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

前言
序幕

第一章    從學生到教授，1895-1935
從私塾到教會學校
留美生涯
南開大學
清華大學

第二章    從政論家到進入政壇，1932-1943
《獨立評論》
行政院政務處長
駐蘇聯大使
復任行政院政務處長

第三章    「聯總」與「行總」，1944-1946
開會、演講、與閒雲野鶴之樂
行總署長
何去何從？

第四章    婚變，1944-1965
交會的漣漪
序曲
對決

第五章    變局，1947-1949
不偏不倚的獨立外交姿態
崩潰
中國自由黨

第六章    聯合國席次保衛戰，1949-1962
控蘇案
蘇聯反將一軍
韓戰：絕處逢生
第一道免死金牌
第二道免死金牌

第七章    駐美大使，1962-1965
「雙橡園」主人
高爾夫球迷
Hilda與孩子們

幕落

 

前言（節錄）

　　胡適並不是唯一一個一度從現代中國的集體記憶裡消失的人。蔣廷黻是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跟胡適一樣，蔣廷黻從現代中國的集體記憶裡消失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政治。這也就是說，他是中共政權在政治上的敵人。蔣廷黻的問題比胡適嚴重，因為他擔任過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以及駐美大使。更嚴重的是，他在聯合國以及駐美大使任內最重要的雙重任務是在阻止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阻止美國承認中國。

　　然而，政治的問題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蔣廷黻重新出現在中國的集體記憶裡的時間比胡適晚了將近二十年。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學術界以及公知對蔣廷黻的定位。首先，蔣廷黻沒有胡適有名。其次，他從政的生涯是他作為學者的兩倍半。他的學術生涯在他 1935 年從政以後就已經結束了。最重要的是，胡適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嚮往民主自由的人眼中的先知。蔣廷黻則不然。他作為政論家的形象一直被錯誤地定型在他 1930 年代「民主與獨裁」論戰裡的獨裁的擁護者。作為獨裁的擁護者，蔣廷黻自然不可能成為中國嚮往民主自由人士眼中的寵兒。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會有胡適熱，而沒有蔣廷黻熱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此。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沒有蔣廷黻熱，還有兩個特別的原因。首先，研究中國近代史必須把中國放在世界，或至少是經由東亞折射的世界的脈絡之下來審視。這已經是一個常識。要從世界的脈絡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就必須有世界的視野以及必須具備的語文素養。其次，蔣廷黻所留下來的資料有很多是用英文寫的。許多喝過洋墨水的近代中國人常會用英文寫下不可為國人道也的祕密。胡適如此，蔣廷黻也如此。祕密用英文寫，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為了自保。蔣廷黻在日記裡批評蔣介石的話如果是用中文寫的，而且如果在大使任內就流傳，他的命運至少一定會跟葉公超一樣，被召回而且軟禁。

　　祕密用英文寫，這是對研究者的一大挑戰。研究者必須先知道有那些資料的存在以及要去什麼地方找。研究蔣廷黻的困難之一，就是從 1944 年到 1965 年他過世以前二十二年的日記是用英文寫的。不但是用英文寫的，而且用的是草寫。他所用的是印好的精美的日記本，一天一頁。二十二年之間，他相當有恆地逐日記著，一直到他過世前幾年才稍微有些鬆懈。

　　這二十二年的日記，蔣廷黻的幼子蔣居仁（Donald Tsiang）在 1989 年捐贈給哈佛大學。蔣居仁夫人的姪女 Michele Wong Albanese（黃愛蓮）當時是「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主任的助理。她在 1988 年 9 月 2 日寫信給費正清提起蔣居仁有意把蔣廷黻的日記捐贈給哈佛大學。這對費正清來說是如獲至寶。他立時跟哈佛大學圖書館負責人聯繫，並向蔣居仁致謝。由於大家都認識到這批日記的珍貴性，於是立即著手處理，在 1989 年 5 月完成了捐贈的手續。

　　蔣居仁在接下去的二十年當中陸續把蔣廷黻的資料捐贈給哈佛大學，最後一次是 2018 年所捐贈的照片。所有這些都是由 Michele Albanese 居間聯繫的。薛龍（Ronald Suleski）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五十年史，1955-2005》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Fifty Years History, 1955-2005）一書裡，形容這是 Michele Albanese 投入了十五年的心血所完成的一個工程。薛龍用詞貼切，只是他在 2005 年成書的時候完全沒能預想到這最終會是一個長達三十年的工程。

　　2004 年，哈佛大學特地在「教授俱樂部」舉辦了一個午宴，慶祝蔣廷黻檔案捐贈給哈佛大學。出席的，除了當時已經出任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柯偉林（William Kirby）、哈佛燕京圖書館主任鄭炯文（James Cheng）、Michele Albanese 以外，還有蔣廷黻住在美國的三個孩子：蔣居仁、蔣志仁（Lillian）、蔣壽仁（Marie）。這就是陳紅民、傅敏主編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所根據的檔案。

　　我自己很晚才知道有蔣廷黻的日記。我知道有蔣廷黻日記是我開始撰寫《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與《第四部：國師策士》的時候。我當時知道原件藏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幸運的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圖書館藏有一份複印本。我就利用夏天回台北作研究之便到近史所使用。

　　我到近史所使用蔣廷黻日記是從一件小糗事開始的。那充分說明了先入為主的成見的可怕。我先入為主的成見是：蔣廷黻的日記想當然耳是用中文寫的。因此，我一直納悶為什麼他的日記沒廣為學者所引用。我在圖書館查了書號以後，就到書庫去找書。當我把那書脊朝上厚厚的一本從架上拉出來的時候，看到上面印的是英文字，我連看也沒看就把它推了回去。我下樓到櫃檯對館員小姐說我找不到我要的書。館員小姐請一位工讀生上去找。他不到一分鐘就走了下來，手裡拿著的就是我剛才抽出來又推回去的那本暗粉色的巨帙。我一面很尷尬地接了過來，一面向那位工讀生與館員小姐致謝。我心裡暗自責備我那麼容易就被先入為主的成見蒙蔽，到了連書脊上印的字瞧都不瞧的地步。

　　蔣廷黻這二十二年的日記是研究他壯年到晚年不可或缺的資料。我很驚訝陳紅民、傅敏主編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沒有收入蔣廷黻資料裡最最重要的日記。當然，我可以了解這套資料集已經皇皇 24 冊。如果再加上 22 冊日記，恐怕沒有一個出版社會願意注入那麼大的資本。

　　陳紅民說蔣廷黻日記：「全部是用英文手寫，潦草難辨識。對於英語不是母語的人來說，閱讀難上加難，故鮮見中國學者將日記運用在研究中。」所幸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劉義章教授已經組織了一個團隊在從事翻譯。陳紅民說等中譯本出版以後，學者可以通過日記了解蔣廷黻最後二十餘年的思想與活動，「何愁對其晚年做不出精采的研究。」

　　我自己就深得劉義章教授的幫助。他在 2014 年慷慨地把蔣居仁先生的美國好友 Ann Salazar 所打字整理出來的 1944 到 1962 年十八年間的日記提供給我。蔣居仁先生在電話上告訴我 Salazar 女士現在已經把蔣廷黻二十二年的日記全都打字出來了。我在此要特別表揚 Salazar 女士對這個浩大的工程所奉獻出來的心力與時間。她所作的辨識工作，特別是用打字稿的方式呈現出來，讓研究者便於閱讀，這真的是功德無量。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由於 Salazar 女士所作的是初步的辨識工作，研究蔣廷黻的學者如果有幸能夠使用必須再作進一步核對的工作，因為除了日記裡的中文名字與名詞她無法辨識以外，還有辨識錯誤、闕漏、甚至她也許因為認為英文畢竟不是蔣廷黻的母語而善意地替他改正——結果是誤解了——的所在。

　　言歸正傳。承蒙劉義章教授在提供我 Salazar 女士的打字稿以後，又邀請我參與他所組的團隊。由於我發現打字版辨識錯誤之處所在多有，劉教授又把 1944 到 1946 年日記的掃描本提供給我，以便作翻譯前的核對工作。當時我已經開始寫作《為學論政》與《國師策士》。我用教學與寫作之餘的時間開始核對，一天核對十則日記。在核對完 1944、1945 兩年日記以後，我就發現那會是一個曠日長久的浩大工程。我一天核對十則日記，需要 36.5 天次才能核對完一年。如果能夠持之以恆，核對二十二年的日記，需要 36.5 × 22 = 803，亦即 803 天，也就是 2.2 年。而這還沒加上翻譯所需的時間。我一天可以核對十則日記，但不可能翻得出十則。翻譯所需的時間，我估計要數倍於核對的時間。這是一個需時十年以上的工程。因此，我在核對了兩年份的日記以後，就自知我沒有時間與精力同時教學、寫書、又參與這個工程。承蒙劉教授海涵，讓我退出了他的團隊。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研究者一定要使用原件。蔣廷黻的日記既然是用英文寫的，研究者就必須看他的英文日記。沒有一個嚴肅的研究者會使用中譯本。原因很簡單：翻譯是否正確？是否有闕漏？文意是否適切地轉譯出來？言外之意是否捕捉到了？

　　研究者不使用原件就會以訛傳訛，蔣廷黻在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口述自傳》（The Reminiscences of Tsiang T’ing-fu）的中譯本就是一個最好的鑑戒。這麼多年來，研究蔣廷黻的人用的都是謝鍾璉所譯的《蔣廷黻回憶錄》。大家習以為常，彷彿用中譯本是學術研究約定俗成的章法。於是，沒有人認為有必要去使用原本，甚至對比一下。問題嚴重到不是把原件束之高閣，備而不用，而是根本就沒有。就以台灣為例，全台灣居然沒有一個圖書館藏有蔣廷黻《口述自傳》的原本！殊不知謝鍾璉的中譯本不但譯得不夠精確，而且錯誤百出，往往曲解了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