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夾縫：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

導讀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二章　西方的崛起與殖民帝國主義
第三章　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
第四章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
第五章　陽明學與明治維新
第六章　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
第七章　抬棺抗俄的左宗棠
第八章　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第九章　康梁變法與百日維新

序

　　本系列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容共分三部。我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提供一種「文化中國史觀」，為處於「中西文明對抗」之夾縫中的台灣，找到一條可行的出路。職是之故，在這篇「導讀」中，首先我要談的是何謂「文化中國」，其「史觀」又是什麼。

　　羞辱的世紀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一八九四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

　　日本在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強，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殂，我為魚肉，任憑宰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運動」。到了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做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界其實已經處在一種文化危機的狀態中。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之下，為了掃除政治和社會上的弊端，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許多知識菁英企圖用「西方文化」來反對「傳統文化」。譬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一九一八）在他一篇著名的文章〈答佩劍青年〉中，便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而徹底否定清末以來的「中體西用」論：「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

　　「五四意識形態」

　　他們言行狂謬，破壞綱常。陳獨秀（一九一九）因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他說：「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他非常堅定地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政策，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段出名的宣言，變成「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愈演愈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一九七二／一九八三）。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文化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李登輝在一九九四年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之後，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教育改革」，徹底毀壞當年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社會根基。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不僅包括六十萬大軍，而且還有一群當時全中國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被歷史洪流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並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在各級學校所留下的真空。他們在十分艱困的情況下，在台灣社會中播下「文化中國」的種子。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文化菁英，像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尹仲容等人，和台灣企業界的優秀人士，像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灣民眾的共同努力，不僅塑造出「四條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蹟，而且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去中國化」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的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當時中國大陸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之後，剛開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文化中國」已經被摧殘殆盡，所以有此一說。

　　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當權之後，為了從根剷除國民黨的勢力，從一九九四年起開始借助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以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作為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四一○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等的民粹式口號，毫無章法地胡亂移植美式教育。

　　一九九四的教改，可以說是台灣由盛轉衰的關鍵。翌年我即出版《民粹亡台論》，批評李登輝搞的「黑金政治」，根本不是什麼「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

　　陳水扁執政之後，又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在台灣搞出了一種沒有「品管」的教育，經過一個世代的荼毒，不僅塑造出一個看不到願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將技職教育摧毀殆盡。二○○三年，我聯合學術界的同道，組成「重建教育連線」，發表「教改萬言書」，並出版《教改錯在哪裡？》，對「四一○教改」造成的後遺症，提出全面性的批判。

　　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五四時期被新知識份子尊為「洋菩薩」的「賽先生」，其實只是一種「科學主義」（scientism）而已；當時的「新青年」是用一種自己並不了解的口號（科學），在摧毀一個不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傳統（文化），結果是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民粹式悲劇。

　　台灣的一九九四教改亦可以作如是觀。當時所謂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其實是用「現代化」的口號，盲目推動一種「全盤美化」的教育，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結果「一九九四教改」成為台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整個台灣社會也陷入「內耗」的「民主困境」。

　　基於這樣的觀點，過去幾十年在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說清楚自己的文化傳統。最近我綜合過去歷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書中主張：中華文化傳統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科學哲學，必須借助西方的科學哲學，建構客觀的理論，才能夠說清楚它所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因此科學哲學，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完成第三次現代化所必須要的「外王之道」。

　　儒家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建構成客觀理論之後，它才可能獲得進一步的開展。在《致中和：儒家「修養論」的科學詮釋》一書中，我便以我所建構的理論作為基礎，說明朱熹當年編註《四書》所要彰顯的一貫之道。

　　在「心性論」方面，我所建構的理論是「自我」與「自性」的心性動力模型。從這個理論來看，要了解一個人，不僅要知道他的當前所面對的問題情境（意識），而且要知道他過去的生命經驗（個人潛意識），以及他的文化背景（集體潛意識）。因此本書採取「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在文化分析方面，我採取「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的主張，堅持必須在概念上將文化、社會和個人做必要的區分，一層層地加以分析，以免犯上「混接的謬誤」（fallacy of conflation）。

　　近期劍橋大學出版社幫我出版了一本小書，總結我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基本主張，題為《含攝文化的理論：一種知識論的策略》（Hwang，二○一九），書中指出：我建構理論的第一步，是主張「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不是獨派主張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從這個角度看來，「文化中國史觀」的建構，必須要以歷史事實作為基礎；而獨派人士主張的「同心圓史觀」，將台灣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五百年，在空間上與大陸切割，這樣的史觀是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歷史事實，誤導下一代。

　　我不認為兩岸有「立即統一」或「立即獨立」的條件。然而我認為「兩岸和平、互利共生」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期望。台灣的主政者必須表示出足夠的善意與誠意，在「一中兩憲」的現實條件上，跟對岸展開談判，先討論如何「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等到雙方「心靈契合」，再思孜如何和平統一。這是我提倡「文化中國史觀」的最主要目的。

　　本部書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其目的在於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說明台灣為什麼會陷入今天「內耗」的兩難困境，試圖找出跳脫這種困境的方法。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曲，第一部題為《中西文明的夾縫》，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說明「文化中國」在世界史的地位，以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中國為何衰敗，致使台灣陷入「夾縫」之中。第二部《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述說台灣「被殖民」的歷史，並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中國人如何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第三部《自我殖民的辯證》分析當前台灣知識份子「自我殖民」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