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臺灣特殊的國際處境與變動的兩岸關係,使得其正式的外交關係及國際政府組織的參與都難有突破。在文化外交的領域,雖然透過文化部、外交部與許多國家間的雙邊經貿與文化交流協定以及駐外文化單位的運作,使得臺灣的國際文化關係與文化交流得以維續,但臺灣希冀加入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國際藝術協會與文化機構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rts Councils and Culture Agencies, IFACCA) 或者亞歐基金會(Asia-Europe Foundation, ASEF)等重要的國際政府間文化組織的嘗試,卻遲遲不見進展,也不見政府文化部門策略性地規劃推動。
不過,礙於嚴峻的國際政治現實情勢,以及臺灣在國際政治、經貿社會中所處的邊緣位置,反而使得臺灣的藝文機構(博物館、美術館、藝術村)、文化中介組織(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等)、藝文團體、專業的民間文化組織和文化工作者等的實質國際文化交流經驗,乃至於由此串聯而成的國際藝術文化關係專業平臺網絡更顯得珍貴而重要。歷經二次戰後數十年的國際關係,政治與外交地位欠缺國際承認的臺灣,從民間文化組織與公私協力模式的嘗試,造就了豐厚的另類國際文化交流經驗,同時也獲得國際文化非政府組織、各領域藝術文化網絡諸多專業肯認,其特殊性值得我們深入梳理探究。
文化在傳統的國際關係中,無論是現實主義為主軸的學術論述,或者國際外交的實務交流中,原來就顯得相對邊陲而另類。儘管1990年代進入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文化轉向」簇擁著文化認同、文明衝突、軟實力、建構主義與跨國文化貿易等新興取徑重返國際事務的論述和實務之中,但仍然難以撼動現實國際關係主流論述中以政治權力和跨國資本的流動為主導的外交與經貿關係結構。文化需要持續介入,方能促使國際關係產生嶄新的詮釋與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