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
“You should”(節錄)
洪廣冀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我已經記不得確實的時間了,但那應該是二○○七年左右。當時的我為哈佛大學科學史系的博士班研究生,一心一意想處理與臺灣或東亞科學史相關的題目。某天下午,系上舉辦演講,講者便是各位手中這本書的作者:馬丁・魯維克。在介紹講者時,主持人強調,魯維克教授曾是著名的地質學者,後來轉行當地質學史家,同樣做得有有聲有色;此跨領域且悠遊在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的經驗,值得各位參考與倣傚云云。演講後,系上老師與同學聚在一起討論;我的指導老師、生物學史家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e)叫住我,問我是否熟悉魯維克教授的研究。我說我不太清楚;老師的臉色有些凝重,說道:“You should.”
這句 “You should” 一直迴盪在我心裡。作為學生,我從善如流,盡可能熟悉這位魯維克教授的著作,其中便包括《地球深歷史》。從科學史的角度,魯維克教授的貢獻至少有三:首先,由於其在地質學上的造詣,當科學史界開始宣稱要打開科學的黑箱、釐清社會條件與科學知識生產的因果關係時,魯維克教授是少數能觸及此理想狀態的研究者。再者,在論及近代生物學史時,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將達爾文帶出的演化論風潮視為分水嶺;然而,就魯維克教授而言,至少在地質學史中,主要突破卻發生在一八○○年左右;在那個時期,人們終於體會到,就如同地球不是宇宙中不變的中心一般,歷史不再為人類所獨佔;人類史不過是地球歷史中極短暫的一段,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段。第三,當科學史家不再把一八○○年代的地質學視為達爾文革命的先聲,也不再把當時的思想與爭論當成恭迎達爾文出場的墊腳石,魯維克教授認為,科學史家就可多少擺脫不時為祟在科學史寫作中「勝者為王」的「輝格史觀」。
然而,即便現在的我可以琅琅上口魯維克教授在科學史上的貢獻,我必須說,除了「指導老師交代」外,當時的我看不出什麼「你應該閱讀魯維克」的理由。我不是地質學出身,也不打算研究地質學史;事實上,我必須承認,在唸高中時,地球科學一直是讓我感到棘手的科目。相較於我感興趣的生物學,地球科學涉及的時空尺度過於龐大,超乎我可以想像的地步。再者,如黃相輔博士在另篇導論中指出的,魯維克教授為虔誠的基督徒,而他一系列地質學史著作的基調便是要化解宗教與科學的對立。但問題是,我非基督徒,且在我的成長經驗中,我從未體會到該對立,自然也無透過魯維克的著作來化解該衝突的必要。所以,除了幫助我一窺科學史的堂奧、進而取得該學科的入場券外,為何我需要知道魯維克教授的著作?
我的問題應該也是各位讀者的問題。在這個注意力只能維持三十秒的年代,為何你需要閱讀一本時間尺度達四十五億年的書?這需要一些理由。作為一個科學史研究者,我可以做的,就是盡可能地帶領讀者,回到魯維克這個人,以及他所處的時代。
導讀二
大尺度與多樣性:看歷史與科學的另類方式(節錄)
黃相輔(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科學史博士)
許多人去過臺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筆者也不例外。對一個把圖鑑裡所有恐龍名稱倒背如流的大男孩來說,科博館簡直是樂園天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展場「生命科學廳」,即使我最近一次參觀已經是約二十年前了,鮮明的印象仍然恍如昨日。穿過眾妙之門後,地球生命三十幾億年的歷史在眼前一路展開,從生命的起源、演化、登上陸地,直到恐龍稱霸地球。這趟旅程在恐龍廳達到高潮——暴龍咆哮、腕龍垂著脖子從天而降,壯觀的化石骨架與活動模型足以讓孩子興奮不已。然而生命史的故事尚未終結,人類的遠祖悄然登場。露西凝視著遊客,遠處空中迴盪著披頭四的旋律。
這段地球與生命長河的史詩,是博物館常客或科普書籍書迷再熟悉不過的經典敘事。它之所以經典,不僅在於故事規模恢弘,也在於從科學的角度解答人類歷久不衰的大哉問: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處來?我們在自然界中又處於什麼位置?它揭示了生命經過億萬年的演化,成為現今世上的芸芸眾生;而作為生命演化的地球舞臺,本身也歷經四十五億年的漫長歲月。
對今天的讀者而言,地球四十五億年的漫長歷史已是天經地義的「常識」。這個常識在科普敘事中,還常被用來彰顯人類理性克服宗教迷信的勝利。基督教認為神創造世間萬物,甚至有人曾精算出,從神創世到耶穌基督降生,地球僅有四千多年的歷史。這樣的宣稱在「民智已開」的當下,無疑荒唐可笑。正如哥白尼把地球從宇宙中心移走、達爾文將人類降格成受自然法則主宰的動物一般,對地球深歷史的認知,也成為科學進步的最佳例證。
然而,「大自然自有其漫長歷史」的道理,真的那麼顯而易見嗎?這個改變人類觀念的「革命」過程,真的如此水到渠成嗎?
英國科學史學者馬丁.魯維克的這本專書《地球深歷史》,就旨在回應上述問題。魯維克指出,人類對地球深歷史的認識,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而是歷經曲折複雜的路徑,才建構並確定今天的「常識」。在這個曲折的過程中,也沒有黑白分明的扁平臉譜,無論是科學家英雄還是阻礙知識進步的冥頑信徒。
人文與科學的交互影響
十七世紀的編年學者努力整合跨文化、不同語言的文獻(包括他們視為最重要的史料《聖經》)來為人類歷史定年,依據的不僅是人工的文物,也利用彗星、日食等天文現象的紀錄。自然界本身也充斥著「文物」,像是化石、貝殼、寶石與礦物。讀者如果有去過博物館,就不難想像這些「自然文物」和人工器物及圖書文獻一樣,都是收藏家眼中的珍品。著名的大英博物館,原先也兼藏上述自然文物,是到了現代才將這部分拆分出去成獨立展館,即今日的倫敦自然史博物館。
魯維克在本書呈現的另一個重要觀點,便是人文(歷史)學與自然科學的交互影響。他指出,歐洲近代早期的「鴻儒」(那時候還沒有「科學家」這種現代概念),挪用歷史學家的工具,尤其是編年學的觀念及方法,將研究對象從文化領域轉移到自然界,奠定此後探索地球歷史的基礎。既然人工文物能用來重建人類的歷史,沒理由說自然文物不能作為自然界歷史的佐證。山川湖海與寄寓其間的生物,不僅是人類歷史大戲固定不動的布景,還自有其劇烈變化。歐洲近代早期的博物學家(研究自然史的人)運用自然界的文物,反覆辯證地球歷史及聖經敘事的合理性,進而認識地球的過去比原本以為的更加漫長,甚至人類在其中很晚才登場。這個時間跨度從烏雪宣稱的幾千年之譜,逐漸展延至百萬年、千萬年,最後到今日公認「常識」的四十五億年。
以上這段曲折,作者於本書中多所鋪陳,在此亦不重複。我們可以從作者的敘述中了解,博物學的發展多麼受到人文學科及歷史學方法的啟發。博物學與探究造成自然現象之因素及法則的「自然哲學」,一齊構成西方近代科學的兩大部門。生物學、地質學等專門領域,即是從博物學的傳統出發而分化。在現代科學分科專精化之前,至少在那些「鴻儒」的時代,學科彼此的範疇並未嚴格區分,人文與自然科學的交疊相當普遍。
總之,《地球深歷史》不僅是講述人類如何認識地球漫長歷史的科普書,也是一部以多元視角探討地球科學學科領域發展的歷史。在這個曲折複雜的知識探索過程中,各種跨文化、跨學科的知識資源被整合,不同的知識群體也以各自的觀點與方法參與其中,交互辯證或影響。「歷史」的意義也隨之擴大。原本「歷史」專指人類過去活動的事蹟,特別是以文字紀錄為史料來源的信史。自從人們將編年的觀念挪用至自然界,探究地球與生命的發展歷程,大幅擴展了地球的時間跨度,並認知到自然界自有其歷史,人類僅僅在這齣戲劇的最後一幕才登場。對人類起源的追尋,又使「史前史」的概念與範疇應運而生。
這一套整合了地球(甚至宇宙)深歷史、生命演化、人類史前史與信史的宏觀敘事,是科學界與博物館習慣解讀世界的方式,現代的歷史學界反而少談。近年來,歷史學界亦有人稱之「大歷史」(Big History)並加以宣傳(注意不要和知名華裔學者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混淆。這裡所謂的「大歷史」由美國歷史學家大衛.克里斯欽(David Christian)提倡,克里斯欽並撰寫多部書籍闡釋此理念,臺灣亦有發行中文版。)。然而由本書可知,這種宏觀敘事其實不是什麼新鮮玩意,至少在十七世紀的編年學家試圖重建從創世至今的時間軸時,就踏出探索世界的一小步了。
引言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經宣稱,有三場大革命徹底轉變了我們人類對於自身在自然界中地位的認知。第一場把我們的地球從宇宙中心移開,變成眾多行星之一,繞著眾多尋常恆星中的某一顆運轉。第二場革命提出假設,將我們這個物種從上帝獨鍾的造物降級,變成赤身裸體的區區猿猴,深深扎進整個動物世界中。第三場革命則揭露了我們潛意識幻夢的深度,繼而削弱了我們自詡為理性生物的任何念頭。我們自我認知上的這幾場重大轉變,後來也就貼上了知名人物之名,依序是哥白尼、達爾文,以及佛洛伊德本人。
不過,我的已故友人史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早已指出,佛洛伊德少列了第四場完全有資格名列其中的革命,只是這一場革命無法跟任何一位名人輕易連在一塊兒。這第四場大變革(按時間順序該算第二場)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大幅拓展了我們地球的時間尺度,進而拓展了宇宙的年歲,程度之大不亞於第一場革命──亦即哥白尼革命對宇宙空間規模的大幅拓展。在過往的時代,西方世界多數人理所當然以為:世界縱使不是精確始於「主前四〇〇四年」,也是在差不多的時間點──不過幾千年前而已。經過這場革命,人們也普遍接受地球的存在時間至少能回溯到數百萬、數千萬年前,甚至是數億、數十億年前。地質學家如今一再拿難以思量其久遠的「深時間」(deep time)跨度作文章,此舉實無異於那些處理著宇宙「深太空」(deep space,以及宇宙)的天文學家、宇宙學家同行,那是根本無法理解的無垠(以及時間之無極)。
這事如今已人盡皆知,遠超過科學界的同溫層。但過度強調時間跨度的擴大,反而會模糊這場大革命的其他兩個特色,而這兩個特色若加起來,重要性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一個是全人類地位的劇烈變化。傳統圖像中的「年輕地球」,幾乎就等於人類的地球。除了一小段開場或序幕──把道具擺上舞台,如此這般──這部戲從頭到尾,從亞當到將來世界末日時的天啟,都是由人類擔綱演出。相形之下,起先由早期地質學家發現、重建的「古老地球」,則泰半是部無人類的劇碼,因為演的幾乎都是人類出現以前的事:我們這個物種顯然很晚才出現在世界舞台上。準此,這段晚近發現的深時間,也就跟無垠的深太空一樣,大部分都沒有任何人類出現。
至此,相對短促的人類時代與遠長於此的「前人類」時代之間的分野,便點出了這場人類自然觀點大變革中的第二項、也是更為劇烈的影響。無人類時代之後才是人類時代,這簡單的順序本身便足以從頭賦予我們的地球某種歷史性(historical)的特質;而前人類的深時間之久遠,甚至是深時間本身,到頭來也以自己的方式補足了一段不輸人類的精彩歷史。簡言之,原來大自然自有其歷史。
因此,本書要簡短談一段故事,但故事主軸並非「深時間」的發現,而是重新建構出的地球深歷史,以及人類在其中的位置。這第四種大變革的故事經常遭人忽略,尤其未見於以普羅大眾取向的書籍和電視節目。明顯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人們覺得達爾文演化論的故事比較引人入勝,而地球的深歷史已經縮水到跟演化論的序幕相去無幾的地步。若想對任何生物的多樣性,尤其是我們自己這個物種的起源有任何令人滿意的解釋,確實有必要先認識地球的深歷史。不過,本書要提綱挈領的這段故事,卻有它自己的發展歷程,獨立於達爾文、乃至於其餘任何演化論,因為這段故事要講地球萬物的歷史:不僅是植物與動物,還有岩石跟礦物、崇山峻嶺、火山與地震,以及各大洲、大洋與大氣。地球有其歷史,而這段歷史有可能透過可靠、甚至經常能以鉅細靡遺的方式重建之──體認到這點,就等於人類思維來了一場重大革命。這段歷史值得用獨有的方式,不為了別的,只為了它自己而講。
這段故事之所以埋沒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它已經萎縮成科學對抗宗教的凱旋行進中的區區一個事件了。先前提到那個惡名昭彰的「西元前四〇〇四年」,已經廣為人引為教會抵抗啟蒙理性進步時典型的壓迫、愚民之舉。但是,我們對於類似像「科學與宗教」、「教會與理性」(英語中通常為單數,字首還要大寫)這種標籤的用法,應該有所保留。真實的歷史絕不會如此抽象,或是如此非黑即白。其實,歷史學家已經仔細研究過這個故事中任何一個篇章,老早拋下了「科學與宗教間衝突不斷」的刻板印象了。刻板印象當然能為現代的無神論基要主義者(atheistic fundamentalists)提供煽情的修辭,但這卻會帶來粗製濫造的歷史故事。在本書中,我反而會試圖以更有趣、更有價值的方式,而不受那種老套刻板印象的限制來呈現,逐漸浮現的「地球深歷史」感受何以與早先短促版的歷史觀念有關。若干現代的宗教基要主義者(religious fundamentalists)讓「年輕地球」概念出人意料再度流行,而這種概念在世界上特定地區具有的政治力量更是讓人驚訝,但我們不該因此分心而忘了追尋故事的主線。我會在書本最後簡短處理當代創造論者(creationists)的說法,希望能透過這種方式讓人了解那只是奇怪的雜耍,而非故事的高潮。
事實上,我主張徹底顛覆「科學與宗教間衝突不斷」這種不可信的刻板印象,至少在地球深歷史一事上必須如此。一旦我們了解這場人類思維大革命的核心,即在於體認到大自然向來自有其歷史,那麼,區區的時間跨度擴大也就成了次要的議題。去了解這種「大自然有史可稽」或「歷史性」(historicity)的新感受從何而來,可是比跨度的擴大重要得多。無怪乎這種新領悟的源頭奠基於當代對人類歷史的認知上,因為人們以仔細且有意的方式,將這種對人類的認知套用到自然界上。是人類的歷史成了回溯自然史時的樣板,而非物理學或天文學。比方說,帝國的興亡就連事後看來也完全無法預測,不像行星的運動可以逆料。咸認人類的歷史具有深刻的偶發性:情況在每一刻都有可能徹底改變(光是這一點,就能讓人們對過去提出與事實相反──也就是「如果這般」的問題,而且常常饒富趣味)。人們將這種歷史感從文化領域轉移到自然領域,對自然──尤其是對這個地球──也因此產生嶄新的認知,與文化具備類似的歷史性。假如這種轉移似乎出人意料,那或許是因為你得先同意「研究自然的科學」向來是受到「研究人類歷史的科學」豐富而決定性的澆灌的,不僅如此,還直接跨過了所謂「科學」與「人文學科」(humanities)這兩種文化之間的鴻溝。英語世界以外的人就不會體會到這種困擾,因為他們很有見地,把這些所有學科知識都稱為「科學」,取代我們英語人士講單數的「科學」、卻只指稱其中一部分的古怪作法。
從相關幾個世紀(大致是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西方文化性格來看,這種以歷史方式看待自然的新觀點,有個毫不令人意外的重要源頭──甚至可說是唯一重要的源頭,亦即深植於猶太─基督信仰經典中的強烈歷史感,這個強勢敘事是這樣的:從經典中最初的創世紀猛然出發,經歷關鍵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最終走向上帝之城(City of God)。這些作為文化奠基的文本,對於地球深歷史的發現來說根本稱不上阻礙,反而帶來正向的促成。借用生物學的隱喻,這些文本讓讀者預先適應(pre-adapted),覺得從類似的歷史角度思考自然世界既簡單又合於人情,而這樣的自然世界則構成人類行動的環境,以及(如信徒所宣稱的)神聖行事(divine initiative)的背景。當然,我對於這些文本體現的宗教觀點是否有憑有據,抱持中性的看法──既不是要去證明這些宗教信仰,也不等於反對它們。我之所以建立起這種關聯,目的在於歷史,而非護教。
地球深歷史的探索有這麼重要嗎?達爾文兩百歲誕辰時,他的演化論自然眾所矚目,地球深歷史的探索相形之下則低調得多。但探索深歷史本身就是個迷人的故事,也值得讓更多的人知道。除了故事本身有趣之外,我也相信它確實很重要──我們的世界充滿各式各樣的跡象,而且相當出人預料,地球深歷史的探索正好能揭露其中一二。過去以研究自然世界為業或職志的人──也就是後人所說的科學家──泰半認為研究愈深,就愈能加以預測。他們志在揭示自然界的「法則」──法則的意思就是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永遠如此。愈是了解自然法則,人類的個體與社會愈是能有效控制或改變自然界,使之為人類的目標與意向效力。物理學與天文學等科學因此被他們當成典範。愈是量化自然的內在法則、賦予其數學的表述方式,像日食發生時間等,也就愈能精準預測。
但本書將概述的這些發現卻與此大相逕庭,顯示出地球深歷史(及其未來也因此)無法化約成任何一種如此簡單、可預測的形式。地球並非根據特定的初始條件與不變的自然法則、使其過去與未來走向完全確定的方式在發展。當然,地貌的組成理應根據不變的法則在發展:例如波浪拍擊、侵蝕岸邊峭壁的力量,無論是在久遠的過去或是今天,其遵循的物理法則理當一模一樣。但這塊大陸與這面海洋過往的歷史與可能的未來,就不能簡化成任何這一類非歷史性的法則,整個地球的過去與未來更不用說。所有這樣的歷史,都得憑藉何者確實發生的既存證據來加以重建──就像住在陸地、飄洋過海做生意的人們,他們過去的歷史必須從流傳下來的文獻與其發展過程中的人工製品來加以重建。也就是說,地球的深歷史無法憑藉「由上而下」應用自然法則的方式重建,只能以「由下而上」拼湊歷史證據而為之。結果,地球的深歷史因此與人類的歷史共同具備紊亂、無法預測的偶發性,而非類似月球與太陽系行星的運動一樣有極為精準的可預測性。無法預測的偶然可是至關重要──對我們人類在這個行星家園不久後的未來所扮演的角色而起的爭議更是如此,這應該不用多加強調了吧。
在人類歷史發展中,地質科學是頭幾個發展出「自然本身有其歷史」這種新認知的科學,但它不是最後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地質學家意識到,如果不解開阿爾卑斯山脈漫長而糾結的歷史,便無法了解這些山頭如今的樣貌;後來的生物學家亦然,他們(以達爾文為代表,而他正是以地質學家的身分展開自己的生涯)指出動植物如今的型態與習性同樣體現其演化歷程,不考慮這些歷程,就無以全面了解之。甚至連研究對象規模最大的科學最終也採納了同一種歷史性:今天的宇宙學家一再重建恆星與銀河系的歷史,甚至是全宇宙自假設性的大霹靂(Big Bang)以降的歷史,而且其所用的方法也與最早由地質學家發展、用於探究地球深歷史的作法極為相似。因此,我在本書中濃縮的這個故事,其重要性確實遠超過作為書中主題的特定科學。
最後,我必須強調:本書所根據的不只是我自己的歷史研究,還有其他各國眾多史家的研究,多數是在近幾十年間以各種語言發表的。所有類似的歷史研究都應該如此。這一點尤其需要強調,因為科普書籍作者、電視科學節目製作人,以及對其本身學科歷史下斷言的科學家們(他們尤其嚴重)經常在無意間忽略,或是沒有充分運用科學史家近年來努力的一切研究──只有少數值得敬佩的例外。他們似乎全傾向待在舒適區,重複利用關於過去的迷思──而這些迷思經常帶有讓人食不下嚥的沙文(性別歧視)口味,老愛挑選或這或那的「某某之父」。
雖然信實的歷史研究汗牛充棟,但寫作這本小書必須大幅刪去細節、凝聚焦點,才能突顯我所認為的故事主軸。我會把敘述的重點,聚焦於後來自稱科學家的那群人所提出的論點與採取的行動,而非於盛行於各個廣大社會群體中、甚至瀰漫整個社會的看法。至於這些科學家宣稱發現的事物所帶有的廣泛文化意涵,我只會稍微著墨。今天,我們這顆行星的深歷史已構成世界各地地球科學家的研究基礎。其中大多數的基本概念,最早是在歐洲、而非其他地方發展出來的,而這一點屬於人類歷史的範圍。因此,雖然世界上其他地方在二十一世紀的科學研究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但我筆下的故事仍得泰半聚焦在歐洲文化圈。(雖然這段故事也是以男性的活動為主,但這是反映過去的歷史現實;從過去數十年來更細部的歷史來看,性別差異已經變得愈來愈無足輕重,至少地質學是如此。)
我希望本書不僅有助於更多人認識一場人類思維的重大革命,而且還要吹走過時的思想蜘蛛絲──尤其是「『科學』與『宗教』間衝突不斷」這種無所不在的迷思。從各個角度來看,這兩頭怪獸就跟「聖喬治」(St. George)與「惡龍」這類傳統的善惡象徵一樣,都是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