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新版）

卷首詩：二次屠殺
 
英文版序言：永遠的激勵—Ian Johnson（張彥）
德文版導讀：無聲者的聲音—Sabine Pamperrien
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橋
 
北京
坦克人王維林
六四畫家武文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7 年）
街頭勇士王岩（縱火罪，無期徒刑）
行為藝術家余志堅（反革命破壞、宣傳煽動罪，無期徒刑，2017 年 在流亡中病逝）
死刑犯張茂盛（縱火罪，死緩）
死刑犯董盛坤（縱火罪，死緩）
六四父親吳定富（兒子吳國鋒被虐殺於北京街頭） 市民糾察隊長劉儀（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兩次判刑，共 14 年）
黑豹敢死隊長胡中喜（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刑 10 年）
街頭勇士李紅旗（流氓、搶劫、奪取武器，數罪並罰，判刑 20 年）
街頭勇士王連會（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無期徒刑）
良心犯李海（洩露國家機密罪，判刑 9 年）
最後的六四囚徒苗德順（縱火罪，死緩）
 
四川
同案犯李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坐牢 7 個月）
獄友蒲勇（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10 年，2002 年病逝）
獄友許萬平（反革命組織罪，三次判刑坐牢，共 23 年）
獄友楊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3 年）
獄友雷鳳雲（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12 年）
獄友侯多蜀（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8 年）
馴獸師陳雲飛（尋釁滋事罪，判刑 4 年）
良心犯佘萬寶（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次判刑，共 16 年）
詩人李必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三次判刑坐牢，共 22 年）
詩人廖亦武（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4 年）
 
後記
劉曉波的最後時刻
瓦茨拉夫‧哈維爾圖書基金會 2018 年「打破沉默」作家獎頒獎辭
為台灣民主基金會「紀念劉曉波」的活動致辭
 
附錄
二○五位大屠殺死難者名單—天安門母親群體蒐集
四十九位大屠殺傷殘者名單—天安門母親群體蒐集
真相說明書—丁子霖、蔣培坤
歲末尋訪—丁子霖、蔣培坤
蔣捷連蒙難記—丁子霖、蔣培坤
送別兒子—丁子霖、蔣培坤
送別丈夫—丁子霖
2011：六四抗暴者還在獄中—孫立勇
出獄一百天—劉賢斌
 
評論
我看見子彈在你們的骨頭裡舞蹈—余杰
 

評論

我看見子彈在你們的骨頭裡舞蹈

　　認知這不堪的環境，是一種痛苦，但認知痛苦又是一種恩典。—赫塔‧穆勒

　　廖亦武說：「大屠殺在三個世界進行。在魚翅、魚腹、微塵裡進行。」大屠殺不是6月4日那一天就結束了，大屠殺仍在進行之中，而且變得更加隱蔽和殘忍，殺人不見血，殺人如草不聞聲。廖亦武的《子彈鴉片》一書，寫的是6月4日之後，每時每刻都在「微塵」之中發生的屠殺，它不僅屠殺人的肉體，也試圖摧毀人的靈魂。對於死難者來說，「死去何足道，托體同山阿」，不再苟活於這個善惡顛倒的世界，或許是一種解脫；而對於那些僥倖活下來的所謂「六四暴徒」而言，漫長的牢獄之災、酷刑、歧視與遺忘，是一個傷口不斷潰爛、痛不欲生的過程—丹麥王子哈姆雷特「活著，還是死去」的疑問，有了一個答案，那就是：生不如死。

　　中文著述，向來是只有天下，沒有蒼生。《史記》之偉大，不是有帝王之「本紀」和將相之「世家」，而是有《遊俠列傳》這樣的篇目。《子彈鴉片》是「六四暴徒列傳」，是可以跟《遊俠列傳》相媲美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廖亦武本人是「六四囚徒」之一員，傷痕累累、噩夢連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馬尼亞流亡作家赫塔‧米勒如此評價其人其文：「被投入集中營和監獄裡那樣擁擠而噁心的環境裡，這種近乎固執成癖的觀察習性，能讓痛苦更為錐心，每個細節都浸入了個人的色彩，把支撐自己存活的力量也都肢解了。然而這種觀察癖也是一種恩賜，因為它包涵著人性，並支撐甚至拯救了人性。」是的，廖亦武通過為這群命運比自己更悽慘的難友作傳，拯救了歷史、拯救了人性、拯救了記憶，也為這片土地蒐尋到最後一群義人。

　　八九不僅是學運，更是人民革命

　　過去，人們通常把八九民主運動等同於學運，其實捲入八九民主運動的人群絕不僅僅是學生。

　　自古以來，在中國主流的儒家文化傳統中，士大夫居於「士農工商」四大群體之首，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詡。士大夫階層的忠順或疏離，對天下興亡的影響僅次於皇帝的賢明或昏庸。由士大夫承載「道統」的思路，左右著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運動和政治變革，從五四到六四的70年間尤其如此。五四被視為學生運動，其實五四廣泛動員了社會各階層的參與，上海新興工商階級的罷工和罷市，對北京政府的壓力遠遠大於以北京大學為主體的學生們的罷課和遊行。六四也被視為學生運動，其實數百萬上街喊出心聲的民眾，很多都是有家有口、有工作且不愁溫飽的普通民眾，學生只占其中很小的一個比例—但是，學生和支持他們的知識分子掌握了話語權，他們的聲音被傾聽、被放大。

　　《子彈鴉片》提供了進入那個歷史事件的另外一個視角：八九不僅是一場學生運動，更是一場「人民革命」。「人民革命」是一個充滿左翼意識形態色彩的詞彙，雖然我個人並不喜歡，但可以暫時借用過來：因為，從那時直到今日，中國仍未形成成熟的公民社會，廣義的中國人還不是「公民」，姑且用「人民」來概括之。

　　據許多親歷者回憶，在天安門廣場堅守到最後時刻的數千人當中，普通市民比學生更多，普通學生比學生領袖更多—大多數學生領袖都有「內線」，獲知軍隊即將開槍清場的消息，遂一走了之。在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在北京開槍鎮壓之後繼續反抗的也多半是普通市民。此後，大規模的鎮壓和清洗來臨，這些普通市民大都落入羅網、無法出聲。所以，即便在反對派的敘述中，這個群體也靜默無聲。廖亦武是第一個用一本書來寫他們的作家—廖亦武本人屬於自我放逐的「邊緣知識分子」，正是這種邊緣性，讓他將目光轉向那些比他更邊緣的被鎮壓者、被凌辱者和被蔑視者。

　　對於學生來說，那是一次公車上書—他們選出的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前面的台階前，希望李鵬出來接受他們的上書；對於人民來說，那是一場夭折的革命—來自湖南的三個普通市民用油漆污染毛澤東像，那是六四前後將徹底的反暴政思想付諸行動的最為壯烈的一次行動。在與中共瘋狂的殺人機器對峙的那一兩天，人們忍無可忍，「忘其身以及其親」。既然中共殺人了，中共就成了人民公敵。民眾明明知道，手無寸鐵不可能打敗使用重型武器的中共軍隊，仍然決定放手一搏，不惜迎面走向死亡。廖亦武記述了若干抗暴者的回憶，硝煙、火光、血肉模糊、屍體狼藉，不忍卒讀。當過黑豹敢死隊隊長的胡中喜講述說：「『唆』的一顆子彈就擦我嘴角過去。⋯⋯我撒開腳丫子就跑，邊跑，那子彈邊『唆唆』地追我，腦袋、胳膊、腰，一陣陣『唆唆』，一陣陣麻，子彈頭射著周圍的地磚，炸起一道道火星。我的褲襠熱了，估計是出小便了。幸虧我個兒不高，目標小，撿回一命。旁邊亂七八糟倒人，那血呀，噗地噴一股，接著是一灘、兩灘、無數灘。大約有十幾個橫在地下吧，那哭那慘叫，已經不是人的聲音了。」

　　這樣的場景，讓我聯想到一部描述華沙人民反抗納粹的大起義的電影，中共對本族民眾的血腥屠殺，不亞於納粹對波蘭人的屠殺。中共政權是納粹的升級版，這將是對中共最為精準的歷史定位。然而，在西方，這種類比對於那些跑到中國「發大財」的政客和商人來說，是莫大的冒犯。德國是西方對中共政權最友善的國家，德國只反省作為「德國問題」的納粹屠殺，卻對作為「中國問題」的六四屠殺熟視無睹，這是怎樣一種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轉型正義」呢？

　　「六四暴徒」群體比學運領袖更值得關注與尊重

　　那些以血肉之軀與全副武裝的軍隊抗爭的，大都是單純、勇敢、熱情的年輕工人和市民，廖亦武採訪到的「六四暴徒」，當時大都只有20歲上下。幾個小時乃至幾分鐘的反抗，就改變了他們的一生。這是一個怎樣的群體呢？

　　首先，這個長期被中共的宣傳機器妖魔化，也被海外民運有意無意地淡忘的「六四暴徒」群體，大都身家清白，遵紀守法，並非中共官方媒體所說的「一貫如此的打砸搶分子」。他們因為將反抗付諸於行動，被中共認定為「罪大惡極」，多半被判處重刑，有一部分人已經被槍殺，廖亦武採訪到的人物，有的被判死緩，有的被判無期，有的被判20年，大多數坐了接近20年的有期徒刑的最長刑期。比如，順手接過旁人遞過來的打火機、點燃一台熄火的裝甲車的王岩，被判無期徒刑，實際坐了16年牢；點燃一輛軍用卡車、阻止軍隊前進的張茂盛，被判死緩，坐了17年牢；從軍車上趁亂拿走兩顆子彈和一顆煙霧彈的李紅旗，被以流氓、搶劫、奪取武器罪，數罪併罰判刑20年⋯⋯與之相比，在被捕的學生領袖和普通學生當中，很少有人被判處如此之重的刑期。

　　其次，為無名小卒的「六四暴徒」在獄中所受之虐待，與有國際知名度的人物所受之優待，宛如天淵之別。劉曉波曾說過，他不寫六四後的獄中生活，因為他的境況不具有代表性，寫出來有可能誤導讀者，以為中共的監獄還不錯。而在《子彈鴉片》一書中，「六四暴徒」們向廖亦武講述了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北京市第二監獄強迫囚犯生產一種出口到美國的乳膠手套，關押在此的一位名叫石學之的「六四縱火暴徒」，寫了許多揭露真相的英文紙條，塞進手套。監獄當局發現之後，石學之鐐銬披掛，之間還鎖一副土銬，被扔進兩米見方的狗洞，三個多月，腰背都不能打直。其間，獄方多次緊急集合，強迫大夥觀摩酷刑。難友王岩看到此一場景：「這條五十多歲的漢子被一幫警察踩倒，扒光，輪番電擊。五、六根電棒齊上陣，這根卡住換那根，腋窩、脖子、頭臉、肚臍、胯下、腳心，翻來覆去過電。陰毛散發出焦臭，石學之啊啊喊叫，眼珠子快爆出來了。他企圖掙扎，可被踩得死死的，小便失禁了，不由自主地淌一地。可他沒有求饒，始終沒有求饒。」當年我在北京的家，離第二監獄只有一箭之遙。也許因為附近有監獄的「負面因素」，房價相對便宜。我卻不曾料到，就在這所「模範監獄」裡，每天都在發生這樣的慘劇。這就是中國監獄中血淋淋的真相。

　　再其次，最讓人欽佩的是，這批受盡折磨、劫後餘生的「六四暴徒」，即便深受虛無主義的折磨，始終沒有後悔當年挺身反抗暴政的舉動，也沒有背叛青年時代的理想。比如，當過市民糾察隊隊長的劉儀，坐了16年牢，出獄後一邊擺小攤謀生活，一邊寫文章為公義吶喊。他宣佈說：「我要像昨天那樣，站起來呼籲明天—任人宰割的同胞們，醒醒吧，認清我們活在一個豬狗不如的麻木今天。」結果，他被警察設了圈套，本來去菜市場討要兩千元欠款，卻被以盜竊罪判刑4年。出獄後繼續販賣蔬菜水果，勉強維持生活。與之相比，那麼多身處自由世界的學生領袖，卻以背叛來營造風光與成功。比如，名字出現在通緝令上的學生領袖李錄，當年號召他人拋頭顱、灑熱血，自己卻鞋底抹油先開溜；當中共變臉成笑容可掬的權貴資本主義之後，他立即以股神巴菲特助手的身分榮歸故里，與狼共舞，不亦悅乎。

　　沒有多少西方媒體報導這些「六四暴徒」的事蹟，沒有多少西方人權組織幫助他們，甚至有人流亡到西方之後，因為拿不出多少收迫害的「證據」來，而在申請政治庇護的時候遭到刁難和拒絕。與此同時，那些加害者的子女，中共的紅二代和官二代，反倒輕而易舉地在西方實現了「投資移民」。

　　「六四暴徒」不是暴徒，乃是這個國族的脊樑。他們理應得到關注、尊重和幫助。

　　把英雄當小丑的人民和最幽暗、最殘酷的人性

　　《子彈鴉片》中最感人的部分，是這些「六四暴徒」經過漫長的刑期之後，卻發現外面的世界變化太快，他們無法適應日異月新的社會。他們感到，出了小監獄，又進入了大監獄，他們的理想成為他人嘲諷的對象。尤其是家人的冷酷與遺棄，對他們心靈的折磨，尤甚於獄中的酷刑。

　　劉儀第二次出獄後，來到哥嫂家，剛開始吃飯，哥哥就說他回來的不是時候，嫂子在廚房摔鍋打碗。媽媽說，要跟小兒子走，走了乾淨。嫂子說，要走，馬上走。劉儀說：「我知道你們的意思，我兩進兩出監獄，身無分文，還一把年紀。你們是怕我人窮志短，馬瘦毛長，賴在這屋，混吃混住，當著街坊鄰里，也掃了你們的面子。蒼天可鑑，我來此只為看一眼媽，她老人家安穩，我哪怕時運不濟，路死路埋，心裡也安穩。」結果，嫂子說，既然你們母子連心，就一起走。母子倆不得已，離開哥嫂家，再到妹妹、妹夫家。結果，妹夫說，像你這種不識時務的人，誰沾上誰倒霉。母子倆差一點流落在寒冬臘月的北京街頭。

　　劉儀講述的這一段讓人唏噓不已的「親人的無情」，是人性中最幽暗、最殘酷的部分。人性從來如此，「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趨利避害，嫌貧愛富。在這個信奉「成王敗寇」價值觀的國家裡，失敗者沒有任何榮譽可言。當年，數百萬走上街頭的人們，一夜之間如烏合之眾般灰飛煙滅。人們的是非善惡觀只存在於一時，而不能堅持到永遠。短短幾天之後，當這些「六四暴徒」被捕時，就有親朋告密，就有鄰里幸災樂禍地圍觀，就有警察瘋狂地拷打和凌虐以顯示對黨的忠心—這些人，在幾天之前，還是跟「六四暴徒」站在一邊的義憤填膺者。極權主義之可怕，就在於讓人民不假思索地加入到其「共犯結構」之中。

　　所以，我們不能對人性抱有過於樂觀的期待。這是一個從來不會疼惜英雄的國族。反之，英雄的存在，讓庸人手腳無措、坐立不安。於是，他們樂於接受官方賦予英雄的「暴徒」這一頂「荊冠」，唯有把英雄全都小丑化、罪犯化、賤民化，這些良民和順民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當下的生活，甚至可以在這群小丑、罪犯和賤民面前展示自己的優越感。

　　在採訪的最後，劉儀擲地有聲地說：「六四是我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超越了『奔吃』，超越了『發家致富』，我不後悔。雖然我已50出頭，但身體零件都還齊全。我堅信能熬到六四平反。告慰冤魂的那一天。」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位長期繫獄的「六四暴徒」，廖亦武採訪到的人物，只是冰山一角。但願他們不至於像孤立的水滴一樣消失在沙漠裡，但願他們都能等到轉型正義和國家賠償實現的那一天。

　　六四屠殺之後30年，記載這場屠殺的文學作品依然屈指可數。這是一個禁忌，更是一個傷口—誰願意不斷地用指甲將剛要癒合的傷痕摳開，讓傷口繼續流血呢？人們更希望傷口早日癒合，完好如初，然後進入新一輪的「歲月靜好」、天下太平。廖亦武戳穿了這個虛妄的假相，他的書寫構成了當代中國真正的悲劇文學。

　　在這個意義上，廖亦武是一名中歐人或東歐人—一點也不奇怪，他流亡德國之後最好的朋友是來自羅馬尼亞的赫塔‧米勒、來自東德的沃爾夫‧比爾曼。他們有相同的傷痛，他們有相通的心靈。廖亦武的作品，跟中國的文學傳統是脫節的，若是放在中歐和東歐的偉大的文學傳統中，反倒能夠熠熠生輝—在那裡，有卡夫卡、哈維爾、米沃什、米奇尼克、凱爾泰斯們。最有精神活力的歐洲，不在被消費主義和相對主義宰制的、懂得「克服自己的憐憫心」（阿倫特，臺譯：漢娜‧鄂蘭）的西歐，而在努力「將苦難轉化成精神資源」的中歐和東歐。

　　正是將廖亦武放置在這一思想脈絡中，廖亦武的意義和價值才得以彰顯。前匈牙利反對派哲學家諾斯‧基斯在1985至1986年間寫道：「因為人的尊嚴受到侵犯，應當抗議，不反抗將損害我們自身的尊嚴。應當抗議，這是為了將這種損害尊嚴的行為公之於世，我們能夠說公民的基本權利並不歸功於國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擁有人權。這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力。」

　　法國思想史學家亞歷山德拉‧萊涅爾—拉瓦斯汀在《歐洲精神》一書中記載到，在今天的匈牙利，有兩所高中以共產黨時代長期被監禁的哲學家伊斯特萬‧畢波的名字命名。在學校的牆上貼著這位思想家在上世紀三○年代末寫的一篇文章—〈熱愛自由者的十誡〉。其中第五條是這樣寫的：「永遠不要忘記人類的自由與尊嚴是唯一的且不可分割的。」畢波在這裡用另一種方式提醒歐洲人：歐洲首先是一種責任感，而非一種命運。而廖亦武用他的書回報接納他的德國，也在用他的方式提醒歐洲人和全世界的人：對中國的暴政閉上眼睛的綏靖主義，終將反噬並且毒化你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