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譚偉平
錢穆先生於一九五八年在《新亞生活雙周刊》的〈發刊詞〉說：「這一份《新亞生活雙周刊》，便想把新亞生活之各部門、各方面，儘量彙集披露出來。……這份雙周刊，繼續着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將來要了解新亞如何生長、如何成熟、如何發展，以及新亞生活中究竟包藏了些甚麼；所謂『新亞精神』究竟具體表現了些甚麼，便要憑這份刊物來察看、來推尋。」在新亞書院成立七十年後的今天，究竟甚麼樣的具體生活表現出「新亞精神」？
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從新亞書院的生活中尋找有意義的價值。我們在編輯過程中翻閱歷年的《新亞生活雙周刊》、《新亞生活月刊》及相關文章（以下統稱為《新亞生活》），察看早年新亞前賢在艱苦的生活中仍堅持追求生命的價值，而學子在懵懂的學習中繼續尋找生活的意義，成長的鍛煉造就出一代又一代具「新亞精神」的新亞人，更重要的是他們日後如何在社會上各自有所貢獻。但新亞人亦隨社會的改變而改變，對甚麼是有價值出現不同的理解，追求的目標也各有不同，也許唯一相同的，是不斷學習如何面對社會的恒常變遷，建立一套自我的信念。
錢穆先生在〈新亞四十周年紀念祝辭〉所言：「四十年後，新亞即將面對一個與以前全然不同的環境，他所負的歷史使命也將有所不同。我們要對抗外來的壓迫是比較容易的，建立內在的自由卻轉較難。」錢先生原意以四十周年為分水嶺，前四十年以對抗外來的壓迫為主，四十周年之後當致力於「建立內在的自由」。但他沒有排除前四十年在對抗壓迫外，仍努力於內在的自由。正規課堂外的校園生活，或可詮釋為這種努力。「對抗外來的壓迫」可泛指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只要多加努力大部分的困難當能克服，「建立內在的自由」則是追尋自我的精神價值，乃是生命價值的昇華。本書書名定為「內在的自由」，即取義於此。
《內在的自由》的文章主要從歷年的《新亞生活》選出，分為「人」、「情」、「地」、「理」四個範疇，旨在反映新亞師生的生活體驗和對生命價值的追尋，並希望這些體驗和追尋能引發更多人的共鳴。
如錢穆先生所言：「孔子教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一輩子學習如何做人。」《論語‧述而》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可見孔子以「道」為人生的首要目標。在〈新亞書院十年來的回顧及前瞻〉一文中錢穆先生說到：「新亞最可寶貴之處，則為自己有一套理想，並始終堅持此一理想，來迎接外面的種種事變。」正道出處於艱難之時，仍要堅持理想。這種堅持並非空話，三篇有關師長的文章――〈師長素描〉、〈三個性格〉及〈貧民區裡的大師〉――通過錢穆、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的逸事，具體呈現何謂「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新亞學規」第一條），可謂道德的身教。而新亞的成就也不只在於老師。早年的新亞學生在貧民區創辦義校，〈我最記念的一段生活經歷〉和〈這就是新亞夜校〉兩文記述香港難童義務學校及新亞夜校的義教服務，可見同學在困難中仍能關愛別人，彰顯仁愛之心，實在讓人感動。追求理想價值之餘，人還要懂得生活。「遊於藝」就是以「藝」作精神調劑。錢先生創立藝術系，對其憧憬是「提倡中國文化、陶冶學生性情、豐富學校生活，並向社會各階層作普遍文化宣傳諸點，有重大之助益」，正是以藝術作為提升整體人民文化素養的宏大理想。錢胡美琦先生所寫〈敬悼青瑤師〉一文憶述創立藝術系時縱有種種艱辛，諸位師長仍堅持不懈，源於認定藝術在中國文化裏的陶冶性情之用，不可或缺。
儒家文化講求情理兼備，新亞校歌「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中的「多情」是指哪些「情」？在《新亞生活》裏的「情」可分幾層意義作理解。〈藝術系系徽的意義〉一文中，李潤桓教授解釋為甚麼以鹿的圖案作為系徽，說到：「鹿的本性是溫馴的、和平的、靈敏的、堅強的、合群的；其本身對人類有貢獻價值的。就藝術上的三大目的『真』、『善』、『美』來說，鹿完全具備了。」「情」的理想目標應具備「真、善、美」，以心維繫人與人、人與世界及人與自然的關係，沒有情感的世界，只剩虛空的表面。要懂得「新亞精神」，必須富有情感，因為人有情感才懂得尊重、愛護和珍惜。〈《人生之體驗》讀後〉和〈談新亞校歌〉兩篇文章闡發「新亞精神」皆源自內心，啟迪心靈以後自然心中明理，這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要旨。讀周保松教授的〈中大如何踏出下一步？〉，則可感受他對中大之「情」是「愛之深、責之切」，正因學校的發展荊棘滿途，更需要時刻保持自省的批判，正如他所說要有「這種自我批判和關懷社會的精神」，「批判和關懷」理應兩者兼備，因為出於「關懷」所以才有「批判」，這裏包含着情和理，而不只是辨別是與非。在情理之外還有情懷，在〈物是貓非―─「悼念志文貓」〉一文中同學們表述懷念志文貓之情，感謝志文貓在大學生活的相伴日子，懷念牠的姿態、牠的可愛，也是對「情」之永記。讀小思老師（盧瑋鑾教授）的〈珍重珍重〉，令人明白到「情感，很熱切，像團火，控制得好，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方向不對，就毀物害人。」人生到達不同境界後，對「情」可有不同之感悟。
新亞書院的歷史一般以校址分為三個時期─―桂林街時期、農圃道時期及沙田中文大學時期，分別代表艱苦時期、理想與衝突時期及大學體制時期。新亞的發展可說是因「地」制宜，因應不同的土壤長出不同的生態，培養出不同的學生；另一發展是在這片土壤成長的學生，當移植在外之時可有怎樣的發展，亦即「新亞精神」放諸社會上如何發揮。《新亞生活》記錄了校園生活，同時也記錄學生與外界的接觸，所選文章展現新亞和社會的關係，從中可感受到學生的悲喜交織、苦樂參半的生活，反映新亞生活與當時社會的各種面貌。
新亞創辦之時以「新亞洲」之想法致力推動中國文化於大同，早年新亞學生多是從大陸流亡到港的失學青年，之後陸續有海外僑生加入，〈南洋同學在新亞〉一文展示在一九五八、五九年之際，入讀的南洋同學由六七位增加至六十二位，可說是增幅驚人，顯示當時南洋華僑子弟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對書院理想的認同。招收外地學生之餘，新亞師生也常有海外之行，如老師到亞洲、歐洲、美洲等地作學術交流，同學前赴海外學習。〈遊人記得高麗行〉介紹二戰後南韓的風土人情外，更寫到在學習團裏接觸各國青年，見識到「聯合國」式的處事方法及不同民族的差異。除了遠赴海外的學習團，還有深入香港不同地區以服務社會的工作營。〈從那兒有一條路〉記述在粉嶺附近的鄉間建一條小路，方便學童上學，參與社會服務是要「令大學生知道自己是社會上的大學生，而不是在大學裏的大學生」。多年後重讀，這篇文章仍舊散發着他們的青春、熱情和精神。
曾看過一幀相片，那是錢穆先生走在一片荒禿的山頭上，大約是到沙田郊野考察興建大學之用地。就是這片土地發展出我們現在的香港中文大學，然後我們才有新亞水塔、圓形廣場、天人合一亭……，才會有〈假如沒有合一亭〉和〈不一樣的生活 ― 在新亞耕作的日子〉等文章。年輕一代要懂得「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恩德，要作保存和傳承也非易事，《新亞生活》曾刊有「環保文學」專頁，其中黃國彬教授的〈沙田之春〉及潘銘燊教授的〈救救城門河〉寫照出沙田的舊貌，再現從前沙田海的自然生態，及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發展時期對環境破壞的慘況；發展與破壞在現今社會已不只是環保問題，如只是直線的無盡發展，而不懂循環的恢復計劃，只會走上末路，所以我們更要珍惜這片得來不易的土地。
早年新亞生活包括師生大夥兒去新界旅行，還有系會和學會的課外學習團，而旅行節目的高潮往往是「大快朵頤」、「醫好五臟廟」的飲食環節，那時候很單純的事情已讓同學快樂半天，展現新亞是一個快樂的群體。〈學生課外活動回顧〉詳述學生團體的成立及其各自的特色，其中選擇介紹戲劇學會翻譯劇「心燄」的〈一個故事〉和〈我們選擇「心燄」這劇本的理由〉，天文學會的〈新亞天文學會望遠鏡籌製記〉講述那時半自製全港最大的天文望遠鏡，還有〈東亞運動會銅牌得主吳森雋的舞動奇跡：停不了的拉丁舞〉展現同學在國際比賽中的優異成績，可見新亞人能從「文」、「理」、「運動」中盡展所長。此外還有很多校內外的活動，這裡未能盡錄。而書院文化，諸如〈巡迴的馬戲團〉裏講O’ Camp的入學「儀式」，還有「上莊」的「Dem Beat」文化，這些都是很多新亞人的共同記憶。
新亞的理想是甚麼？理想會不會過時？《新亞生活》多年來一再提及，創校前賢的理想是要恢復中國文化。如何恢復？就是透過教育，以「文」、「史」、「哲」為基礎，建立人文精神，再輔以藝術、商科和科學等，以達到改善社會的目的，最終建立一個大同的世界。理想當求崇高，以仁愛之心為本，依道而行，鍥而不捨。當有人說「新亞精神已死」、「哭新亞」，那是否代表「新亞精神」之理想已不合時宜？或已遭放棄？我們要謹記「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禮記‧中庸》），對於理想要「擇善固執」，同時也必須記得《論語‧子罕》的「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是要我們杜絕「憑空猜測、絕對肯定、拘泥固執、自以為是」。「新亞精神」源自中國文化，以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明辨是非。我們要理解時代變化，但不應被時代價值扭曲。「新亞精神」是一套理想，長久以來儘有能領悟、有同感者，因此得以一直承傳。
不同年代對理想的價值自可有不同之理解，例如近年香港年輕人把「粵語」和「普通話」理解為身份認同及國族意識之爭，回顧六七十年代在殖民管治下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運動和保衛釣魚台運動同樣是為了表達身份認同及國族意識，然而現今是抗拒，昔日是認同，是甚麼原因影響了青年的價值觀？一九六九年發表的〈香港青年應有的自覺〉一文中提到當時社會存有種種問題，當中青年問題最難解決，作者提出解決青年問題的兩點：一、改善側重考試而缺乏德育培養的教育；二、青年人多吸收知識以培養清明頭腦。七十年代的文章〈本校第九屆學生會修章研討營報告〉，記錄了中大學生會「多方面探討學生會的組織和架構」，從中可見當時的學生透過民主制度理性討論議會主權制（幹事會）及二權分立制（幹事會及監察的評議會）之選擇。這些建議都是從根本對教育、價值觀和制度作出改善，希望培養出更好的年輕一代。然而經歷了二十年的光景後，讀到九十年代的〈保釣夜話記〉及〈保衛釣魚台 濃情化不開〉兩篇文章，卻不免讓人感到青年學生對社會的關心非但沒有增加，反而越來越冷漠，那又是甚麼原因？七十年代的沙田中大時期，書院的教育理念不知是甚麼原因被「行政化」了，從〈書院制度有好處嗎？〉和〈現代大學生的錦囊─―新亞書院學規〉兩篇文章中講述書院制度的重要和學規指引學生治學修身的好處，但這些好的理念都「被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對新亞理想知而不行。
今天「新亞精神」的理想還在，但正在消沉，其內在原因是書院文化沒落，外在原因是社會對中國文化缺乏認識。〈永久性的觀點與暫時性的觀點〉以歷史的觀點了解事情的始末，以知識作價值判斷。〈官話、國語與文學〉及〈國語就是力量〉兩文說明國語的價值，但不是爭辯「國語」與「方言」的優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雅言」就是當時的「國語」。孔子提倡在春秋戰亂之際以「共同語言」作為化解紛爭的開始，當是因為他認為語言本是作為溝通之用，而不是為了分隔人與人的關係。這些文章提醒我們在追求理想之時，更要明辨道理。
《內在的自由》以「人」、「情」、「地」、「理」四個範疇選取《新亞生活》中的各樣文章，當然難免掛一漏萬，但我們的用意是盡力在《新亞生活》的具體事例中了解「新亞精神」的價值，不足之處還請師友讀者多作指教。《內在的自由》反映新亞書院的生活，從生活中發現生活意義，生活意義化作生命價值，價值表現時代的精神面貌，「新亞精神」驗證那些歷久不衰的價值。雖然有些價值漸被遺忘，但新亞人更應澄明自我，讓精神永存。
本書能成書出版，首先要衷心感謝歷年於《新亞生活》貢獻文章的各位老師、學者、前賢及同學；也要感謝黃乃正院長的帶領，本書編輯委員會各成員的鼎力協助，樊善標教授主持編輯小組，其中張冠雄先生和蔡玄暉博士分擔編、選、寫的工作，盧達生先生和陸國燊博士給予寶貴意見，前執行編輯梁嘉儀女士、現任執行編輯洪振邦先生和項目助理黃卓謙先生的悉心籌劃、整理及校對。此外，還要感謝商務印書館總編輯毛永波先生和本書責任編輯張宇程先生的全力支持，以及負責編排、校對、設計及印刷團隊仝人的協作努力，本書方得以順利出版。
寫於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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