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

臺灣版序
前言
1 地震過後
2 時間來到二○○八年八月八日
3 卡珊德拉與火箭專家
4 人口警察
5 小皇帝長大了
6 歡迎來到玩偶之家
7 好死不如賴活
8 紅線斷了
9 跨境嬰兒
後記

謝誌
注釋

前言

　　冷戰期間，中國的火箭專家想出了一個遠大的計畫。這個計畫與導彈、太空探索或任何形式的武器研發都沒有關係。

　　它是關於嬰兒的。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透過一封公開信公布了這個計畫。信中要求黨員自發性地限制家庭規模，只生一個孩子。此一要求實際上就是命令。

　　一胎化政策這個世界上最激進的社會實驗就此展開。 政策維持了三十五年之久，改變了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生老病死，而且影響還在持續。

　　一胎化政策和節食減肥一樣，實施的初衷都是好的。中國政府認為，要完成幫助二億農民脫貧的艱巨任務，這項政策勢在必行。但也正如節食減肥一般，一胎化政策採取的手段太過激進，太急於求成，導致了一連串的負面影響。

　　強制節育、強制墮胎等一胎化政策中的極端措施，最終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然而同時，世界各國卻又對中國急遽高升的經濟成長羨慕不已，甚至眼紅，而中國經濟的成功有部分被歸功於一胎化政策。

　　但世人未能理解的是，中國經濟的迅速成長與其用於人口規劃的控制手段並沒有什麼關聯。實際上，一胎化政策正在危害未來的經濟成長，因為它在短時間內導致人口過於老化、男性比例過高，甚至有可能會太少。

　　中國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多，而不是人少。如果不是因為一九六○到七○年代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勞工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力，中國就無法崛起成為世界工廠。當時一胎化政 策尚未出現。

　　出生人口變少，確實讓培養人力資本所做的投入更有效率，這點無可否認。舉例來說，教育資源的分配變得比較集中。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一致認為中國經濟之所以能迅速成長，原因主要在於政府鼓勵外商投資和民營企業的政策，而不是限制生育人數。以國企私有化為例，此一措施促進了民間產業的發展，二○○五年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有七○％來自民營企業。著作眾多、備受推崇的經濟學家葛藝豪（Arthur Kroeber）專門研究中國，他就說：「假設中國經濟成長了一○％，如果一胎化政策的貢獻有超過○．一％，那麼我會感到很意外。」

　　中國龐大的勞工大軍已漸漸老去。到了二○五○年，中國每四人當中就會有一個人超過六十五歲。 一胎化政策造成了必須支持和援助這群老人的勞工人口數量銳減。近年來，中國在推行全國性退休金和醫療保健體制方面大有進步，但是社會安全網完全無法滿足需求。中國領導階層將不得不在更短的時間內解決更多的問題。

　　我自二○○三年便以《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特派員的身分報導中國的經濟奇蹟。我負責跑工廠線，採訪世界工廠的新聞。中國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每一座小城都是以產品區分的：我經常造訪牛仔褲城、胸罩城、一美元商品城，報導世界最大的聖誕樹工廠，還有一間研發出魔術胸罩的胸罩實驗室。

　　當時幾乎無人預見到未來勞動力會短缺，不過我已經開始耳聞工廠老闆被迫為員工加薪的事。有的工廠藉由提供前所未聞的福利來吸引勞工，例如電視、羽球場和免費保險套。當時多數的經濟學家都認為那是短期的人力供給問題，很快就會自行緩解。畢竟，中國怎麼可能會缺勞工？

　　結果，勞動力短缺發生得比預期中還要早。一胎化政策造成生育率銳減。中國龐大的八億勞動人口 （比整個歐洲的人口還要多）自二○一二年開始萎縮 ，而且這種情況今後還會持續多年，導致薪資攀升，並且加劇全球通貨膨脹壓力。

　　生育率連續二十年低於更替水準，使得中國自二○一五年年末開始正式轉為實施二胎政策，以減輕人口壓力。此舉可能影響力太小，也來得太遲了。中國兩年前小幅放寬一胎化政策時，符合條件的夫妻裡僅有十分之一申請了二胎許可，比最悲觀的預測數字還要少。 很多人表示，在當今的中國要養超過一個孩子，實在是花費太高、壓力太大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胎化政策可算是相當成功，因為很多中國人已經打從心底深信獨生家庭就是理想家庭。

　　如果政府無法扭轉這種心態，那麼在二○二○至二○三○這十年間，中國人口會達到高峰並開始減少。到了二一○○年，人口可能會減至一九五○年的水準，也就是五億左右 ，對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而言將是驚人的逆轉。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未遭遇戰爭或流行病的情況下流失這麼多人口。同時，一胎化政策的實施有時相當嚴厲，在某些案例中甚至近乎不人道，並且引起了一些惡性的副作用，從可能會爆發衝突的性別比例失衡到實質上的嬰兒領養黑市都包含在內。

　　中國的一胎化政策是軍方科學家精心打造出來的，他們相信任何令人遺憾的副作用都可以迅速壓制，女性生育率也可以輕易調整。中國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人口學家或許會投入更多智慧與考量，但他們大多被排除在決策圈外，因為文化大革命讓社會科學家失去了資源與威信。只有該國的國防科學家未遭整肅，結果事實證明他們並不是人類行為的最佳裁判。

　　可悲的事實是：一胎化政策的嚴厲限制對提振經濟而言並無必要。中國早在一九七○年代，即一胎化政策實施前整整十年，就已經推行一種成效卓著且較不具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稱為「晚稀少」。在「晚稀少」推行的十年間，中國婦女的平均生育人數從六個孩子降到了三個。

　　很多人口學家相信，即使沒有強制執行一胎化政策，生育率下滑的態勢也會持續。考量到鄰近亞洲國家的生育率也有類似趨勢，這個假設很合理。畢竟，中國的鄰國在沒有訴諸這類激烈措施的情況下，也都成功減緩了人口增長，而且還讓經濟突飛猛進。大約在中國實施一胎化政策的同一個時期，南韓、臺灣、新加坡與泰國的生育率也顯著下降，平均每個婦女從生育六個孩子減少到兩個以下。

　　如果中國跟這些國家走上同樣的道路，致力於推行正常的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很可能會降到幾乎和現在一樣低。

　　若是那樣，中國人一定會比現在快樂。專門研究中國生育轉型現象的華盛頓大學教授雷偉力（William Lavely）表示：「就算再多個五千萬到一億人，差別也不大。整體社會福祉並不會大幅減少，事實上還可能會增加，因為很多家庭能夠生育他們需要的第二個孩子。多一個孩子為部分家庭帶來的安全感和精神慰藉，都是更高的人均GDP無法取代的。」

　　中國能像當初成功關閉生子開關那樣，再把它成功打開嗎？近代歷史顯示答案是否定的。曾經嘗試透過鼓勵生育政策來增加人口的亞洲國家大都失敗了，新加坡則依靠移民來補足勞動力。中國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經濟體為解決未來勞動力短缺問題而做的決定，其影響將會波及海外。

　　儘管如此，我們對一胎化政策的諸多代價和後果依然缺乏瞭解，於是這項政策持續受人稱頌，特別是環保人士。共產黨有多年時間都聲稱，一胎化政策讓中國人少生了三到四億個小孩，與美國的總人口相當。（這類說法現在遭到質疑；一些人口學家估計，實際少出生的人數最多大概僅有一到二億。 這個數字很大，但依然比共產黨宣稱的數字少得多。）基於這些可能誇大的聲明，權威雜誌《經濟學人》（Economist）將一胎化政策列為減緩全球暖化最重大的政策之一，比保育巴西熱帶雨林和美國提高其廢氣排放標準還有效。

　　光看出生數字，的確對碳排放量減少有所貢獻，但這並非事實的全貌。畢竟，美國人口不到全球的五％，但碳排放量大約占全球的十五％。中國雖已大力控制其人口數，卻仍是世界最大的排碳國。此一現象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共產黨不計一切代價追求經濟成長的發展模式。這種心態導致中國政府強制實施一胎化政策，也促使他們制定了很多極度不嚴謹的環保措施。這些措施對全球碳排放量的負面影響，也許比中國人生的小孩多寡還要大。

　　即便是現在，一胎化政策在全球也都有人支持。巴西的環境問題專家克萊蒙特（Charles Clement）曾寫過，所有政府「都應採取某種形式的一胎化政策……而不應在中國廢除此項政策並忽視其對全世界的重要性」。 知名加拿大作家黛安．法蘭西斯（Diane Francis）則主張「一種普世法規，例如中國的一胎化政策」。 柏克萊大學的學者波茨（Malcolm Potts）告訴我，他認為一胎化政策雖然造成傷痛，卻也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而且依然是「目前為止實施過的最重要社會政策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提倡的這個制度允許強制墮胎和絕育。這令人不禁要問：我們拯救地球是為了什麼？支持人口控制，未必需要接受一胎化政策這麼樣殘酷的做法。

　　撰寫本書期間，我力圖分析導致一胎化政策實施的原因，以及它對百姓生活造成的廣泛影響。因為儘管中國斷然改採全面兩孩政策成為全世界的大新聞，一胎化政策的副作用還會持續數十年；很多人依然要付出代價。

　　在尋找一胎化政策背後的個別事件時，我造訪了一些「光棍村」，這些鄉下的小村子完全沒有適婚年齡的女性。我找到一名現在隱居於美國某市郊的前任計劃生育委員會高層官員，據她自己推算，她批准過的強制墮胎手術超過一千五百件，其中三分之一是在懷孕晚期進行的。我發現了一個迅速崛起的產業，業界人士自認能解決中國缺少女性的問題，那就是客製化真人大小的性愛娃娃。我採訪了領養中國嬰兒的美國父母，以及請美國母親代孕的中國父母。我在北京的一家醫院接受了體外人工受精（IVF）療程，也在昆明的一家安養中心待了一段時間，這些經歷都顯現一胎化政策如何影響人生最基本的經驗—生與死。

　　面對中國一胎化政策的明顯對比，我將衡量養兒育女的代價，並且從中學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為什麼要生小孩？

　　地動天搖，一切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