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史雜誌的尤物──朱樸與《古今》及其他
在上海淪陷時期,他一手創刊《古今》雜誌,網羅諸多文士撰稿,使《古今》成為東南地區最暢銷也最具有份量的文史刊物,他就是朱樸(字樸之,號樸園,亦號省齋)。他在《古今》創刊號寫有〈四十自述〉一文,根據該篇自述及後來寫的〈樸園隨譚〉、〈記蔚藍書店〉,我們知道他生於一九○二年,是江蘇無錫縣景雲鄉全旺鎮人。全旺鎮在無錫的東北,距元處士倪雲林的墓址芙蓉山約有五里之遙,居民大都以耕農為生,讀書的不過寥寥一二家而已。而朱樸卻出身於書香門第,他的父親述珊公為名畫家,他本來希望朱樸能傳其衣鉢,但看到他臨習《芥子園畫譜》臨得一塌糊塗,認為不堪造就,遂放棄了初衷。朱樸七歲入小學,成績不壞。十歲以後由鄉間到城裡,進著名的東林書院(高等小學),因得當時國文教授龔伯威先生的特別賞識,對於國文一門,進步最快。高小畢業後,他赴吳江中學讀書,不到一年轉入輔仁中學就讀。一年後,考入吳淞中國公學商科。一九二二年夏季從中國公學畢業,本想籌借一千元赴美留學,結果到處碰壁,不克如願。後來承楊端六先生的厚意,介紹他進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社任編輯,那時他年僅二十一歲。當時的《東方雜誌》社共有四位編輯:錢經宇、胡愈之、黃幼雄、張梓生。錢經宇是總編輯;胡愈之專事譯文兼寫關於國際的時事述評(他用的筆名是「化魯」);黃幼雄襄助胡愈之做同一性質的工作;張梓生專寫關於國內的時事述評。朱樸進去之後,錢經宇要他每期主編「評論之評論」欄,兼寫關於經濟財政金融一類的時事述評。社址是在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的二樓一間大房間,與《教育雜誌》社、《小說月報》社、《婦女雜誌》社、《民鐸雜誌》社同一房間。朱樸說:「那時候的《教育雜誌》社有李石岑(兼《民鐸雜誌》)和周予同;《小說月報》社有鄭振鐸;《婦女雜誌》社有章錫琛和周建人;此外還有各雜誌的校對等共有一二十人之多;濟濟蹌蹌,十分熱鬧。……當時在我們那一間大編輯室裡,以我的年紀為最輕,頗有翩翩少年的丰采。鄭振鐸那時也還不失天真,好像一個大孩子,時時和我談笑。他和他的夫人高女士在一品香結婚的那天,請嚴既澄與我二人為男儐相,我記得那天大家在一起所攝的一張照片,好像現在還保存在我無錫鄉間的老家裡呢。」
在《東方雜誌》做了一年多的編輯,經由衛聽濤(渤)的介紹,朱樸到北京英商麥加利銀行華帳房任職。當時華經理(即買辦)是金拱北(城),是有名的畫家,所以賓主之間,亦頗相得。
一九二六年夏,他辭去北京麥加利銀行職務,應友人潘公展、張廷灝之招,任上海特別市政府農工商局合作事業指導員之職。後因友人余井塘之介紹得識陳果夫,朱樸說:「陳先生對於合作事業頗為熱心,因見我對於合作理論有相當研究,遂於十七年(一九二八)夏以中央民眾訓練委員會的名義,派我赴歐洲調查合作運動,於是渴望多年的出國之志,方始得償。當我出國的時候,我開始對於政治感到無限的興趣和希望。那時國民黨有所謂左派與右派之分,左派領袖是汪精衛先生,右派領袖是蔣介石先生。我對於汪先生一向有莫大的信仰,我認為孫先生逝世後祇有汪先生才是唯一的繼承者。那時汪先生正隱居在法國,我在赴歐的旅途中,旦夕打算怎樣能夠追隨汪先生為黨國而奮鬥。」於是到了巴黎幾個月後,朱樸先認識林柏生,之後又經過幾個月,才由林柏生介紹晉謁汪精衛,那是在曾仲鳴的寓所。
在巴黎期間,朱樸除數度拜謁合作導師季特教授(Prof.Charles Gide)暨參觀各合作組織外,並一度赴倫敦參觀國際合作聯盟會及各大合作組織,復一度赴日內瓦參觀國際勞工局的合作部,得識該部主任福古博士(Dr. Facquet)及幫辦哥侖朋氏(M. Colombain),相與過從,獲益不少。一九二九年春,陳公博由國內來巴黎,經汪精衛介紹,朱樸初識陳公博。後來並陪他到倫敦去遊歷,兩星期後陳公博離英他去,朱樸則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聽講。
一九二九年夏秋之間,朱樸奉汪精衛之命返回香港,到港的時候正值張發奎率師號稱三萬,由湖南南下,會同桂軍李宗仁部總共約六萬人,從廣西分路向廣州進攻,「張、桂軍」當時亟須奪取廣州來擴充勢力,準備同蔣介石分家,割據華南。不料後來因軍械不濟的緣故,事敗垂成。
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說:「我和省齋相識最久,遠在一九二九年在倫敦就時相見面,但沒有什麼交情。一九三○年我從英國回上海一轉,在十四姊家中又和他相值,原來那時候他正避難在租界裡,住在我姊姊處。那天他還約了史沬特萊女士來吃茶,我和她談了兩個多鐘頭。」對此朱樸在〈人生幾何〉一文補充說道:「至於伯雨所說的關於史沬特萊女士一節倒是的確的,而且非常之秘密,因為她那時正寓居於上海法租界霞飛路西的一層公寓內,我們不但是『打倒獨裁』的同志,並且是好抽香煙好喝咖啡的同志。所以,我常常是她寓所裡的座上客,我一到她那裡她總是親手煮咖啡給我喝的。那時候她和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來往非常親密,她曾屢次說要為我介紹,可是因為不久我就離開上海到香港來了,卒未如願。」
這次倒蔣的軍事行動雖未成功,但汪精衛並不灰心,他頗注意於宣傳工作,遂命林柏生、陳克文、朱樸三人創辦《南華日報》於香港,林柏生為社長,陳克文與朱樸為副社長。朱樸說:「當時我與柏生、克文互相規定每人每星期各寫社論兩篇並值夜兩天,工作相當辛勞。所幸編輯部內人才濟濟,得力不少,如馮節、趙慕儒、許力求等,現在俱已嶄露頭角,有聲於時。那時候汪先生也在香港,有時候也有文字在《南華日報》上發表,所以這一個時期《南華日報》的社論,博得讀者熱烈的歡迎。還有副刊也頗為精彩,尤其是署名『曼昭』的〈南社詩話〉一文,陸續登載,最獲一般讀者的佳評與讚賞。」
一九三○年夏,汪精衛應閻錫山及馮玉祥的邀請到北平召開擴大會議,朱樸亦追隨同往,任海外部秘書。同時並與曾仲鳴合辦《蔚藍畫報》於北平,頗獲當時平津文藝界的好評。同年冬,汪精衛赴山西,朱樸奉命重返香港。道經上海時,因中國公學同學好友孫寒冰的夫人之介紹,認識了沈瑞英女士。一九三一年春,汪精衛赴廣州主持非常會議,朱樸被任為文化事業委員會委員。寧粵雙方代表在上海開和平會議,朱樸事先奉汪精衛命赴上海辦理宣傳事宜。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與沈瑞英於上海結婚。兩年間留滬時間居多,雖掛著行政院參議、農村復興委員會專門委員、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等名義,但實際上並沒做什麼事。
一九三四年六月,朱樸奉汪精衛之命,以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特派考察歐洲農業合作事宜的名義出國。朱樸說:「汪先生因該會經費不充,所以再給我一個駐丹麥使館秘書的職務。我赴歐後先到倫敦,適張向華(發奎)將軍亦在那裡,闊別多年,暢敘至歡。數日後我隨他到荷蘭去遊覽。後來,張將軍離歐赴美,我即經由德國赴丹麥。我在丹麥三、四個月,普遍參觀了丹麥全國的各種合作事業,所得印象之深,無以復加。」一九三六年,張發奎在浙江江山新就閩、贛、浙、皖四省邊區清剿總指揮之職,來函相招。於是朱樸以一介書生,乃勉入戎幕。
一九三七年春,他奉汪精衛命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土地專門委員再兼襄上海《中華日報》筆政。同年「八‧一三」事變發生,朱樸奉林柏生命重返香港主持《南華日報》筆政。不久,林柏生亦由滬來港。一九三八年春節樊仲雲也由滬到港,隨即在皇后大道「華人行」七樓租房兩間,開辦「蔚藍書店」。「蔚藍書店」其實並不是一所書店,它乃是「國際編譯社」的外幕。而「國際編譯社」直屬於「藝文研究會」,該會的最高主持人是周佛海,其次是陶希聖。「國際編譯社」事實上乃是「藝文研究會」的香港分會,負責者為林柏生,後來梅思平亦奉命到港參加,於是外界遂稱林柏生、梅思平、樊仲雲、朱樸為「蔚藍書店」的四大金剛。其中林柏生主持一切總務,梅思平主編國際叢書,樊仲雲主編國際週報,朱樸則主編國際通訊。助編者有張百高、胡蘭成、薛典曾、龍大均、連士升、杜衡、林一新、劉石克等人。「國際編譯社」每星期出版國際週報一期,國際通訊兩期,選材謹嚴,為研究國際問題一時之權威。國際叢書由商務印書館承印,預計一年出六十種,編輯委員除梅思平為主編外,尚有周鯁生、李聖五、林柏生、高宗武、程滄波、樊仲雲、朱樸等。當時所謂「四大金剛」,他們除了本店的職務外,尚兼有其他職務。如林柏生為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南華日報》社長;梅思平為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樊仲雲為《星島日報》總主筆;朱樸為中央政治委員會經濟專門委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衛發表「豔電」,於是和平運動立即展開。朱樸被派秘密赴滬,從事宣傳工作,經一兩個月的籌備,和平運動上海方面的第一種刊物《時代文選》於次年三月二十日出版。同年八月二十八日,汪偽中國國民黨在上海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朱樸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復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同年八月至九月間,接辦上海《國際晚報》(後因工部局借故撤銷登記證而被迫停刊。)十月一日創辦《時代晚報》,由梅思平任董事長,到一九四○年九月一日才遷到南京出版。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其組織機構仍用國民政府的組織形式,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兼代主席。此時朱樸被任為交通部政務次長。先是中央黨部也將他調任為組織部副部長。五月二十六日中國合作學會在南京成立,朱樸被推為理事長。
蔡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