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舊作往事
如果沒有梁由之兄的堅持，這一套小書是不會編印出來的。這三種書都是寫成於二十世紀八○年代末九○年代初，每一種都印過多次，年代久了，再印感覺意思不大。講老莊的一種，因為有許多新的想法，倒是值得重寫一遍，但這幾年家中多事、日子辛苦，又顧不上。但由之對我寫的東西有一種過度的錯愛，做事的態度也比我堅決，於是只能從命了。「駱氏三書」的名目也是由之所擬。聽起來有點托大，邏輯上卻沒有問題：鄙姓駱，書是三種。
就習性來說，我只喜歡讀書，不喜歡寫書。所以寫成的書，大抵皆有人情的緣故。
《縱放悲歌》原來是香港中華書局所出「詩詞坊」叢書的一種，主編是金性堯先生。我跟金先生不相識，是趙昌平兄把我引薦給他。有一次特意拜訪了金先生，想請教關於書稿寫作的要求，但金先生好像很放心的樣子，沒有說幾句，然後隨意聊一會兒天。我見壁上懸有梁啓超所書對聯，問起金先生對書畫的愛好，知道他原本收藏頗多，「文革」中被抄沒，有許多已經無法迫回。聽說過金先生因為知道一些藍蘋在上海的情形且偶有談論，因此遭到迫害，情形慘厲，但金先生並不願說這些事情。他身形小而消瘦，說話謹慎，想象不出舊日灑脫飛揚之態。
書稿已交之後，跟金先生不再有具體事務的往來。我不知為什麼緣故寫信給他，連帶說及自己心情沮喪，不願做事，金先生特意回信，說中國的國情複雜，很多變化不可預料，還是要努力振作。其實我本是無意的牢騷，金先生卻認真了。我想起他遭折磨而形成的謹慎性格，因此很感激他。
二〇〇七年，金性堯先生在上海去世，時年九十一歲，也算是高壽。
《聞道長安似弈棋》曾以《中國歷史上的大陰謀》為名出版過，是上海文藝出版社所出「五角叢書」的一種，後來由台灣遠流印行。「五角叢書」曾經風靡一時，動輒印數十萬以上。叢書主編是何承偉，但後期具體事務主要是副主編戴俊在操持。當時章培恆先生算是叢書的顧問，我亦列名編委，於是戴俊便借機索稿，於是有了章先生主編的《中國禁書大觀》和我寫的這本書。這本書在我來說有一點特別的地方，是因為我對戴俊誇口說一個月可以寫完，於是趕得特別緊。全書是一遍成稿的，僅在稿紙上略作刪改，沒有謄寫過。讀起來文句很流暢，算是由此帶來的好處吧。現在寫東西很慢，常常會想起當年也曾精力旺盛，信筆縱橫，自以為豪爽的樣子。
說到精力旺盛、性情豪爽，其實是戴俊的特點。他當過兵，個子不高，身材敦實，對人厚道而好惡分明。有時說到自己得意的計劃，便神情歡愉，眉飛色舞；說到人間不平事，則慷慨激昂，痛心疾首。戴俊比我小不了幾歲，但感覺上好像他比我晚一輩似的。
那一段時期，復旦這邊和章培恆先生親近的一些學生，如我、賀聖遂、談蓓芳，與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金子信、戴俊、陳徵幾位來往頗多，也常在一起喝酒。有一次在靜安賓館十數人全都喝醉了，沒有人管得了，只好各自想辦法回家。後來金子信說起他騎自行車摔倒在半途，腦袋上砸了一個破洞。
金子信和章先生先後去世。最為震驚的，還是在二〇一一年聽到戴俊去世的消息。因為感覺中他年輕而健壯，富於生命力。
香港中華書局在編印了《小說軒》、《詩詞坊》之後，又請人編《智慧殿》；主編是不是葛兆光我弄不清楚了，反正我那本《老莊隨談》是他約的。這本書現在看來有許多不滿意之處，但有些讀者很喜歡它。
我跟葛兆光有長年的交情。十多年前，兆光在清華任職，住藍旗營（他樓上是秦暉）。那時我與孫偉紅結婚未久，我們在北大二十樓有一間小房子。那是所謂「筒子樓」，廚房、廁所在外面，房間也非常簡陋。藍旗營離北大很近，有一次我們去兆光家做客。其實他的房子裝修得很簡單，但是寬大亮暢，跟筒子樓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孫偉紅看著眼神發亮，羨慕得冒傻氣。葛兆光笑起來，說「我這也是熬出來的」。當時孫偉紅在北大法語系任教，資歷還淺。
兆光、戴燕夫婦請我們吃飯。後來孫偉紅說咱們也要回請一次，並說她要自己做法國菜請客。這頓飯欠在那裡很久，然後孫偉紅生了幾年病，離世遠去。
三本小書寫作的念頭，都寫過說明，好不好則要由讀者來評判，合起來要寫個序，不知道說什麼好。看著書，想起來的是一些故人往事，隨手寫下來。或者，這也是跟讀者的一種情感交流吧。
寫這幾本書的時候，也就是所謂「上世紀」八、九○年代，我們曾經有過夢想，有過歡愉，也有過悲哀。漸漸看著歲月流去，親友凋零，難免有無常之嘆。但上課時我也說過，像王維的詩，像《紅樓夢》，在說人生無常的時候，也說無常是美。因此我們對此人世，仍有長長的眷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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