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與革命：激進的漢語神學思潮（1901-1950)

楊 序 基督教與現代中國的「溯洄」與「溯游」    ／楊慧林    
連 序 「彼世」與「此世」    ／連 曦    
唐 序 革命的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思想的激進化    ／唐文明    
導 言    

第一章 真革命黨人，真基督徒    
基督徒的革命團體—日知會    
真革命黨人，真基督徒    
殺身體的，不能殺靈魂    
獄中書簡    
革命之教    

第二章 革命的基督教    
從「反對宗教」到「剷除基督教」    
基督為何許人？    
耶穌是什麼東西？    
革命或宗教    
基督教的新思潮：革命的基督教    

第三章 激進化的社會福音    
從基督教救國到革命的基督教    
華德思想的中國行旅    
什麼是「革命的基督教」？    
廢除不平等條約    
激進化的社會福音    

第四章 友愛的經濟    
來自日本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    
耶穌的經濟學    
基督化經濟關係    
隕落的東方保羅    

第五章 基督教與過激主義    
沈嗣莊是何許人也？    
從無政府主義到基督教社會主義    
革命的耶穌    
思想過激的《文社月刊》    
超過邊際的基督徒生活    

第六章 耶穌主義    
宗教批判的批判    
作為批判的耶穌主義    
耶穌主義的辯證法    
耶穌主義者的耶穌形象    
叫有權柄的失位    

第七章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歸信基督的末代翰林    
走向經世與革命的神學    
「耶穌為基督」    
基督教與中華現代性    
改造社會    
「去宗教化」    
墨子是個小基督，……又是個大馬克思    
廢除私有制    
解放神學家    293

第八章 基督教唯物主義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眼中的基督教    
馬克思與耶穌    
基督教與唯物論聯手    
中國現代性的批判    
「午夜鐘」    

第九章 無產者詩人    
詩人革命家    
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    
「你來看」    
後殖民批判    

各章註釋    
人名索引    
後 記    


 

序

基督教與現代中國的「溯洄」與「溯游」
楊慧林（中國人民大學）

　　《詩經・蒹葭》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名句，而「溯洄從之，溯游從之」同樣是一唱三嘆，卻多少會被忽略。其實「所謂伊人」無論「在水一方」、「在水之湄」還是「在水之涘」，惟有「溯洄」與「溯游」的循環往復，才能領悟「求之而不遠，思之而即至」的深意 。基督教與現代中國的種種糾葛及其思想關聯或許也是如此，既不能不說是「道阻且長」，又始終可謂「宛在水中央」。由此品讀曾慶豹教授的系列著作，應該別有一番滋味。

　　這一系列已有近年出版的兩大力作：《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台灣基要派的形成》（2016） 和《紅星與十字架：中國共產黨的基督徒友人》（2019） 。國共兩黨與基督教之間的陳年舊事錯綜複雜，卻通過慶豹的慧眼及其嚴謹的史料梳理漸顯清晰。其間特別著力的，當是在特定的革命進程和社會思潮中呈現中國基督教的歷史命運。就此而言，案前的新作不僅一脈相承，且同屬振聾發聵。

　　《約瑟和他的兄弟們》針對國民黨「以護教之名反共」、又以「親匪容共」打擊不同教派的那段極端歷史，如不是書中對相關檔案文獻的翔實引證，真令人不敢相信。《紅星與十字架》則聚焦於共產黨與基督徒的種種聯繫，比如最早採訪了中共領袖的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和海倫（Helen Foster Snow）夫婦，最早影響到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基督徒劉靜庵和李漢俊（李漢俊本人也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參加過紅軍長征、1949年以後官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的基督徒醫生傅連暲，為中共培養出大批人才的燕京大學及其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等。

　　要在現代歷史中還原中國的基督教，上述兩條線索是無論如何都無法迴避的，然而可能也恰恰就是因此，才多被誤解、曲解或者諱莫如深。幸有如此用心的研究者在抽絲剝繭的考據中貼近真相，又在娓娓道來的細節中透露微言大義，乃至即使讀者的背景迥異，也可以隨他拂去塵埃，看到些許希望。關於這一點，與慶豹兄成為忘年之交的周聯華牧師可能對其「歷史的轉向」有所影響，也留給我至深的印象。

　　周聯華牧師多次到訪大陸，我曾在現已略顯破敗的人大天使食府宴請老先生，聽其暢談傳奇般的經歷、獨特的見識和人生感受，受益頗多。然而直至慶豹兄的大作出版，我才讀到周聯華先生那篇從未發表過的妙文〈台灣教會史中之一頁悲慘史〉。這位「總統牧師」當時已被列入「通共」的黑名單，其文字卻是波瀾不驚：「做人不能沒有主見，但是不能有偏見，做學問也是如此。……我的本行——聖經文本分析和評估——告訴我，在客觀分析以後，最後一條是神學的意見（theological bias）。假如把『神學的意見』放在最後，已經算是真正的學者了，因為平信徒和牧師常常把『神學的意見』放在第一條，認為這樣才算是好的、優秀的基督徒。」  周先生將「神學的意見」專門標注為theological bias，顯然是要與上文的「偏見」有所呼應。因為在他看來，有別於「平信徒和牧師」之優劣評判的「真正的學者」，其實才代表著真正的神學態度。

　　「把『神學的意見』（theological bias）放在最後」和「做人不能有偏見」，在上述文字中是互訓的；以周先生的特殊身份和神學資歷而論，這一態度令人愈發敬佩。在充滿不同選擇、差異、對抗和衝突的現代中國，最終能夠發生影響且有所作為的神學幾乎必然如此，而絕不可能是形形色色的「自義」和「護教」式的虔誠。我相信這遲早也會印證慶豹兄引述過的海倫之說：「基督教是以其哲理和倫理觀點吸引了中國青年人的，而不是純宗教性的說教。」  

　　如果說上述兩書是對國共兩黨與基督教之關係的「溯游」，慶豹的新作《經世與革命：激進的漢語神學思潮（1901-1950）》似乎是進一步「溯洄」中國現代思想的生成，而其中最主要的關注，顯然是救亡圖存的時代所注定的「革命」和「解放」。這不僅意味著「思想是大時代的產物」，也必要「見證」這個「大時代」所「遭遇的問題」（第五章：「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以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