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今天是我六十四歲生日，湊上眼下這一篇，正好為半個世紀的心得記錄做個總結。本集的第一篇既然多半（由其一本正經的語調來推斷）寫於十四歲左右，可堪告慰的是，今日動筆恰在整整五十年之後。我喜歡整數；它們帶來一種奇妙的圓熟感、甚至成就感。
這個集子付梓之前，我審閱了最後一遍，心情是複雜的，首先，不消說，我恨不得自己當年（還有現在）寫得更好。我一向愛文字不亞於愛音符 ; 在模稜兩可、結構上的奇招、迥文式的排列變化、以及句法措辭講究優美這幾方面，兩者給我的喜悅是一樣的。我多麼渴望，在下筆運用之際能得心應手，能有納布可夫（Nabokov)、梅里爾（James Merrill）、奧登 (Auden）之流的文采。但我終究不是一個專業作家——事實如此，我只不過雅好辭章，一生著述不絕而已。希望讀者諸君包涵，且與我一般接受這項事實。如此則序文仍為序文，而非辯解。
複雜的心情也有另一面。我對大學時代的某些文章多少還是自豪的，特別是卡拉．魏遜演奏會的樂評和優等生畢業論文。休假那年寫的詩、特別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典禮上的講詞，現在讀來仍覺有味。幾篇文章中對我父親、對我音樂上的父輩柯普蘭(Copland）和庫塞維茨基（Kossevitzky) （以及音樂上的祖輩貝多芬和馬勒）所流露出的敬意使我感動。其他一些篇章對我的打動力也許不能與此相比，但對於一般樂於切磋的讀者大眾似乎還有一定價值。個人尤其以為哈佛的學士論文在四十多年後的今日，立論上的說服力並不減當年，儘管我們的音樂界歷經天翻地覆的變化（儘管文中難脫沒有必要的大學生式自作聰明的腔調。假設時間容許的話，我實在應該將這篇論文以今日的眼光加上高度評論性的旁註。只可惜逝者如斯……）。
這些「創見」絕不能理解為回憶錄；但它們的確是過去感性與理性方面的創見，而且涵蓋了自青春期以來日益老成的大半生。回憶錄還有待我從容細心、詳盡而深入、無所保留地 ——至少就我追憶所能及的範圍內——寫下來。這需要不少時間；即使老天假我以年，也還需投入整個晚年。
這最後一遍匆匆重讀帶給我最大的震驚或許要算大學畢業( 1939年）到二次大戰結束(1945年）之間的一大段空白了。真的是什麼都沒有。這讓我大為驚訝，因為那些年代不只是戰爭時期，尤其還發生了納粹的「大屠殺」——這恐怕是我一生，自然也是當時所有成年人一生，創傷最大、痛苦最深的時期。此外，我同樣驚訝地注意到，我的猶太裔歸屬感所引發的材料在本書中幾乎可與音樂界浸潤多年的心得平分秋色。那麼，自己在那希特勒時代似乎沒有把各種心緒記錄下來的衝動就更令人費解了。說不定我有，可是文字散佚了。畢竟我在那段日子沒有秘書或檔案，而且不斷在不同的城市之間搬來搬去。也說不定我和許多人一樣（包括「真正」的作家），壓抑了受到的創痛，內心不願正視將我們的世界完全變了樣的大屠殺所帶來的涵義。
書中還有別的「遺漏」：廣島（又一個世界性的創傷）、 布列玆（Boulez）與史托克豪森（Stockhausen）現象、還有臭名昭彰的麥卡錫時期，這讓我想起以色列．張威爾（Israel Zangwill）寫過一篇簡潔精彩的序言：「抱歉，本書不是另一類的書；不過下一本一定是。」沒錯，下一本一定。但總的來說，儘管感覺很複雜，還有其他各種因素，我還是喜歡這本書（原來可沒料到），喜歡由各篇所形成的整體。我要對所有促成本書的個人致謝：我的經理兼友人哈利．克勞特（Harry Kraut) ——是他首先提出這個構想；我忠實的秘書海淪•柯慈（Helen Coates）找到檔案和照片；我的助手（不只是助手）克雷格•理查．尼爾森（Craig Richard Nelson）想到現有的形式；還有，我傑出的編輯麥可•考達（Michael Korda）想出了書名。都是不簡單的「創見」哪！
但我最感激的還是我母親，高雅的珍妮•伯恩斯坦 (Jennie Bernstein）——一位聰慧、迷人的女性。要是沒有她……我無限深情地將這個集子獻給她。
寫於1982年8月25日 李奧納德．伯恩斯坦
譯序
本書原為Simon & Schuster出版社於1982年所出版，已有法、德文兩種譯本。現在值Doubleday出版社以平裝本形式再版之際，發行中文版，也算是亡羊補牢；一向熱衷文化交流和世界大同理想的伯恩斯坦地下有知，應該要感到欣慰才是。 他在序中提到的回憶錄可惜沒有來得及寫；退而求其次，本書應可視為不同時期的四幅自畫像。筆者有幸多次聆聽他的排練（熱力四射，毫不遜於音樂會）與演出，至今仍回味不己。不論他各方面表現引來的爭議（註）——樹大招風，恐也是難免——和對他成就的不同評價如何，我在大師留下的業績之前只有感激與敬重之情。他敢於將「人」的因素置於首位，敢於抵拒盲目或片面追求新派手法而喪失「人月生的潮流；單是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他起碼對自己、對音樂是真誠的。至於他鼓勵音樂家跳出自我或技術的象牙塔，擁抱人生、擁抱社會（還有全世界！）的藝術觀，和他那篇篇躍然紙上的使命感及理想主義熱忱，更是值得我們效法。翻譯本書可算是我對伯氏內心萬分感謝的一種表達。就如他在《甘迺迪總統讚》一文中所說 , 「哀悼他的同時，我們不能辜負他」，筆者也是以同樣崇敬的心意和嚴苛的標準來鞭策自己，務求做好譯書的工作。
說到翻譯，本書實在是極大的挑戰：內容龐雜，缺乏連貫性和統一的筆調不說，語言上（由法、德、義、西、俄文到希伯來文）、學科上（自宗教、哲學、政治、時事、而文化、藝術，以至數理、科學）涵蓋範圍之廣，恐怕遠遠超過一般列為音樂書籍的著作（或者任何著作）。最致命的還是作者好用辭藻（比如一連串大同小異的形容詞或形容詞片語），喜為長句（一句三、五個分號，固是家常便飯，不用分號，或是一口氣堆砌成十行以上的情況也屢見不鮮）的文風。這六十二篇包括中學和大學作文、短篇小說、學士論文、詩、劇、歌詞、短篇論文、演講詞、書信、雜感、隨筆等等，不一而足。其中需要翻閱各種資料或者請教各行專家以查證之處多如牛毛。為保全幾篇詩的押韻格式也費了不少心思。雖說已盡了本份，疏漏在所不免；呈獻給讀者的同時仍然是誠惶誠恐的。
譯書的過程得到親人、朋友們的支持與勉勵，尤其是妻子逐字逐句地幫我校讀、挑錯，更屬功不可沒。好友王立德在一篇介紹伯恩斯坦的文章中已將木書的書名譯為「創見」，左思右想也難找到更妥善的譯法；現在雖多加了一個「集」字，實不敢掠美。另外，伯氏生前的私人助理兼編輯Jack Gottlieb先生在不少細節上解答了我的疑難，也一併在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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