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倫理學：異文化宣教的道德難題

前言

一、概論
二、在跨文化經驗中實踐神學
三、知識、友情與智慧
四、倫理學中論聖經與文化
五、相互對照的文化價值導向
六、怪異奇特的溝通方式
七、倫理學說與賄賂難題
八、從其他宗教而來的倫理挑戰
九、文化間的性別衝突：男女陌路互為生人
十、個人倫理與社會倫理的合一

附錄一：文化價值差異圖表
附錄二：文化價值導向連續型模式

索引

前 言

　　本書並非因抽象學術的興緻而寫成，所有探討問題的背後，都是個人的經驗；事實上，我一生都在面對跨越文化的倫理問題。我父親艾得理（David H. Adeney），來自英國中上階層、學術界家庭；我母親路得（Ruth W. Adeney），生長於明尼蘇達州，來自一個在經濟大恐慌中失去所有田產的農家。這兩個背景迥異的人，在到中國宣教期間相遇，而後結婚，我是四個兒女中的老么，出生於中國上海市。

　　我整個認同感的成形，包括了在這英、美、中混合環境中成長奮鬥的歷程。我從年輕時就開始思考，文化、種族和社會階層，會如何影響一個人的價值觀和認同感呢？在我歸入基督教信仰的坎坷路途中，總是在確切把信仰實踐於生活的問題上起伏不定。過去的年日，我首先在中國大陸，然後在英國、伊利諾州、香港、印地安那州和台灣等地長大。其間又加上好幾個暑期，全家曾在非洲、印度、歐洲、日本和菲律賓各地旅行。

　　稍長，我到威斯康新大學選讀東亞哲學、歷史、政治學科；在六○年代末期，又遇到如何使基督教信仰與社會現實相關聯的難題。像許多同儕一樣，我深深地關切戰爭、種族歧視及物質主義等問題。之後，我太太法蘭西絲（Frances）和我在法國、瑞士、希臘等地進行了一年的自修，然後搬到新加坡，在一個亞洲團體中研讀基督教神學。在那裡，我們才開始用亞洲人的眼光來看基督教信仰及西方教會歷史；我們在印尼收養第二個女兒的過程中，面對了前所未有的極端貧困的挑戰。

　　然後我們回到倫敦，以專攻亞洲宗教與倫理課題完成另一個神學學位。自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九一年，在帶著三個孩子不便旅行的情況下，定居加州伯克萊，從那裡來觀察世界。一方面藉由結合各樣服事型態建構教會與反文化潮流的橋樑，一方面則在我們的婚姻生活中學習用另一性別的眼光來觀看世事。在修完倫理學與國際關係的博士學位之後，我留在New College Berkery和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教書。在那裡（NCB），我還主領跨越文化的服事課程。感謝Bill、Grace Dyrness及David Gill的鼓勵，讓我開始認真地研究跨文化倫理學，並且在一九八八年的夏季在NCB首開這方面的課程。

　　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當中，NCB給了我一年的時間寫作研究有關跨文化倫理學，同時法蘭西斯也獲准暫時離開在宗教社會科學部門助理教授的職位。於是我們全家可以踏上這趟改變我們生命的旅程，同來為本書蒐集資料。在前六個月裡，我們走過日本、香港、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巴基斯坦、埃及、以色列、德國及荷蘭，訪問了在各國富有跨文化價值衝突經驗的基督徒領袖。在此我無法一一感謝他們，但是他們的故事都已編織在本書中，即使必須以匿名方式出現；在這一切走訪旅行之後，我們很高興能有三個月時間在劍橋愛德蒙學院進行圖書研究和寫作。

　　研究跨文化倫理學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對我們而言，這項研究導致我們離開培育我們許久的NCB，接下在印尼一個有關宗教與社會研究課程的工作。NCB好意地聘請我們成為「特約教授」，並有美國長老教會贊助支持送我們上路。從一九九一年以來，在爪哇中部的瓦卡納（Staya Wacana）基督教大學的生活與教書，對我在跨文化倫理學的一切省思上賦予了實質、生動的內涵，我很感激課程部主任John Titalay的執意邀約以及一直以來不斷的鼓勵。還有Bung John、Bung Th. Sumartana、Bung Soegeng Hardiyanto和這裡的學生們，都成為我們在了解跨越文化的藝術領域中，最親和及最嚴格的教師。

　　你也許期望，種種國際性的經驗，會讓你從某一個文化傳統的束縛中獲得釋放。就某方面而言，的確會如此；然而，這本書不折不扣是從一個北美、白種、男性、中產階級、基督教、異性戀、受過高等教育的眼光寫成的。我所寫的每一個部分，都包含這些基本成分的色彩；雖然我常想用另一套不同的眼光和經驗來看世界 ── 這正是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 嘗試了解為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會對善、惡有不同的看法。說的更清楚一點，這本書是在嘗試察驗，當文化價值觀有所牴觸時，基督徒所面對的倫理性難題。

　　菲律賓一位傑出的作家Melba Maggay曾說：「西方人的毛病是，他們以為他們知道的比別人多，殊不知他們其實知道的比別人少很多。亞洲人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遠比西方人對亞洲文化的認識多太多了。」這話說得真對，而西方人中又屬北美人最為偏狹。你若在讀這本書，也許你就是那逐漸想知道更多的人之一。

　　瑪爾芭以她對矛盾議論的特殊偏愛，在另一場合中又說：「受過西方教育的人，問題在知道的太多，有資訊超載的現象。」她的意思是，我們在智識上的認知，遠超過我們所能消化吸收的；我們知道太多事情，以至於無法看見真理，更不用說要遵照真理而活。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累積知識，而是為著獲得生活的智慧與美德。套句馬克思的名言，增加知識的目的不在了解世界，而在改變世界。這本書的企圖十分謹慎，盼望在加增你的資訊負荷之餘，不但不會帶給你太多損害，還能在你跨入未知時，為你帶來豐盛的貢獻。

　　許多人已經在不同的情況下讀了本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也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假如我一一遵循這些建議的話，本書將會寫得更好（也會更長）；我所接受的建議包括來自David Adeney、Frances Adeney、Jen Marion Adeney、William Dyrness、Grace Dyrness、Anthony Gittine和Soegeng Hardiyanto。我的編輯Rodney Clapp也用盡許多方法，使我的想法更加清晰，而且使我的論述更加有力。

　　我對家人的感激之情，非這段前言所能完全訴盡；他們是超越屬世經驗的另一範疇，但卻影響屬世的每一件事物。沒有他們，事情將完全不同。我父母艾得理和路得生我養我，給了我世界觀，並且教導我來愛它，他們在真實世界裡一生服事神的深切信心與委身，一直是我的榜樣。Joseph、Elsie Screnock 將他們的女兒嫁給我，並接納我成為他們的孩子，跟他們一樣，我喜歡作個美國人。

　　我們女兒珍妮佛（Jennifer Marion）提醒我，要以身為一個英國白種男人為恥；有她在我身邊，使我對未來有希望。我們的印尼裔女兒芮娜（Rina），向我展現了爪哇血統結合美國文化可產生怎樣美妙的結晶；她對自己的獨特認同架構，使我非常快樂。我們的老么彼得（Peter），教我如何在掙扎的迷霧中歡笑。他一口通順流利的印尼話和對生命經驗的熱忱，深深地啟發我。

　　在這幾年的寫作中，我最親近的同事與朋友，就是我的妻子法蘭西絲˙艾得理（Frances Screnock Adeney），本書許多篇章之所以有較好的成果，乃因她的批評和鼓勵。在我省思倫理學、神學、文化的架構上，承蒙了她不知多少的幫助。

　　本書要獻給我父親艾得理，多人眼中一位鼓舞人心的講員。另有些人視他為中國通、宣教元老，或基督徒學生運動的領袖。好些中國人看他是熱愛中國的人士，他的個性是由深刻認同中國、美國、英國文化所塑造而成。還有些人知道他是一位屬神的人，甚至認為他是個聖人。他的傳記裡稱他是位「有非凡異象的平凡人」。1  不久前他笑著告訴我：「其實你知道的比這些更清楚。」他的意思是指我知道他的軟弱。也許是吧，但我知道他是位寬厚的好人、一位富有才幹的人。總之，在這一切中，我最知道他是位父親，並為此極其感恩。

　　註釋
　　1 Caroline Armitage, Reaching for the Goal: David H. Adeney, Qrdinary Man, Extraordinary Vision （Wheaton, Ill: Harold Shaw/Singapore: W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94）（校園已出版中文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