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盡頭的亮光
很羡慕那些創作力旺盛的小說家,像活火山一樣每隔一段時間就噴發出新作品。我知道自己不是產量型的作者,只自我期許每三至五年交出一本作品就算達標。這樣比較不會太常打擾編輯,也可以節省一些紙張有助生態保育。
沒想到,這本《地鐵站》離我的上一部長篇小說,竟然一隔就是九年。之所以拖這麼久,是因為寫完《花街樹屋》後,我立刻從小說創作模式切換成論文寫作模式,花了幾年時間完成論文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旋即又轉變成專任教師模式,在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教書,日復一日過著備課、上課、批改作業、輔導學生和籌辦系上各類事務的生活。擔任教職後,能改回小說創作模式的時間只有寒暑假,這本小說主要就是利用這些間斷的時間寫出來的。帳面上雖和前一本小說相隔九年,但實際投入創作的時間加起來其實還不到三年,還算符合自己心中理想的創作速度……
好吧,我承認這些都是藉口。真相是我寫得慢,腦袋的轉速也不高,又浪費太多時間在沒有意義的事情上,才會把一個好好的小說題材,拖了這麼久才完成。
感謝木馬文化社長陳蕙慧女士和副總編輯陳瓊如願意出版這本小說,給我這個快變成死火山的小說家再一次噴發的機會。也要感謝我的國中死黨兼多年厝邊Kevin,在捷運公司服務的他,是我的交通專業領域諮詢顧問,也提供了我寫作這個故事的靈感。從他口中,我聽到許多發生在地鐵站的人身事故——感謝月台安全閘門的全面安裝,讓這類憾事不會再發生。
《地鐵站》裡有許多死亡,但我思考的事情剛好相反,想的是該如何活下去的問題。英語有句成語「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用來比喻在漫長黑暗中見到的希望曙光。但也有人惡搞這句話,添上幾字變成「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is just an oncoming train」。在隧道盡頭出現的亮光究竟是希望的顯現還是更黑暗的絕望?我認為是這本小說最主要的命題。
本來以為自己寫了一本沉重的小說,可是小說家高翊峰在聽完我的故事後竟說:「你寫的根本就是一個愛情故事嘛!」我愣了一下,想馬上辯駁,但又覺得他其實也沒說錯。沒想到向來視愛情小說為畏途,自認寫不出戀愛那種千滋百味的我,也寫出了一個愛情故事。原來在死亡與生存之外,還有更重要的東西能在冥冥中主導人生行進的方向,而我竟然很遲鈍地一直沒有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