿腦子難以置信地想著，自己怎會落得這樣的處境。在寫給老婆娘家的信中，他以驚愕口吻激動說道：「我無法相信六十歲時我會坐在巴西的一個小村落裡，讓光腳丫的黑人女孩侍候；離我生活中原有的一切，書、音樂會、朋友、交談，千萬里遠。」他留在奧地利的所有資產，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家族紡織業裡的股份，他辛苦帶到英格蘭的所剩家當（一九三四年第一次流亡後他落腳於英格蘭），在他眼裡都已不屬於他。他一輩子拚命收集的眾多手稿和樂譜，散落世界各地。他一再向人在倫敦的內弟媳表達「我急切的希望，希望你把所有衣物、內衣、亞麻織物、大衣和我們留在那裡的東西都拿去用⋯⋯算是幫我一個小忙，而日後你會知道，這讓我心情舒服許多。對於永遠無緣再見的東西，我的遺憾就少了一些」。

　　但特別之處在這裡：雖然離開了人生中原本擁有的一切，斯特凡．褚威格斬釘截鐵表示，「我們在這裡極快樂。」風景美，人心好，物價便宜，生活有趣。他和蘿特愈來愈有力量面對這黑暗時期——「唉，我們還想有更多力氣，」他寫道。只有想到吞噬他們舊家園的那種無法言喻的苦難，快樂才蒙上陰影。納粹占領區日常生活的消息，比戰場動態報導更讓他們心情低落。在巴西一派和平繁榮之際，斯特凡擔心世上仍會有數百萬人餓死。歐洲在自取滅亡，巴西安然置身事外，使巴西有權有勢者生起一股新的民族主義，憧憬著自己將成為左右戰局的重要力量。但巴西人的和善不變。他寫道，「真希望能寄給你巧克力或咖啡與糖，在這裡這些東西便宜得離譜，但目前看來那還是奢望。」

　　在貝德羅保利斯鎮，動盪不安的歐洲不在當地人的關心之列，一如過去中國的掙扎求生不在他之類的歐洲人關心之列，而斯特凡．褚威格就困居在該鎮滿眼青蔥的山上。這樣的一種褚威格形象，對今人來說，既讓人難以忘懷，又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這位世上最受吹捧的作家之一，自豪於身為歐洲知識界名人和藝術圈名人的橋梁，更甚於自豪於自己的文學創作成就，最終竟落得在龔薩爾維斯迪亞斯路（Rua Gonçalves Dias）三十四號，過著他所謂僧侶般的生活。但他寫道，這空間上的距離（他向其出版人所說的，他避難巴西的「徹底幽居」），也使他得以心無旁騖地完成他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以及「修訂完」他先前寫的所有東西。他曾告訴某位同樣流亡的異鄉者，在貝德羅保利斯，他周遭的鄉間「似乎被人從奧地利語譯成熱帶語」。隨著維也納的前景更為黯淡，這個城市作為藝術烏托邦的虛構角色，在褚威格眼中反倒更為鮮亮。在這點上，他類似他的老友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曾有人說羅特「愛奧地利之心隨著奧地利的日益萎縮而大幅膨脹，在他的故國消失於世時達到最高點」。

　　當馱著香蕉的驢子從他屋下經過，他的女僕在隔壁廚房輕柔唱歌，褚威格想起自己人生最鮮活的記憶。一八八八年維也納上流人士最後一次聚集於舊城堡劇院（Burgtheater）那一幕，最令他難忘，因為那為他熱中於美感的成長環境留下了見證（這次聚會後，這座堂皇的建築便遭拆除）。褚威格寫道，最後一次演出一落幕，全場悲傷難抑的觀眾全跳上戲台，「從他們所摯愛之藝術家所踏過的木板」撬下一小塊做紀念。那之後幾十年裡，在維也納整條環城大道（Ringstrasse）沿線，裝飾繁複的資產階級家裡，都可看到這些來自城堡劇院的殘片「保存在昂貴的匣子裡，就像聖十字架的殘片保存在教堂裡那般」。褚威格推斷，那簡直是「對藝術的狂熱追求」，並且維也納各階層的人都熱中此道。此外，這一狂熱的執迷使藝術家得以在創作上更上層樓，因為不只賞識，還有吹捧，都能促進創作。他嚴正表示，「藝術一向是在其成為一民族日常關注的對象時達到巔峰。」而當他從書稿上抬起頭時，怵目皆是深綠和金黃的棕櫚樹，草木青蔥的陡丘，空曠遼闊的天空，他驚訝他生命中那些人都到哪兒去了？沒人比褚威格更老於世故。他以為自己已聽遍世間所有聲音，但新居的寧靜，卻是他這輩子第一次聽聞。
 
　　有些人的一生令我們側目，因為他們的過人天賦——創作或為惡的天賦——令人迫不及待想要一探究竟；然而也有另一些人引起我們興趣，因為他們如同強效的透鏡，折射出重大時期。

　　斯特凡．褚威格——富有的奧地利公民，到處為家、居無定所的猶太人，著作等身的作家，泛歐人道主義不倦的提倡者，愛結交朋友者，無可挑剔的東道主，家中歇斯底里者，崇高的反戰主義者，虛偽的民粹主義者，神經質的感覺論者，愛狗者，厭貓者，藏書者，穿鱷魚皮鞋者，花花公子，憂鬱症患者，愛泡咖啡館者，與寂寞之人心靈相契者，愛拈花惹草者，向男人拋媚眼者，暴露狂嫌疑者，被定罪的騙子，巴結權貴者，捍衛弱勢者，面對年老的摧殘而變得卑怯者，面對神祕的死亡而鎮定自若者——斯特凡．褚威格屬於體現所在環境之魅力與腐化的那一類人。

　　如今，在歐洲許多地方，可買到許多新版的褚威格著作。在法國，他的中篇小說定期重新發行，而且幾乎每次都衝上暢銷書排行榜。褚威格的著作塞滿商店櫥窗和機場的行李傳送帶。他在義大利和西班牙很有人氣，在德國和奧地利有他的書迷。但在英語系世界，特別是在美國，直到數年前，斯特凡．褚威格還幾乎是無人聞問。我成長和研究文學的那些年，從未見過褚威格的作品。我向朋友問起他，結果幾乎個個連他的名字都沒聽過。我漸漸地清楚，直至一九四○年代初期為止，他的著作，即使在北美，讀者都還很廣；因此，他後來消失得如此徹底，令我困惑，想弄個明白——是什麼因素把斯特凡．褚威格打入冷宮？

　　他的生平事蹟揭露了戰前歐洲的文化生活，但他的流亡則披露那一文化被轉化為美洲風格時該文化的遭遇，且這一披露發人深省的程度不遜於前一披露。褚威格的一生，說明了藝術家身處亂世所應負的責任方面幾個永遠存在的問題：相對於對自身藝術創作所應負的責任，個人對蒙受同樣苦難者所應負的責任；政治在人文藝術領域裡的角色；藝術在教育裡的位置。他的事蹟也讓人不禁要問我們如何歸屬於某地，相對於世界主義的理想，個人對家庭與族群之根應負什麼樣的責任。褚威格作品觸動了無數人的生命，還有他在薩爾斯堡的山上，自宅的露台打造的避難所——有歐洲數十位人道主義者和藝術家前來此地，在樹蔭下坐著聊天——使褚威格既是他那時代之重要思潮的催化劑，也是那些思潮的交會中心。他以「該來的躲不了」，作為回憶錄的卷首語。這句引自莎士比亞劇作的台詞，隨著褚威格與現下的步伐一致與否，讓他的事蹟受到不同的解讀。

　　褚威格本人甚至把他從光彩墮入黑暗一事，視為一更大現象的表徵。他在《昨日的世界》開頭斬釘截鐵表示，「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從如此的精神高度，如此嚴重的道德倒退，那是過去任何⋯⋯一代人都未曾遇過的。」事實上，不是只有他一人有如此遭遇，但墮入黑暗所帶來的衝擊並未因此稍減。短短幾年間，他就被趕出歐洲藝術名人圈，流離四方，這樣的悲慘遭遇始終讓他覺得驚愕，無法釋懷。「我被拔離所有根基，拔離滋養它們的大地，那是過去罕有人遭遇過的事」，他在一篇有時似乎過於妄自菲薄的自白中如此宣告。
 
　　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快離開美國前往巴西時寫下這則自序。當時他住在紐約州的奧辛寧（Ossining），他自傳的初稿就在那裡寫成。如果說他在貝德羅保利斯的家充滿自然野趣且偏僻，他位於辛辛監獄上游一．六公里處，哈德遜河畔小鎮的住所，則顯得寒磣、荒涼。蘿特在寫給英格蘭娘家的信中說，「在奧辛寧，沒有值得一做或一看的東西。」辛辛監獄是唯一讓奧辛寧出名的地方，而她指出，「這事能忘掉最好。」斯特凡的友人、歐洲筆會（European PEN）主席朱爾．羅曼（Jules Romains），曾問褚威格為何挑這個「荒涼的郊區」住，擔心那地方會使他情緒更為低落。

　　七月某日下午，褚威格第一任老婆與前夫所生的女兒蘇瑟．溫特尼茲（Suse Winternitz），替斯特凡在拉瑪波路（Ramapo Road）七號這棟房子的草坪上，拍了數張他坐在藤椅上的照片。他一如往常地用心打扮，穿上又輕又軟的長褲、白襯衫、帶小圓點花紋的蝴蝶結。他已五十九歲，但修剪得非常整齊的鬍子，還有從高額頭往後梳、同樣修剪整齊的頭髮仍然烏黑，與他讓人看不透的黑色眼睛相一致。只有眼角魚尾紋和下方曲褶裡擠在一塊的皺紋，洩漏出他的年紀。他身子往前傾，翹著右腿，或許是向與他交談者傾身。在那天所拍的某張照片中，有股緊繃勁使這姿勢顯得很有精神，表示他剛聽到令他關注的事。在另一張照片中，那股勁卸掉了，他看起來就像世上最悲傷的人。在這兩張照片中，他的眼神都帶有吃驚的意味。世人常論及褚威格如鳥般的處世作風。在這些照片中，這隻鳥或許砰一聲，重重撞上誤認為是天空的玻璃。

　　他曾在自傳中論道，「我的一個個今日和每個昨日，我的起起落落，分殊多樣，致使我有時覺得自己這輩子不是只有一種存在，而是有數種存在。」他已被迫「像個罪犯」般，偷偷摸摸地離開那個讓他有幸在其中長大、吸取維也納豐富的文化資源、被欣然納入咖啡館交談圈的「超國家大都會」。褚威格強烈覺得他流亡美國時的人生猶如一場戲，而且他所遇到的人，個個都察覺到他這一心境。一九四一年六月某個晴日，克勞斯．曼（Klaus Mann）在第五大道巧遇褚威格時，曼所長久景仰，視之為「不倦的奮鬥精神提倡者」的褚威格，顯得很怪——不修邊幅、神志恍惚。褚威格想著不為人知的事想出了神，渾然不覺曼已走近。直到曼對他說話，褚威格才「如聽到自己名字的夢遊者」，身子突然一震，猛然變回過去那個優雅的世界主義者。但先前那個失魂落魄的神情，曼永生難忘。幾個星期後，逃難的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與褚威格共進晚餐。褚威格向他問起一直像個影子在過活的人生有何意義，那時，他也見到同樣的眼神。當時褚威格說道，「我們只是鬼魂，或者說回憶。」
 
　　最重要的，褚威格了解到流亡不是靜態，而是個過程。「你才剛開始流亡，」一九四○年他向安德烈．莫魯瓦（André Maurois）說道，「你會了解世界如何把流亡者漸漸拒於門外。」這時，褚威格在歐洲各地行走已有頗長時間，因而得以向另一位友人如此簡述他的身分：「以前身分是作家，現在簽證上是專家。」從一九四○年三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底他結束旅居奧辛寧為止，加在褚威格英國護照上的諸多領事館蓋章，還有它們的日期、印記、簽名和草草寫下的數字、以符號標記的入境情況和效期，把十九頁的內頁蓋上密密麻麻、艱深難懂的刻印文字，使他的護照類似《天方夜譚》裡，裹著咒文的護身符。

　　什麼因素造就出順遂的流亡？從內在的堅毅、心胸的開通、外在的支持網絡三者的關係，是否可計算出難民存活的機率？為何托瑪斯．曼（Thomas Mann）、卡爾．楚克邁爾、褚威格友人樂隊指揮家布魯諾．華特（Bruno Walter）在美國如魚得水；而褚威格、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劇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卻幾乎完全無法接受他們在美國的生活經驗？戈培爾嘲笑這一整批流亡作家，稱他們是「休假中的屍體」。這一嘲弄當然說中了流亡者心中的主要恐懼，也是褚威格揮之不去的陰霾：逼人離開家園，使人與過去斷了聯繫，從而使人走上死亡之路。當時美洲大地正在改組的歐洲僑社規模甚大，但此事並未減輕流亡者這方面的憂心。

　　戰時外移的藝術家、知識分子極多，因而有史學家拿此事與拜占庭失陷後希臘學者的外逃相比。褚威格在美洲的生活，為一九四○年代歐洲的破碎心靈漂泊美洲各地時所棲身的那些飯店，套上了一面透鏡——一連串房間，從一不知名之地不可思議地逃到另一不知名之地途中的數百個小站。那些一身寬鬆長褲和臃腫外套的流亡者，聚集在飯店大廳和咖啡館，用他們原來所習用的語言彼此低聲說話——他們逃到稍稍離開市中心的居住區裡，坐在長椅上；在那些居住區裡，更早來的難民所留下的東西、店鋪、名字、建築殘塊，都讓他們想起老家——然後回到他們所無力擺脫的過客狀態，想辦法弄到證件和工作，以及打工證明。

　　布魯諾．華特認為要有愜意的流亡生活，祕訣在於記住「這裡」和「那裡」的區別。褚威格受害於遷徙生活的荼毒，成為流亡失敗者的典範——或許可稱作羅得之妻症候群——他極了解舊家與當下環境之間的差別，因而忍不住回頭望。在拉瑪波路七號撰寫自傳時，褚威格寫道，他一再從他所謂的「絕望深淵」中仰望他已失去的那塊大陸的「那些舊星形」；而在那深淵中「如今，半盲的我們，用遭扭曲、破碎的靈魂到處摸索」。

　　今日是個不斷在脫節、文化價值觀顛倒的時代，而在這樣的時代裡，褚威格那段看著世界漸漸將他拒於門外的經驗——他的失去家園、語言、文化參照點、朋友、書籍、使命感、希望——似乎不只令人感傷，還令人費解。那讓人想起托瑪斯．曼的哥哥海因利希（Heinrich）的一句話：「被征服者就是最早看出歷史將如何發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