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終於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別欣慰,並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現改題為《1977–2005:絕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歲月滄桑》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後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了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歷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實的追問,都最後歸結為自我內心的迫問,對於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終於走上學者之路的時候,我最想追問的,也就是構成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麼樣子,墜入了怎樣的精神深淵?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裏去尋找精神資源?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1949年以後大陸知識分子的問題。要真正認清楚自己,就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歷史作一番清理和總結。因此,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這才是屬於我的研究領域,我的魂之所繫。
因此,從一開始,無論是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曹禺,還是研究「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都是在探討他們的精神發展史,試圖從中尋找精神資源,總結歷史教訓。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系列研究設想」。預計寫七本書:「(一)20年代:大學院裏的知識分子—以北京為中心;(二)30年代:文學市場中的知識分子—以上海為中心;(三)戰爭流亡中的知識分子—以西南聯大、魯藝(抗大)為中心;(四)一個特殊的年代(1948年)歷史轉折中的知識分子—從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轉移;(五)50、60年代:國家體制下的知識分子—以黨為中心;(六)70年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為中心;(七)80、90年代「處於歷史交匯點的知識分子—中心失落以後的無序狀態(即:1,重建「大學文化」的努力與困惑;2,落入商潮;3,面對國家意識形態、體制的修補;4,國際、國內大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