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耀之山：兩位如風少年的絕壁長征

Meters書系總序

推薦序／張元植
導讀／詹偉雄

前言：一對無與倫比的夥伴／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
第一章　從西方來
第二章　聖地的邊緣
第三章　第一塊石頭
第四章　屏障區
第五章　存活
第六章　復元
第七章　上塔
第八章　線外
第九章　下降到悲劇之中
第十章　外界

大事記
作者介紹

推薦序──
當代登山的序幕：一面輝耀山壁上的孤高追尋

張元植（台灣新生代登山家）

　　好的登山文學，是一扇門，讓你我得以窺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風霜雨雪，以及另一個靈魂的堅毅脆弱。那個世界，是截然不同於平庸且無盡輪迴的日常，是將生命置於邊緣的狂飆。

　　這扇門，除了將那個世界帶進來，也引領某些好奇的人走過去。包括我。

　　國中的某個傍晚，在學校圖書館翻到當時還翻譯為《巔峰》的Into Thin Air  （現在則譯為《聖母峰之死》）。這本當代最著名的登山報導文學，直接讓我無法自拔。記得我窩在圖書館角落一氣閱畢，闔上書底已是半夜。走回宿舍的路上，我滿腦子都是聖母峰。

　　自此，每當看到任何登山文學，無論是新書舊書、外文翻譯還是中文著作，一律直接結帳。每次的閱讀體驗都不同，有冷汗直冒，有熱血沸騰；時而莞爾一笑，時而掩卷嘆息。漸漸地，我的生活世界，也逐漸與書中那些跌宕起伏的經歷交疊，我努力將生命活成那些昂揚的模樣。

　　登山是個全然西方性格的運動。它隨十八世紀的啟蒙精神出生，扎根於現代性的土壤，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民族主義之風下茁壯，而後回歸到個人主義式的探索與追尋。因此，要理解這項運動的內在精神，以及脈絡，勢必得去爬梳歐美經典作品。透過在那些時代最偉岸的探險心靈們的所思所寫，神遊更多崇山峻嶺，領略更多生命滋味。

　　但可惜的是，繁體中文的翻譯世界一直欠缺這塊，許多在西方世界是大眾經典的文本，卻始終在我們的閱讀經驗從缺。《輝耀之山》（The Shining Mountain）就是這樣一本書。

　　《輝耀之山》是一本位於時代折轉點的著作。講述彼得．博德曼（Peter Boardman）及喬．塔斯克（Joe Tasker）兩人，首次經由強卡邦峰（Changabang）西壁登頂的故事。

　　無論在技術面或精神面，這都是一次劃時代的攀登。

　　強卡邦峰高六千八百六十四公尺，雖然以我們常拿來直觀判斷一座山的指標：「高度」來看，它平平無奇。比起聖母峰高聳入天的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這只能是一座小矮人。但在懂門道的人看來，如果我們將攀登聖母峰，類比為武俠小說中眾所矚目的華山論劍，那攀登強卡邦峰的，可能就是隱居少林藏經閣的掃地老僧。

　　那面突出於地面，像顆鯊魚利牙般插入天空，看似光滑毫無破綻的西壁，在一九七六年彼得與喬嘗試之前，咸認為「不可能攀登」。一九七四年經由東南稜路線首登強卡邦峰的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爵士聽聞這項計畫時的第一反應是「荒唐」，第二反應是「如果成功，會是喜馬拉雅最困難的攀登」。

　　這個計畫之所以荒唐，除了岩壁本身的艱難外，更因為彼得與喬打算僅憑兩人之力，迎向這個挑戰。

　　在他們兩人之前，所有指向這種高難度山壁的攀登，都是大隊人馬通力合作，甚至背後往往有國家力量支持。這樣的形態稱為「遠征」（Expedition）。例如，彼得在強卡邦前一年參與的英國聖母峰西南壁遠征隊，就是典型的遠征攀登。這是一支總人數七十餘人，預算充裕、後勤充足、各司其職的大團隊。有人負責在山上架設繩索、有人負責補給物資、有人負責接應。數月鏖戰後，將少數幾名菁英送上山頂。除了攀登，更帶有軍事作戰的色彩，被譽為「軍事風格遠征的極致」（"The apotheosis of the big, military-style expeditions"）。

　　但彼得的內心對於透過這過程取得的成就，其實有些撕裂。「……（攀登強卡邦）會讓我的自尊與我因為聖母峰而得到的公眾認可達成一致。我在聖母峰的經歷留下了一個需要填補的情感裂縫……」他追尋的，其實是更純粹的體驗，更遠離喧囂的、面向自己內心深層的探尋。強卡邦西壁，那片未曾有人踏足的電影帷幕，正是他們試煉自身的舞台。

　　於是，這片輝耀山壁的攀登，成為當代攀登史的轉捩點，成為幾乎是最早在攀登動機中捨去了國族、榮耀、征服這些大敘事，僅憑個體渺小的、像黑暗大洋中飄搖的一點燭光般的內在動因，走向龐然冰冷的山壁。在具體的攀登形式上，就是捨棄了大型遠征隊的後勤、救援，以及人群的安全感，僅由精簡的兩人小組，攜帶極度精簡的物資裝備，獨自走進荒遠的邊陲，攀登浩大的崖壁。這是當代攀登風格的濫觴，也是標誌著登山進入個人主義的節點。

　　為了這個目標，喬與彼得首次將攀岩中「大岩壁攀登」（Big Wall Climbing）的技術，運用到喜馬拉雅的冰凍巨牆，耗時四十天克服這樣一面巨大障壁。

　　這是一種曠日費時的攀登方法。

　　攀岩可分為「自由攀登」（Free Climb）與「人工攀登」（Aid Climb）兩種型態。自由攀登意指，單純以我們的手腳踩踏、抓握岩石的天然地形攀爬。但當岩壁的陡峭及困難超過一定程度，比如一片光滑的垂直岩牆，沒有任何凹凸可供抓握或借力，就必須轉而使用人工攀登。

　　人工攀登通常用於無法憑藉身體攀附的高難度岩壁，是一種以器械輔助攀爬的方法。最常見的就是將岩釘敲入岩壁的縫隙固定，將繩梯扣入岩釘，就能踩著梯子向上爬，接著打入下一根岩釘。如此不斷重覆。

　　這是一門需要大量沉重器械，而且節奏十分龜速的苦力活，向上的速度遠比自由攀登緩慢，所以常常必須在岩壁上過夜，也因此人工攀登技術經常跟「大岩壁攀登」（意指一天之內無法完成，必須在岩壁上過夜的攀岩）被同時提到。

　　在岩壁上過夜，意味著將面臨更複雜的情境。最主要的問題是，在陡峭垂直的岩壁上，不會有空間搭設帳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年大岩壁攀登的先驅們，開發出了吊帳（Portaledge）這個玩意。這是一種可以吊掛在垂直地形上，又可以遮風避雨的懸掛式帳棚。

　　當原本用於較低海拔的大岩壁技術，在高達六千八百六十四公尺的強卡邦峰上實行，就添了更多困難因素。首先是高海拔有更多樣且嚴苛的外在環境：低溫、冰雪，於是就需要更多器材：冰斧、冰爪、冰螺栓等等，以克服這些複雜地形，也需要更保暖的衣服鞋襪睡袋。這也導致光是裝備重量，可能就有百餘公斤之譜，不可能在攀岩的同時揹著如此沉重的裝備，因此必須來回搬運，導致攀登進度更加緩慢。

　　因為必須不斷來回，所以每當通過一段困難的岩壁，為了節省之後的時間及體力，通常會架設「固定繩」（Fixed Rope），將繩索的一端固定在最高處，另一端垂放下去固定在低處，這樣攀登者就可用垂降的方式下去較低處。需要攀升時，則把一種叫做「上升器」（Ascender或Jumar）的器材扣在繩子上，就能拉著繩索回到最高點，不需要每次都重新攀爬困難的地形。

　　如果由一個大團隊進行這個浩大的工程，整面山壁通常會架滿固定繩，這需要數千公尺的繩索。但偏偏彼得與喬只有兩人，如果攜帶數千公尺的繩子，根本就不用攀登了，重都重死。所以他們在攀登策略上進行了一些調整跟創新。

　　他們只攜帶了三百公尺的繩索，並透過來回搬運，將所有東西慢慢運到強卡邦西壁底下的營地，由此開始緩慢且艱辛的攀登。

　　兩人一人擔任先鋒（Leader），身上繫著繩子的一端向上攀爬，另一人在底下擔任確保手（Belayer）。先鋒會每隔數公尺，在岩壁上敲入一根岩釘，將繩索扣入。若發生墜落，先鋒者將會以最後一個岩釘做為支撐點，並被確保者拉住，不會直墜到底。

　　每攀爬數十公尺為一個「繩距」（Pitch），先鋒者會在繩距終點將繩索打結固定，變成固定繩，讓確保者用上升器沿著繩子上來。接著，再以該處為起點，開始攀爬下一段繩距。這是為了保持攀登的順暢，以及維持可以溝通的距離。

　　一般情況，攀爬一段繩距約需一個小時，如果是較為困難的路段，可能會到兩小時以上，因此一天前進的距離可能只有一、兩百公尺。所以在一天的攀登結束後，兩人會沿著繩索垂降，回到一開始的營地過夜。

　　如此重覆，直到將三百公尺繩索用盡，兩人就將一開始營地的所有物資，逐步向上搬運到繩索用盡的最高點，並建立第二個營地。之後將底下的繩索拆除，一併運上來。然後以第二個營地為起點，重覆前述的過程，直至登頂。

　　我想，光是看完上面這串，大部分讀者已經暈頭轉向了。不過其實，就算不懂其中的技術細節，這也是一本雅俗共賞的好書。

　　好的登山文學，是普世性的。登山之所以有趣，之所以撼人心弦，絕不在那些外顯的技術行為。每天從哪走到哪、用什麼技術攀爬多困難的岩壁，並非攀登的重點。這些，只是內心活動的載體。攀登體驗的深刻之處，在於人將自身置入那極端的絕境之域，從而激發的思考、體悟，以及人我之間的互動。那些屬於人的故事，才是攀登跟世界的連結，也是這本書的迷人之處。

－

導讀——
山，與青春的遭逢

詹偉雄（文化評論家，meters書系總策畫）

If youth knew; if age could.
如果青春得以知曉，如果年長仍能果敢。
——西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Yet all experience is an arch wherethrough
Gleams that untraveled world, whose margin fades
For ever and ever when I move.
我所有的體驗，宛彿貫穿那拱門
那無人涉渡的世界在彼處輝耀，每當我前行
它的邊界便永永遠遠地，褪走消殞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詩作〈尤里西斯〉（Ulysses）

If adventure has a final and all-embracing motive, it is surely this: we go out because it is our nature to go out, to climb mountains, and to paddle rivers, to fly to the planets and plunge into the depths of the oceans... When man ceases to do these things, he is no longer man.
如果探險有一個終極的、廣為人接受的動機，那當然就是這個：我們向遠方出發，乃因為我們天性就是要出發，去攀爬山岳、去操槳溯河、飛向星際、躍入大洋最深處⋯⋯；當人一旦停止去做這些事，他便不再是人了。
——威爾弗德．諾伊斯（Wilfrid Noyce），一九五三年英國聖母峰遠征隊成員


　　《輝耀之山》是一本關於青春的山岳文學，或有可能，也是最迷人的山岳文學。

　　它的作者——英國少年彼得．博德曼，在二十六歲那年，與同樣年輕的夥伴喬．塔斯克（時年二十八），相約結伴攀登印度北阿坎德邦加瓦爾區喜馬拉雅山（Garhwal Himalaya）的強卡邦峰西壁，這座山在整個由西北延長向東南二千四百公里的喜馬拉雅山脈中，高度並不出眾（六八六四公尺），即便在小區域的楠達德維保護區（Nanda Devi Sanctury）裡，它都比左側的都納吉里峰（七○六六公尺）與南方印度第一高峰楠達德維峰（七八一六公尺）要矮上一截，但在它面向落日的西邊，卻擁有一片光華耀眼、垂直陡上一千五百公尺的乳白色花崗岩壁，以巨大的威嚴，凝視下方的冰河，展示著一種宇宙洪荒般的倨傲。

　　一九五三年，英國遠征隊成功登頂聖母峰，大英國協紐西蘭籍的愛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ary）與嚮導雪巴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經由尼泊爾南線路徑首度登頂，鼓動了八千公尺高峰的衝頂熱潮，短短十一年間，全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峰尖，都踏上了現代登山者的冰爪足跡，對於七○年代盛世的後繼者來說，問題來了：地球表面上，還有哪些山巔，能激發出更非凡的攀登能力，能引動更曼妙、更電光石火的身心體驗與視野？

　　在當時，有三類答案彼此交織：八千公尺巨峰的新路線、未登峰的首登（雖然高度不及八千公尺，但難度通常更高）以及需要睿智身手的大岩壁攀登。

　　彼得與喬所選擇的強卡邦峰西壁，即是那個年代公認的天險之一。他們兩人花了四十天，運用彈性機動的半阿爾卑斯式攀登法，雖然仍架設固定繩、高地營帳，但不倚靠其他幫手的攀登協助，接力運補食物與繩索輜重，兩人輪流擔任先鋒攀登，總共在岩壁上垂吊露宿四個晚上，完成了當時人們認為幾近不可能的壯舉。

　　彼得後來將他二十六歲那年的強卡邦經驗寫成了《輝耀之山》（The Shining Mountain）。在歷程中，他有憤怒也有迷惘，有驚嘆亦曾幻滅，山與粗礪的大自然不斷衝擊少年既有的心智與世界觀，辯證放大與渺小的自我，風霜與雪片揉入了眼眶中的淚水。當他下山回到英國，少年彼得已經不再是出發時的彼得，那座輝耀著夕照光芒的山體，永遠地改變了少年。

　　《輝耀之山》出版於登頂的兩年之後，它的魅力，固然來自於進行岩壁攀登時，生死一線的緊張與懸疑，也來自少年以誠實的筆觸，細緻地一分一毫，刻畫了這一成長、蛻變的心靈位移。

　　彼得的繩伴喬．塔斯克大上彼得三歲，是敘事主角「焦慮的來源」。在好強地答應喬的輝耀之山邀約的那一刻，彼得所面對的，不只是那面絕壁投射的墜落風險，還包括在喬強大的登山事蹟背後，當一個小弟或跟班的自我懷疑，當然，也包括不時偶一迸發，想要完敗大哥的某種超越意志。

　　在他們啟程攀登強卡邦峰西壁的前一年，彼得與喬兩人各自完成了英國登山史上聲名大作的兩趟遠征：彼得參加的是由英國登山教父克里斯．鮑寧頓籌組、聲勢浩大（人數超過百人）的聖母峰西南壁首登隊，最終，彼得與另外兩名隊友和一名雪巴嚮導成功登頂，成為聖母峰上最年輕的英國登頂者，但也是第一次，他目睹隊友在暴風雪中消逝，領略死亡；喬所參加的遠征，則是強卡邦峰對面的都納吉里峰挑戰隊，和聖母峰登頂時所採用的大隊伍「圍攻」策略（siege strategy）不同，喬的隊伍只有他與繩伴迪克．阮修（Dick Renshaw）二人，他們在高山上刻苦求生、彈盡援絕，登頂後甚至已經沒有瓦斯可以融水解渴，阮修下山手指凍傷，還得緊急就醫治療。

　　在彼得與多數登山者的眼中，聖母峰的新路線首登固然博得大眾媒體青睞，但喬與迪克的那種素樸的登山法，才是直球對決的正道，而能完成這樣任務的人，在心智、技術與體能上，必定才是真正的強者。也因此，當迪克因為凍傷而無法立刻爬山，喬試探地邀約彼得時，小老弟不加思索地便一口應允。強卡邦峰西壁是喬．塔斯克心中的輝耀之山，他在爬對面的都納吉里峰時便拍下大量照片，揣摩著各種岩隙交錯的攀登路線，但對於彼得而言，強卡邦山的西壁，則是當他與喬爬上了巔峰之後，細思回顧，在人生彼端永遠隱隱約約閃爍的青春之山。寫下這本書，他彷彿走出了成長的幽暗地帶，也堅定了他成為職業登山家的心智。

　　「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是美國文學評論家哈羅．布魯姆（Harold Bloom）研究英語詩歌傳統時，一個引人入勝的發現。在《影響的焦慮：詩的一種理論》（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一九七三年出版）這本書裡，布魯姆論證說：一個詩人背後必定藏著另一個詩人，所謂「the poet in a poet」，一位文學青年因為受到某個之前關鍵詩人的啟蒙，情感與心智皆獲震盪，才會投身入這門技藝。但弔詭的是，這位帶你入門、領略抒情之美的前人，卻也會成為入行者的枷鎖，你的遣詞造句，無不蘊含師傅的遺跡和思路，這在強調獨創文采的詩歌領域，是一個永恆的焦慮。那些擺脫不了的創作者，布魯姆稱之為「羸弱詩人」（weak poet），反之，有極少數能超越前人者（例如華滋華斯與愛默生），則是「強健詩人」（strong poet）。

　　布魯姆的「影響的焦慮」概念，穿透的不僅只於文學批評領域，對照著他著書時的時代背景，其實反映著歐美社會經歷六○年代次文化運動後，新世代追求自我肯證、發掘身分認同的求索式心靈世界。他引用法國作家、首任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婁（André Malraux）的描述：「每個年輕人的心中，其實是一塊銘刻著一千個死去藝術家名字的墓園，然而，其中真正的長駐者，只是少數幾位強悍、與你對抗不休的鬼魂。」

　　對於彼得來說，「最年輕登頂聖母峰的人」不算是成就，卻更像行內同儕的嘲諷（「只是垂直整合人流管制的一分子而已」〔頁四五〕），反而，經歷都納吉里峰的劫難歸來，卻對不凡成就輕描淡寫的喬．塔斯克，充滿著讓人欣羨的所有特質——神情自若、冷淡低調，對冒險有著沉著的確信，胸臆巨大又神祕，這種隱晦的魅力，吸引彼得快速地躍上跟班的行列，有了大哥與小弟的角色分工，強卡邦西壁的遠征，便埋下了彼得掙脫影響之焦慮、摸索自我意義與重量的故事軸線，也正因為這個動機熹熹微微，靄靄內含光，《輝耀之山》接上了西方成長小說的敘事傳統，超越了流水帳式的登山成就紀錄報告，直到二十一世紀，它仍被看作是「山岳文學」此一文類的開門之作。

　　同樣在二十六歲那年，披頭四的約翰．藍儂寫下了〈永恆的草莓園〉（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這首歌，這是一首音色朦朧、歌詞晦澀、節拍錯落，卻指涉著一個確切地點（利物浦市郊、鄰近藍儂老家的一個公園）、音樂又出奇容易感受的歌。他們的製作人喬治．馬丁用「薄霧般」（hazy）與「印象派畫式的」（impressionistic）的修辭，來形容這歌與所有之前披頭創作相比的新穎之處，後世的音樂研究者認為它是「迷幻搖滾」的先驅，而且是披頭四音樂中的最好作品。

　　在無數披頭史學家的拷掘下，再者加上藍儂接受媒體訪問時的回憶，〈永恆的草莓園〉那令人難解的魅力逐一露出了眉角：這是一首向青春致上敬意，並且對之告別的歌，其主旨與迷離的敘事氛圍，和《輝耀之山》不分軒輊，其中第二段歌詞這麼寫著：

讓我帶你走，因為我正要去草莓園
沒有什麼是真實的，也沒有人該被處罰
永遠的草莓園

沒人和我在同一棵樹上
我的意思是要不在之上就在之下
你知道，那就是說無法融入但也無所謂了
也就是說一切都還不算太糟⋯⋯

　　在作出此曲的一九六六年末，藍儂正經歷人生的小低潮。雖然披頭四功成名就，但此刻他們正走完一趟筋疲力竭的世界巡迴，遭遇一些風波，藍儂個人到西班牙參與一部黑色喜劇電影的拍攝，覺得孤立無援，加上他心儀的一位女歌手英年早逝，使得他開始懷疑起自己人生的意義。「草莓園」是他幼年玩耍之處，在此成長的他很早就覺得與他人格格不入，「我太害羞了，也常自我懷疑，我歌詞裡要說的是：那時沒人像我這樣的新潮，我要不是個天才，要不就是個瘋子，」多年後，藍儂在訪問中這麼說。

這座山脊在我腳下的大地上劃出一條垂直的線條，介於明與暗、白色與棕色、已知與未知、已探索與不得進入之間。一號營的黑點是我們經過那片荒野的唯一標誌。大岩溝的岩石似乎穩坐在這座山的邊緣上。我正好在將 近四千英尺下的帳篷上方。有一瞬間，我飛馳在這個滿布皺褶的世界上空。 （頁二八五）

　　如果說青春之中最可貴的事物，是明白自身從何而來，卻不知往何而去的迷惘或純真，那麼最迷人的面向，就是他們打開身體感官，向世界探問的勇氣，有時候他們發現了美，當然有時候也會遭遇死亡和殞滅，七○年代以降的搖滾音樂圈與高山攀登世界，滿滿是這樣的淒美故事。

　　一九八○年十二月八日，藍儂在紐約中央公園自宅大樓前遭到槍擊身亡，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彼得與喬消失在聖母峰東北脊第二尖峰的冰雪深處，那是隊友從望遠鏡中得見的最後一瞬，自從強卡邦峰西壁的成功後，兩人結成了英國最強的二人組，他們兩度攀登世界第二高峰K2，成功登上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八五八六公尺），又跟隨鮑寧頓爬上當時未登峰中第三高的公格爾峰（七六四九公尺）。彼得與喬被後來的登山史學家派屬為「聖母峰男孩」（The Boys of Everest）的中堅，這一世代受鮑寧頓影響與啟發，具有一種無畏且果敢的氣質，勇於涉渡雪崩好發的雪坡，在天黑之際或暴風雪來臨前仍不停止上攀，他們對風險的大膽懷抱，加上小隊伍編組的絕佳默契，快上快下，寫下登山史上許多新紀錄。一九八二年聖母峰東北脊遠征，和當年西南壁是完全不同的思維，這次只有六個人的組合，走的是從未有人走過的東北脊。遺憾的是，這場高強度的故事，在同袍前輩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與安德魯．爾文（Andrew Irvine）於一九二四年殞命於第二台階（Second Step）的前方不遠之處，寫下了句點。

我轉頭眺望對面的西壁，這時上百萬顆閃閃發亮的光點在我周圍盤旋，令人為之目眩。起初，它的美嘲弄了我，就像一齣盛大的電視節目在落幕時彩 帶飄揚、刻意製造的歡樂一樣。然後，它誘使我敞開心懷——這種美是不人道的，但並 不偏狹、貧婪或短暫。儘管磨難當前，我還是能夠欣賞它。（頁二○四） 

　　一九九二年，一支由日本與哈薩克合組的登山隊，在八千兩百公尺的山脊上發現了彼得的遺體，作為一名讀者，一個合理的推想是，在他最後的眼神中，應該也有璀璨的雪花漫天飛舞吧！

　　這是不是《輝耀之山》吸引閱讀目光的另一個理由呢？這本書無意間揭露了：探索、美與危險，隱隱然是青春的三支意義角柱，它們總在人生某段時刻繃緊了張力，隨著時光荏苒，卻逐漸灰暗消散。小說家法蘭茲．卡夫卡有言：「青春總是快樂，因為它擁有看見美的能力。任何人只要保持著看見美的能力，他便永遠不會老。」可想而知，這本書對台灣讀者既是一則邀請，也是一場搏戰，特別是對那些正經歷「中年維特煩惱」的人，它也許更是一顆輝耀的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