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1（節錄）
弦歌不輟在戰火中國
齊邦媛（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榮譽博士）
二○一七年除夕將至，我收到方德萬教授 （Prof Hans Van de Ven） 寄來哈佛大學出版的他的新作《戰火中國》（China at War）。數月之前，方教授經由王德威教授轉來一信請我同意他此書引用《巨流河》一些片段，這是他第三本中日戰爭史，前二本研究中國共產黨之崛起和中國國民黨的發展與對日抗戰，他契而不捨地耕耘這個領域已三十年，中文譯本《戰火中國》即將出版，導論中說：「我給了自己一個挑戰，去探討這場戰爭在文化面向上如何被理解。書中有兩個人的經歷，被我交叉用於分析。一個是在戰爭中受教育的齊邦媛，一個是政府的高級事務官陳克文……透過他們的眼看到那些事件，卻能讓我們更為貼切戰爭。由於他們兩人雖接近權力，卻都止於邊緣，所以能夠提供給我們沒那麼意識形態的觀點。」主編請我寫一篇讀後感。
此書由第一部第一節標題大歷史框架中的個人〈蔣介石：救中國〉似已顯示將以蔣作為研討中心。由國家建設到以〈南京，南京〉為標題的第三章，描述南京建都局勢及中山陵的實際和象徵意義：國民黨希望將它築成新國家的典儀中心，體現振興和團結的精神。由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的 「南京十年」是新中國的黃金十年。〈陳克文和齊邦媛的南京之旅〉這一節即是作者藉著各種不同的背景和原由前來的人，進入這個歷史的大框架。
陳克文自廣西來。一九三五年五月來到南京，受聘為行政院參事，主管總務、文書及僑務，是高級事務官，對政局有全面的觀察地位，克文先生一八九八年生，卒於一九八六，比我父皆早一年，他自一九三七年一月起寫日記，於一九五○年三月底至一九五二年三月至五月，共十五年，甚少間斷。余英時在二○一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出版之《陳克文日記（1937-1952）》書序中說，早年在香港讀陳先生政論文章和主編的《自由人》週刊，即已心儀其人，讀過日記之後，更對他持論之公允，辦事之認真增加了信任感。陳和一般知識分子一樣，反對政治的專斷和集權「但是對於蔣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他始終不改其尊重的態度，並且時時表現出一種同情的理解。民族的尊嚴感卻使他成為蔣介石堅持抵抗的積極擁護者」。
那些年留在重慶的三百多萬人是世界上被轟炸最久的人，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在日本飛機不容喘息地疲勞轟炸下長年在防空洞裡，有今天不知明天。讀這兩本日記，似乎重回朝天門，李子埧、棗子嵐埡、小龍炊、沙坪埧、磁器口─每個地名都有它的苦難史，長期沒有水、沒有電─在火爐似的夏天日夜熬煎。我們對前線血戰的人都滿存感恩和虧欠，都知道只有蔣委員長堅持打下去，我們才有希望。
齊家從東北來。我的父親齊世英一九二七年因為追隨郭松齡將軍兵諫軍閥張作霖失敗，逃亡來到了南京，在多方觀察思考後加入國民黨，負責國際及文化事務。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是他和國民黨充滿理想、推動新生活、建設新中國的黃金十年。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東北，他與友人創辦第一所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收容逃離偽滿洲國的東北流亡學生；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全力協助教育部弦歌不輟政策，爭取戰區學生全額公費，得以獎助大中學生數十萬人受良好正規教育，建設新中國。
與天爭時間的努力為抗戰砲火打斷。一九三七年南京淪陷前一個月，我跟著重病的母親和兩個幼小妹妹，勉強上了江南線的火車，隨著東北中山中學的最後一批學生，倉皇離開南京。在日本飛機追炸的恐懼中，我們不再哭泣，同是離鄉背井的老師，曾在南京校門口的牆上寫著「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八個大字；漫長的流亡路上，他們帶著大家唱〈松花江上〉和許多抗日歌曲，內心燃燒著還鄉的願望，這些學生就是他們的孩子。逃難時，凡有稍長的休息時間，在農田的曬穀場上、露水未乾的牧場邊，學生一圈圈圍坐，他們便講些功課。一位化學老師晚上睡前，就在他黑色的大衣背上寫幾條化學方程式，第二天早上他在高二班學生前面走，讓學生抄寫背誦，隔天再換一些新的；歷史和地理老師，每到新地更有實地可授之課。一路顛沛，一九三八年春天和夏天我們在湖南，秋天在湘桂道上，師生在川貴道上步行二十七天，走了六百公里，由桂林到達廣西鎮遠。卻因此看到祖國山川的壯麗和文化深意。這些老師，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教的不僅是功課，更是獻身與愛，自尊和自信……
推薦序2（節錄）
以戰爭史貫穿整個中國現代史
張寧（中央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與方德萬教授初次見面，是在一九九○年的秋天，當時他剛開始在劍橋大學任教，而我是他的第一個研究生。初出國門的我，抵達英國不到一個禮拜，便戰戰兢兢地到系上的辦公室面見導師。一位身材瘦長、三十出頭的男子，微笑著用中文和我打了個招呼，寒暄沒幾句，趁我還沒有從驚訝中恢復過來，便鄭重地對我說：「雖然我會說中文，但是此後你在學習上，全部都要用英文和我溝通。」就這樣，直到現在，即便我們已是同行，也依然是靠英文交流來往。
赴英求學之前，我對方老師其實一無所知，既不知道他荷蘭萊頓大學學士、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的傲人背景，也不曉得他的第一本書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當時已經付梓。這本書是他的成名之作，專門探討中國共產黨草創時期的歷程。方老師對政治史、革命史、戰爭史有著難以遏制的熱情。研究完共產黨之後，他目光轉向國民黨，在二○○三年出版了第二本書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集中論述國民政府與抗戰的關係。有趣的是，共產黨的那本沒有中文翻譯，估計事涉中共起源，臺灣沒興趣，而中國大陸怕出事，也不敢翻；講國民黨的那本，則出於知己知彼，很快便由北京三聯書店譯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出版。
如此巨著是他長年孜孜不懈、辛勤耕耘的成果。方老師律己甚嚴，為了避免塞車，他每日清晨即到學校，週末假日走過東方語文學系的大樓，抬頭望去，他辦公室的燈也經常是亮著的。學生自愧不如之餘，只能開玩笑地說老師又忘了關燈。自律的態度也擴及教學，學生寫的每份報告，他都一字一句地閱讀，親筆修改，內容品質若是下降，往往不假辭色。他不怒而威，我們見到他，真有如老鼠見到貓，深怕讓他失望，連後來以《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一書暴得大名的芮納．米德（Rana Mitter），那時在老師面前，也常是誠惶誠恐的模樣。所幸在我取得博士學位那一天，老師立即收起他的威嚴，對我說：「我們現在是同事了，你不必再叫我方老師，可以直接叫我漢斯。」這句話同樣是用鄭重的語氣說的，不過我總算鬆了一大口氣。
除了政治史之外，方教授在海關史方面也用力甚深。二○一四年，他出版了一本討論中國近代海關與財政的重要專書，即《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Breaking with the Past: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並與畢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聯手促使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開放海關資料。年近六十之際，他再度回到政治、革命與戰爭的領域，寫出這本《戰火中國》，一方面把觀察的視角拉大，不只單看共產黨或國民黨，而是同時分析兩黨難分難捨的共生關係，另一方面也把檢視的時期拉長，上溯辛亥革命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的源頭，下則直推至韓戰。他認為戰爭不是一紙和約就可宣告結束，那些對世界秩序的想像、對自己國家地位的期盼，都需要好一段時間才能塵埃落定。於是，這本著作便成為方教授關於冷戰的第一本書、關於抗戰的第二本書，也是關於國共鬥爭的第三本書。過去，學界雖不乏冷戰、抗戰或單一戰事的研究，但從未有以戰爭貫串整個中國現代史的專著，以此而論，《戰火中國》堪稱首例。
現在想起來，中國現代史其實是由一場又一場的戰爭所構成。國民政府要不是忙著備戰，就是在對日抗戰；抗戰的同時，還有國共內戰；國共鼎革後，更有諸如韓戰、越戰等的邊境戰爭。許多學者傾向以偶發事件解釋戰爭的原由，包括擦槍走火，或好戰軍人的陰謀挑釁等等，對《戰火中國》而言，戰爭固然有其偶發因素，但是戰事本身絕非突然發生，它需要長時間的準備，有步驟的執行。更重要的是，戰爭背後必須有更深沉的願景，才能讓民眾願意犧牲。不管是以亞洲為中心，建立帝國，還是抵禦外侮，追求國家統一，或是保持權力平衡，維持區域安全，《戰火中國》認為，每一次的軍事行動都是計算後的結果，每一次的轟炸也都有其意義。因此，本書特別著重雙方的作戰計畫、戰略戰術，以及執行上的成功與失誤，在這些你進我退的過程中，同時考量日軍、美軍、蘇軍、國民黨、共產黨的多重思維……
臺灣版序
「你為誰而寫？」
方德萬
我常問學生：「你為誰而寫？」並會得到許多不錯，或是可預期，甚至沒什麼意思的回答，例如為「中國歷史學者們」、「大學學生」或「經濟學家們」而著述。「為自己而寫」是絕佳答案。畢竟，書寫終究是一種梳理自身想法的方式。另外有些人會在心裡想，但不說出口的寫作目的是：「為了資深學者們的稿約和升等委員會。」在學術生涯之中，我們須面對的可憐現實是：一些沒什麼人看的專門著作決定你我的前途，所以確實必須為某些職位上可以決定我們命運的人寫出這些專著。我不喜歡聽到的回答，則是「為一般讀者而寫」，一般讀者是不存在的，況且，我算什麼？竟然可以決定誰該知道什麼。
《戰火中國》並非以升等為目的的著述。動筆時，我早已不再需要為升等煩憂，而是真正為自己而寫。這是一本非常私人的書。就如導論所言，我的家族在戰時的經歷和餘留的影響，基本上型塑了我研究戰爭的途徑。研究中國抗戰成為我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事結束後的傷痛的遺留的方法。這個主題始終縈繞，讓我無法放手。三十年來，我一直在閱讀、研究和撰寫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種。我研究過不同的主題，有時還會投入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最後總是會被拉回有關戰爭本質、對民眾的影響和遺緒等這種主要議題上。就某方面來說，《戰火中國》無可避免的就像多數歷史書，整理記錄了一位歷史學者個人的評論。
如果說上述這些除了於導論說明外並未明顯表露於書中，也是因為，我希望能夠明顯呈現《戰火中國》想和中國歷史研究者，以及會閱讀他們著作的中國、臺灣讀者們進行對話的企圖心。我非常幸運的在一九八○年代開始自己的學術生涯，那時我在中國和臺灣的同僚在較自由的條件下悠遊工作，人們已拋棄過去教條式的表達方式，對歷史的複雜度和質疑再一次浮上檯面，而造訪圖書館、檔案室和會議室變得容易許多─雖說這一切還不是能那麼坦蕩公開。若沒有和兩地同僚們多年來的頻繁聯繫，不可能成就《戰火中國》一書。我著書的其中一個目的，正是將這些人的學術成果引介給使用英文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學者。《戰火中國》因而也是一種轉引譯介，希望中國的戰爭能在歐洲和美國有關該主題的各種論述中獲取更多關注。
《戰火中國》這本書，也是對那些學術成果諸般不滿意的產物。且讓我列出其中三項。第一，中國歷史學者拒絕公開承認，中國當時不僅和日本打仗，也在和自己人打仗。即便中國戰勝日本在往後數世紀都是個重要的歷史事實，但抗戰當時有比普遍認知更多的人，都做好了要生活在日本統治之下的準備，還有些人更傾向倒戈其他可能的選擇，這些也都是事實。除了在日本侵略下倖存的人，同時還有更多人在生死邊緣掙扎。中國與日本作戰的同時，一場複雜且可怕的內戰也開打了。生死存亡無庸置疑是最為基本的問題，此外還包括中國應該是什麼樣的國家、人民應該在什麼樣的社會生活、中國在世界上應該有什麼樣的地位，以及它該朝什麼樣的未來奮鬥？這些問題不僅畫分出毛澤東的共產黨和蔣介石的國民黨，不同的地區、社會階層、種族都在爭辯這些問題的答案。《戰火中國》這本書主張，上述這些問題的可能解決選項，實際上要到內戰將盡時才大勢底定。在這之前，能夠確定的事其實不多。這段國家陷入混亂，加上不同派系以醜陋手段相鬥的史實，由於仍著重在戰勝日本侵略的英雄事跡，在中文學術研究上還是有所欠缺。造成的結果，就是那些中國領導人物要求百姓做的巨大犧牲，像是焦土政策、讓黃河決堤困住日軍、焚城清野，還有共產黨以飢餓作武器的種種做法，都不受重視，而被輕描淡寫地帶過。因為它們都不符合一個國家團結一致、英勇對抗為帝國孤注一擲的日本的故事。
第二，《戰火中國》對戰史的態度很嚴謹。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本書把發生在中國的戰事放在長時段（longe duree）戰爭演進的背景中討論。現代軍事研究者持續把總體戰的出現當成主要研究題材，也就是說戰爭中工業化、科技進步，以及強大官僚體系、伴隨把力量深植於社會的情況的出現，造就了一種抹除了戰場和公民社會界限形式的戰爭。在總體戰中，也許不會每個人都受戰事影響，但觸及人數一定前所未有的多，而且威力強大的武器造成的損害也不僅止於戰場，而是處處皆然。有關總體戰，一定會提到開端始於由拿破崙把按功能區分的組織架構引入他的武裝部隊，並以「全民動員」（levee en masse）驅動民眾。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工業化和官僚組織化，讓國家有能力徵召和訓練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年輕人，讓他們配備經過精密設計和大量製造的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大海軍的發展、空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的發展，更尤其成就了這個進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清楚地昭告世人，破壞的規模是龐大的，而即便如此，其影響範圍之廣，還是讓人驚愕。
這種形式的戰爭並沒有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科技的演進，其中包括核子武器的發展，意味著一些國家只要運用少量人員，就能造成第二次大戰中由數個最大規模部隊造成的破壞，使得大量的動員變得沒有必要。在核子時代之前的戰略和戰法已經過氣，現在只要一個炸彈就能夷平城市或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游擊戰是正規部隊被打敗後用來爭取時間的應變手段，而且很快就會被棄用。但中國共產黨利用群眾動員、鄉村革命、一個紀律嚴明的政黨和發展根據地等手段，彰顯了不對稱戰爭的潛力，這些手段在空間廣闊的亞洲有很高的可運用性，但在由許多小國組成的歐洲就不可行。這種民族解放戰爭─這是我對這種型式戰爭的稱呼─的效力，一次又一次的展現在亞洲、中東和一九四五年後的非洲反殖民戰爭中。今天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即便有科技優勢，也發現以他們的戰法很難制伏敵人。阿富汗的塔立班（Taliban）和中東伊斯蘭國（Daesh or Isis in the Middle East）的情況即是這類教訓的一例。
《戰火中國》的敘事架構，是以被日本和國民政府運用於戰場強制決策上的西方常規戰爭的失敗、隨後他們新作戰形式的有限成效，以及共產黨在發展民族解放戰爭上的成功所組成。在此我要強調，此種敘事方法絕不僅限於講述小規模游擊戰。因為最終，人們仍必須在大規模會戰中擊敗敵人。民族解放戰爭提供了一個讓敵人耗盡氣力的手段，並逐漸累積前端作業成果以達致目標。我的分析正確與否並非由我判定，但是將抗戰放在戰爭演進的背景中來看是必要的。一方面，這是一種反對歐軍事史上持續存在著的歐洲中心觀的做法，另一方面，此種做法反對大多數中國歷史研究者心中的中國中心主義。中國歷史研究者要求人們更關注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但他們同時對更大範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付出的關切卻是微乎其微。此立場並非長久之計。
最後，《戰火中國》藉由交插放入齊邦媛和陳克文的故事，表達對個人層面的關注。齊邦媛精心完成的《巨流河》想來不需在此再行介紹。陳克文則是一位行政院的公務人員，他能夠就近觀察分裂的國民政府發生的諸多事件。許多歷史研究者發現，他最近出版的日記?是絕佳史料。組成戰爭的大量事件只有透過較高的指揮階層、政治領導人的講話和戰後歷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才能集結成形，至於個人、士兵和老百姓們這類人則有著他們自己的故事。我是在自己討論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專題課堂中，愈發明晰這件事的。這門專題討論課上經常有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歐洲、日本和美國的學生，他們會告訴我祖父母的戰時經歷，講述時常情緒充沛。他們訴說的故事來自中國各地和更遠的周邊，觸及社會各層面，自然多種多樣，而且很少和國家的共同記憶、歷史教科書和記念館強調的相同；後者要強化現行權力結構。現今大部份的中國歷史研究者，仍然把國家的說法視為這段歷史的研究重點，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諸如齊邦媛等人的描述上，則可以讓我們發展出較不以國家為中心的觀察角度，也可以以此為出發點，關照引人入勝戰爭記憶的跨世代傳承以及沉默的課題；這些課題對中國大陸背景逐漸褪去的臺灣而言非常重要。
《戰火中國》是為了對中國戰史有興趣的中文世界讀者而寫，因此我要在序言的最後，以對聯經出版公司和何啟仁先生的感謝作結。聯經出版公司促成了出版本書的中文版，何先生則在很短的時間完成了極佳的翻譯。我由衷表示感激。
導論（節錄）
要將國共內戰和對日抗戰分開，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僅舉一例，中共的勝利需要一個紀律極其嚴明的黨，要求它的部隊、黨小組、工作單位及群眾組織，橫亙中國廣垠的土地執行協同戰略。在一九四○年代初，正當中國對日戰況最嚴峻的時刻，毛澤東花了兩年時間，以整黨整肅異己和推動政治學習，迫使同僚驚懼的臣服於他的領導。反面的例子則是國民黨的分崩離析──在對日戰爭中，人們愈來愈清楚國民黨崩解的情況──這也是毛澤東認為如果革命要取得他所想要的勝利，就不能讓這種情況存在的一個原因。然而毛澤東之所以能取得勝利，還有一些因對日抗戰造成的重要因素，諸如人們高漲的情緒、社會解體、經濟崩潰，還有軍事權威的分裂等等。此外，還由於國民黨分兵圍剿中共根據地，其中抽調的包括一些精銳部隊，這當然也削弱了他們的抗日力量。
人為地將抗戰與國共內戰分別而論，至少會使歷史偏向片面有利的解讀（甚至可能更糟）。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勇表現的說法，掩蓋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曾執行過的一些可怕的策略，諸如焦土政策、洩洪淹沒大片土地、城市恐怖運動、暗殺整肅，以及利用饑荒作為軍事作戰手段。戰爭中無可避免地會使用令人難過和恐怖的手段。然而，就算中國人有任何理由，認為自己能從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之一中存活過來值得驕傲，並引以為應該慶祝的集體成就，歷史學者仍要試圖還原真實的樣貌。
本書的敘事脈絡，從正規戰事的失利開始，再到有些人所謂的解放戰爭。從一九三七年日本和國民黨部隊開戰後，雙方皆視戰爭攸關現代性和國家地位，均以正規作戰待之。他們相信戰爭就是進行武力部署，以工業化製造的武器裝備部隊，並以總參謀部協調行動，再依總體作戰的想法由政府各部動員所需物資和人力投入，畢竟數量就是一切。這是來自於十九世紀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的戰爭概念。克勞塞維茲認為，戰爭是由兩個內部團結的敵對社會進行鬥爭，所有發生的事件都會放進雙方辯證的演繹中。但這種模式的戰爭未能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又不清楚何種模式能夠取而代之。在眾多可能性裡，一端是核戰，所幸發生核戰的可能性高過於現實性；中間則有美軍在越南發動的戰爭，可視此類為利用管理技術進行的戰爭，其特徵在於利用表格、圖形、統計、計算，還有現代商業實務發展出的技術應用；而在這眾多可能性的另一端，則是不對稱戰爭（經常發生在常備部隊與起事反抗者之間）及恐怖主義。6
不論是中國或日本，在衝突早期都對正規戰爭做出了錯誤的假想和推測。一九三八年秋天之前，國民黨終於承認原本某些人所希望能把日本人趕到太平洋上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此後也沒辦法繼續維持與之前和日軍間的那般頻繁、密切的交戰狀態。日本原本的想法並不認為自己可以迫使中國投降，但也不太願意花費力氣將國民黨政府趕到後來避遷所在的重慶，更判斷蘇聯入侵東北將使他們疲於分心應對，會造成重大風險。
不論是國民黨或是日本人都在設法尋求新手段，卻都沒能跳出正規作戰模式。日本人著重在政治手段，想要藉由扶植一批能與其合作的地區性政權，藉以將中國改變為聯邦國家。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一年，日本更實施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第一波的瘋狂大轟炸，為的就是要摧毀國民黨的戰鬥意志。國民黨的戰略強調游擊作戰，並為了確保外界的援助特別看重外交。他們往遼闊的中國內陸撤退，迫使日本人分散兵力，在不同戰區間轉移發動有限攻擊手段推動戰事進行。國民黨也轉而使用傳統的方式進行動員，包括責付農村幹部進行兵力徵補、以恐怖活動阻止日軍的力量在城市鞏固。然而，一切行動遠未達到要和日本勢均力敵的目標，反而製造了一臺戰爭絞肉機，蹂躪了整個國家，卻沒有帶來任何解決方案。隨著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攻擊珍珠港造成戰況國際化之後，中國的對日作戰策略有了轉變，分擔了部分戰事給美國、英國，甚至蘇聯，也確保了中國有可能成為這一戰爭的勝利者之一。共產黨力量在此段時間開始崛起壯大，這點對中國尤其重要。共產黨勢力的擴展分為兩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抗戰開始的前兩年，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段時期則是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在第一階段，為了在日軍戰線後方建立根據地，共產黨部隊和幹部自陝西北部的延安四出。他們進行小型游擊，且避免和強大的日軍正面接觸。現階段的中國共產黨還無法離開國民黨，因此也要和國民黨並肩戰鬥。他們面對敵人眾多和只資源極少的情況，小心翼翼的調整在當時分裂社會中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策略。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的作戰不可能循辯證的克勞塞維茲路徑。
……我給了自己一個挑戰，去探討這場戰爭在文化面相上如何被理解。書中有兩個人的經歷，被我交叉用於分析，一個是於戰爭期間成年的年輕女士，另一位則是身處希望逐漸破滅的中產階級的國民黨官員。前者是齊邦媛，她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了一份美好的回憶錄，留給我們；後者為陳克文，他仔細的將自己周遭發生的人和事記在了日記裡。這兩人的背景迥異。齊邦媛出身東北一個具有相當政治影響力的家庭，而陳克文來自南部山區一個受過教育但貧窮的家庭。他們的經歷並非具有相當代表性或是十分典型，但透過他們之眼看到的那些事件，卻能讓我們更為貼近這場戰爭。由於他們兩人雖接近權力，卻都止於邊緣，所以能夠提供我們沒那麼意識形態的觀點，看法不同於那些到目前為止都還在主導歷史學和文學回憶錄的共產黨或國民黨高官。
《戰火中國》也將會討論在戰爭不同時點的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轉變。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爭鬥不僅是在戰場上見分曉，更是在民心中爭高下。在這方面共產黨占有持續性的優勢，最起碼能夠保有年輕人中的秀異之士對他們的追隨。革命本是年輕人的事業，而且當時大部分的中國人口都是年輕人。要了解共產黨之為何能取得勝利，就要了解為什麼他們的觀點會具有吸引力。我的研究也會觀照這些視角，將焦點放在中國這樣一個當時既貧窮又落後的國家，在那時期發生的這些影響甚鉅的，有關文學、藝術、哲學及價值論戰、歷史探討和政治辯論之上，而這些事務之所以湧現，確實是因為日本侵略帶來了滅亡的威脅。
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戰時將領與政治領袖仍為後人周知，此種情形在蘇聯也逐漸普遍，主要是因為這些人物都留下了日記或是回憶錄，這在中國卻屬少見。近幾年，相關人物的回憶錄和日記陸續浮上檯面，讓我們得以就各種戰役、運動和戰略決策等基礎的現實事件，做更進一步的探索。在這本書中，這些在關鍵時刻領導中國的人物的面貌會更為人性化。在他們下的這些決策裡，個人網絡和關係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因為在一個嚴重分化的國家，人際關係的掌握毫無疑問地是特別重要的。
對於中國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五三年所發生的戰爭，本書視之為一連串環環相扣的事件。就像我之前提過的，它的軍事（還有其他方面）的主旋律是對克勞塞維茲辯證式戰爭的解構，以及中國解放戰爭的成形，並由參與構思和執行的領導人，抱有希望、參與戰鬥、操心憂慮和捨身殉命的人民，以及克勞塞維茲所提及的不確定的風險與機會，兩軍衝撞時難以預測和控制的變化……等等，交相驅動而成。這本書也讓鄉村中國和農村居民重新在故事中占有重要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僅中國有鄉村，全世界都有鄉村。8這本書也強調學術研究、藝術、文化和意識形態對了解戰時中國的重要性。然而，我的這份研究仍慎重的以戰爭角度思考戰爭；也就是說，要發掘戰爭的思考脈絡、分析有關規畫、檢證如何執行，而非哀憐戰爭的恐怖，僅是將它視為意識形態和政治鬥爭的背景場域，或者，把它和這些事務放在一起，用來建構有關當今世界的論述。
……全書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立國大業」，從蔣介石取得權力開始，接著檢視國民黨打造一個屬於中國人的國家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們為抗日戰爭做的準備，最後分析蔣介石於一九三七年夏天做出的開戰決定。如果說抗戰會發生，日本要負首要責任，但也由於華北發生危機時，蔣介石的反應啟動了一連串的事件，才讓中國和日本之間沒完沒了的打仗打了七年之久。
第二部分是「歷史轉捩點」，涵蓋時間為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追索日本和國民黨各自運用傳統手段想要在一場傳統戰爭中獲勝的企圖，以及中國共產黨初期的擴張，還有戰時共產主義的出現。這個時期也是時代精神改變的重要轉捩點。首先，雖然有部分人熱切的迎接中日間的戰爭，但是大部分的人仍維持事不關己的態度。但這種情形隨著犧牲的增加而改變。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占領許多中國大城市，但也要面對一群不將日本人驅離國土誓不罷休的反抗者，他們視他們所在的時代為國家未來和文化絕續的關鍵時代。
第三部分的「試煉」和第四部分的「新中國」，檢視成為世界大戰一部分之後的抗日戰爭，和在日本戰敗後隨之而起的中國內戰，以及在韓戰中新浮現出的冷戰。第三部分著重以盟軍觀點來看中國戰勝日本，強調中國在軍事上所獲利益不大，但在政治上獲益甚多，這個結果對於今日我們所在的世界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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