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啟明將軍的大作《被掩蓋的歷史真相》,是追述「兩次國共合作的歷史真相」,與拙著《中國抗日戰爭真相》相呼應,甚有價值。
李將軍為什麼從兩岸及國際已解密或揭密的資訊中追尋真相呢?因為這是中華民國,也是中華民族興亡的大事,都被大陸的宣傳扭曲了史實,讓後代子孫錯認了大是大非的真理,盲目地貶抑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及蔣委員長,孤軍奮戰,艱苦獲致的東征、北伐、抗戰的輝煌勝利,與對國家民族的偉大貢獻。所以必須翻閱舊檔案,認證解密的新資訊,找出足以明確辯證大是大非的歷史真相。韓非子有言:「安危在是非,不在強弱」,偉哉斯言!
李將軍是參加反侵略的抗戰,和「內戰」戡亂,兩場戰爭的黃埔老同學,也是國民革命軍的一員。箇中最使他經一甲子不能釋懷的就是國民革命軍八年抗戰、犧牲奮戰,以極劣勢兵力,終能擊敗優勢兵力的強敵日本,榮獲最後勝利。使中華民國躍登世界四強之一的地位;收復了日軍侵佔的一切失土;廢除了各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國軍應該人人都是受國人崇敬的民族英雄。然而卻在抗戰勝利後的戡亂內戰中一敗塗地,甚至被污為失去大陸的「民族罪人」!
以李將軍在本書中的研究,認為關鍵問題就出在「兩次國共合作」,尤其第二次合作,中共是高舉「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的大旗,卻做了八年的反蔣奪權鬥爭的內戰戰爭準備。抗戰初起,蔣委員長全神貫注在抗日戰爭指導上,誠心「停止剿共,合作抗日」,並親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指導淞滬會戰。然而毛澤東卻在其洛川會議中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英雄;(我們)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日軍)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抗日游擊根據地。」會中並決定了抗戰總方針是「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這一個總方針的重點當然是「七分發展」,不過實際執行的程度卻是百分之百的。「一分抗日」不過是象徵性,而短暫的。例如平型關戰鬥,完全供中共「打小仗、大宣傳」用,惟在宣傳上卻是持久不變的。「二分應付」,是不用武力的,經常利用媒體、書信等向國民黨中央、政府機構,表達中共對「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的堅持。最能表達柔軟身段、低姿態的,還是周恩來親撰,並在民國26年9月22日的廬山會議中親自呈給蔣委員長的「共赴國難宣言」,內含具體而足以代表共產黨向國民黨中央輸誠的「四項諾言」。其中第四項與本書最有關係:「四、取消紅軍番號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這是最能代表中共恪遵「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的一項諾言。但卻未遵守並反其道而行。
至於「七分發展」是中共抗戰期間的主要任務,包括發展敵後根據地(最後擴展為內戰的「戰爭面」),和發展紅軍武裝力量。這兩者又是相輔相成的,在發展敵後根據地最成功的是山西根據地。根據中共的歷史經驗記錄:「抗戰開始的時候,閻錫山同共產黨已經建立起統一戰線關係。共產黨通過犧盟會在山西打著閻錫山的旗號,廣泛發動組織民眾進行『抗日活動』,開闢創建抗日根據地。」在山西對紅軍武裝力量的發展方面,中共最大的收穫還是以「國共合作」名義,把閻錫山辛苦建立起來的四萬多新軍,悄悄的編入了18集團軍。
中共六中全會,決議要從山西根據地向東發展,到河北、山東建立根據地,但河北、山東方面中央軍留置三分之一部隊於敵後游擊,並發展有地方民間游擊隊,計有數十萬之眾。但中共又不願放棄「國共合作與統一戰線」的羊皮外衣,所以決定向河北、山東發展前,先向國民政府中央領袖蔣委員長輸誠,以表達他們對國共合作抗日的忠心不二,於是毛澤東依其向六中全會的長篇報告(全文106頁),摘要寫給正在武漢指揮武漢會戰的蔣委員長的信件(於民國27年9月29日由周恩來面呈蔣委員長)。信中極為恭敬、讚譽,但部隊進入河北、山東卻專門製造摩擦,襲擊殲滅國軍軍政單位。徐向前有所謂「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的說詞,楊尚昆並曾說「反對頑固勢力的鬥爭」「要作到有理、有利、有節的政治藝術,即消滅了國民黨,還要國民黨有苦說不出。」
中共的抗戰是以「合作抗日、統一戰線」為口號,採取「自主作戰」全力發展其敵後根據地,初期國民政府雖不滿意其行為,但仍未高估其發展。直到華北:晉、冀、魯、察、豫北、蘇北、陝北等地,已布滿根據地,並開始向華中發展時,首先發生了新四軍事件,軍事委員會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制裁了新四軍,逮捕軍長葉挺。但惹來全國輿論及英美盟邦的「撻伐」。最後中共不但重編了新四軍,而且從此控制了華中大片根據地,增長了敵後中共的氣勢,公開要求與國民政府隔江分治。
所以李將軍在評比國共雙方內戰的「戰爭與戰略態勢」中,關於中共的所有極有利態勢(國民革命軍的極不利態勢)都是因為中共從敵後游擊根據地,擴大發展成全國全面性的「戰爭面」所造成。在此有關政、經、心之戰略及大戰略方面,由於受戰爭面影響較少,可以不談。僅就其軍事戰略及野戰用兵戰略,以孫子兵法的觀點簡明評比如下:
一、「以虞待不虞者勝」:國軍無戰備,共軍有八年戰備(以發展戰爭面為主)。
二、「致人而不致於人」者勝:國軍從「綏靖」到「戡亂」皆以被動的保衛各大城市為主。共軍以其戰爭面為根據,以「先處戰地之利」主動取攻勢,以擊滅國軍有生力量為主。所以就國共雙方整體戰爭而言,是被動對主動的。國軍在被動狀況下一切戰略戰術都不能發揮功能。
三、國軍(被動的)先戰而後求勝;共軍(主動的)先勝而後求戰。(兩軍在中共的戰爭面上開戰,中共已立於「不敗之地」)。
四、兩軍在中共建立的戰爭面上交戰,中共佔三大利益:
(一)中共有全民後勤支援,不受補給線的限制,國軍則相反。
(二)中共有可靠的面式情報網與反情報的結合,在用兵上可以創造無形有利態勢,而國軍只能被動的以有形態勢應戰。
(三)共軍部隊保有戰略行動之自由,國軍則完全沒有自由,這是戰爭面的總和效應,包括上述(一)(二)兩項。
基於以上各項戰爭與戰略態勢評比,所以中共在內戰各大戰役中,能做到孫子在虛實篇所說的用兵藝術:(見李將軍在書中所指出的四大戰役評述)。
(一)「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
(二)「兵因敵而致勝,水因地而致流;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以上是李將軍對兩次國共合作歷史真相的分析,完全是從戡亂失敗的痛苦經驗中得來的教訓與靈感,彌足珍貴。故樂為之序。
王文燮謹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