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世界版圖上的眷村文學
謝小韞(全國眷村文化保存聯盟理事長、眷村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
「眷村文學」在臺灣當代文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此種在槍桿下誕生的文學類型,在世界文壇上,亦屬罕見。
臺灣當代的文學發展史,實與戰爭的硝煙,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一九四九年以來,臺海戰雲密布的背景及動盪的局勢,交織成一個苦難和壓抑的特殊年代,隔海交鋒的國共雙方,除了兵戎對峙之外,更是一場意志的抗衡。彼時,枕戈待旦的國軍,建構起筆與槍的隊伍,不少有志之士,用紙與筆點燃了他們心底熊熊的文學烈火。
這支槍與筆的隊伍裡,從詩歌、散文到小說,誕生了許多耀眼的寫手。詩人的隊伍中,被譽為「詩壇鐵三角」的洛夫、張默、瘂弦,所創辦的《創世紀》詩刊,最教人刮目相看,影響臺灣詩壇的走向逾一甲子。此外,傑出的小說與散文大家,從司馬中原、朱西甯、管管,到袁瓊瓊、蘇偉貞、朱天心、張啟疆等,書寫眷村生活的各個面向,為眷村文學陸續立下了功不可沒的豐碑。《眷村》雜誌採訪了這些眷村文學作家,寫出其現身說法的生命故事,由「聯合文學出版社」集結成書,為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記錄了文學家的心路歷程。
就先從軍中詩人洛夫、張默、瘂弦、管管說起。
在臺灣現代詩壇,洛夫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他的創作成就,有口皆碑。少年時在家鄉即已發表詩作,民國三十八年間,大陸情勢逆轉,他隨軍來台,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發表抵台後的第一篇詩作〈火焰之歌〉,從此開展了他在臺灣現代詩壇叱吒風雲的一生。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金門發生震驚中外的砲戰。彼時,洛夫剛從軍官外語學校畢業,被派往戰地擔任新聞聯絡官,親歷四面八方石室隨時可能坍塌的恐懼,在死亡的陰影籠罩下,寫出了目睹金門慘烈砲戰的詩作〈石室之死亡〉。
〈石室之死亡〉發表於民國四十八年《創世紀》第十二期,披露以來,備受矚目,評論文章紛至沓來,據估計總字數已逾三十萬字。臺灣文學研究者陳芳明教授表示,該詩問世後,最初他完全無法領略,好像被擋在門外,直到他被當時政府列入限制返國的黑名單,在長達十八年飄流異鄉之後,才徹底感受「流浪」與「放逐」是何等痛徹心扉,而「只有以自己的刺骨之痛,去體會詩中死亡的凌遲,才有可能逼近詩人的靈魂。」
民國四十三年創立的《創世紀》詩刊,是由一群熱愛新詩的朋友勉力創辦與經營,在未獲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像一座峻偉的高山,始終屹立不搖,一甲子以來,從未間斷出刊,為臺灣詩文發展史,烙下了最鮮明的圖騰。談論這一文壇奇蹟,瘂弦感慨的說:「《創世紀》能夠延續不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張默。」
張默的詩如其人,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在現今日漸冷漠、疏離的臺灣社會,有溫熱人生的作用,這是詩人蕭蕭推崇張默所下的定評。張默對詩深情,對人、對物深情,對「鄉」更見深情。
他的後期作品,多以思鄉、懷母為其題材。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張默自南京經上海乘中興輪來台,民國七十六年六月,離鄉近四十年的詩人,接獲大陸親人的信件及母親肖像,鄉愁潰決不可攔阻,形成一股巨大的創作原動力,隨即產生大量懷鄉憶母的作品。
瘂弦本名王慶麟,在大陸山河變色之際,隨校南移,母親在送別時,把油餅放進十七歲的瘂弦背包裡,他嫌麻煩,還對母親發脾氣,連頭都沒有回,沒想到此一場景竟成為母子的永別。離家四十二年後,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他回到南陽故鄉,跪在母親墓前,從離家的那天說起,說到怎麼從軍、讀幹校、當編輯、辦《創世紀》、娶妻生子,講了兩三個小時,邊講邊哭……。
民國一一一年三月,瘂弦發表《瘂弦回憶錄》。記錄他從河南童年、避內戰隨學校流亡、從軍來台,一路寫到臺灣半世紀的文壇風雲。講起寫回憶錄的初衷,他說:「不是我重要,是我認識的人重要;不是我偉大,是我所經歷的時代偉大。」他感嘆道:「到了我這個年齡,覺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劇,其實是沒有完成自己。」而太早封筆,是瘂弦最大的遺憾!
管管原名管運龍,民國三十八年,只唸完初中的管管,憑藉著高頭大馬的外型,被國軍一眼相中,拉他去當大頭兵。他永遠記得生離死別的那一幕,母親踉蹌著小腳,跑了二十多里來到軍營,塞給他一個小手帕,裡面緊緊包著一塊「袁大頭」。四十年後,他回到山東老家,親人對他說,每逢大年三十全家吃餃子,他娘總不忘把大門敞開,一邊敲著碗,一邊叫著管管的小名。
「故鄉是俺心中的墳,裡面住著父親母親,天天過著寒食清明,冷雨紛紛。」
管管的詩,刻畫著他心中永遠的痛。
再談小說與散文大家司馬中原、朱西甯。
司馬中原的原名,叫吳延玫,後以司馬中原為筆名,意指自己要以司馬遷寫《史記》的精神,為後代說一些真話。
司馬中原畢生沒進過幾天學校,連小學畢業證書也沒領過,讀書寫稿,全靠奮力自學。民國三十八年隨軍來台,二十歲結婚,違反當時的軍隊規定,被記大過處分。孩子接二連三出生,生活極為困苦,而成名之作《荒原》與《狂風沙》,正是在這種艱困的生活環境下完成。
從民國五十四年司馬第一本長篇小說《荒原》問世以來,至民國七十四年的二十年間,先後完成的作品多達三十餘部。那年頭,電腦尚未發明,寫作必須爬格子,可說「字字記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為了養家活口,司馬前後一共出版一百一十三本書,其中字數超過百萬者,竟有十三部之多,而《狂風沙》曾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的第二十四名,當時共賣了三十六版,幾十萬冊。
祖籍山東臨朐的朱西甯,中日戰爭爆發時,他僅十二歲,就流亡於蘇北和皖東一帶,後加入國府軍隊,並隨軍來台,於五○年代登上文壇。起初,他居無定所,內心也並不打算落地生根,因為令他魂牽夢縈的,始終是大陸的家園。
民國四十九年間,朱西甯舉家搬遷到台北後,寫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小說,如《狼》、《鐵漿》、《畫夢記》、《旱魃》、《破曉時分》,其中暢銷之作《狼》,引起文壇廣泛的注意和討論。書評者認為,作者對小說人物的深度描摹,不但流露出他對儒家理想人格,以及對基督救贖精神的渴望,無形中,也撫慰了他對自身離散命運的焦慮。
民國一○七年,北京《新京報》通知,朱西甯的《旱魃》名列大陸年度十大好書,是不分項目的唯一一本華文文學創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說:「我慶幸現在才看到《旱魃》,否則我將失去寫作《紅高梁》的勇氣。」他同時也對朱家姐妹直言:「咱們的小說寫得都不如朱西甯先生啊。」
眷村第二代的寫手,先從袁瓊瓊、蘇偉貞開始說起。
自一九七○年代初,才華橫溢的眷村第二代,開始書寫眷村文學,其中的佼佼者如朱天文、朱天心、袁瓊瓊、蘇偉貞、張大春、張啟疆等,現已成文壇的主力。他們寫作的起點雖是上一代的悲歡離合,其實多半是自己的成長故事,以及人生的體驗。
袁瓊瓊的《今生緣》,創作於民國七十七年。其後,出現了張大春《四喜憂國》、蘇偉貞《離開同方》、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張啟彊《消失的□□》等一系列眷村小說作品。袁瓊瓊的《今生緣》,以寫實的筆法,生動地描寫了眷村內悲歡離合的日常、眷村父執輩養家活口的艱辛、眷村子弟的青春年華和成長經歷等諸多面向,對此後眷村文學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今生緣》在眷村小說史上的開創意義,不能等閒視之。
蘇偉貞從民國七十三年的《有緣千里》為起點,到七十九年《離開同方》、八十三年《沉默之島》、九十五年的《時光隊伍》等四本著作,可說是用文字交織成個人的生命記憶與眷村族群的歷史光譜。這些作品描寫一九四九年由中國來台的戰後新移民及其子嗣的故事,感人肺腑,被譽為蘇的「眷村四部曲」。
曾獲得文學大獎的《離開同方》,其人物與其他眷村小說不同,多半是正值青春、壯年期,彼等既無輝煌的過去,對未來亦相當茫然,鄰里是非遂成為他們生活的重心。小說家陳義芝說,《離開同方》是為臺灣眷村生活立碑,總結了蘇偉貞對離亂世代、四十年來社會生活之觀察與關注,其結構、戲劇性張力、現實輻射面,在在展現卓越的布局,在格局上,可說已從組曲臻至史詩巨構。
談眷村第二代寫手,一定要提的人是朱天心。
在臺灣,朱家是文學世家,朱家三個女兒中,朱天心於民國六十六年十七歲時寫出的青春生命之書《擊壤歌》,一舉成名。朱天文、朱天心是典型的外省第二代,童年的家是從一個眷村,轉移到另一個眷村。朱天文小說《小畢的故事》,講一個少年的成長曲折,拍攝成電影,奪得民國七十二年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陳坤厚)、最佳編劇(侯孝賢、朱天文)等多項大獎。《小畢的故事》無疑是眷村文學的代表作之一,而朱天心則交出《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出版後佳評如潮,成為眷村文學的典範。
朱天心敏銳地察覺到,時至九○年代,臺灣社會對「眷村」這個字眼,每每被有心人貼上種種粗暴的政治意象,這與她瞭解的情形全然不同。眷村人「無權無勢,生活如此艱辛,哪裡來的既得利益?」她為眷村人打抱不平,興起「與其讓別人誤解外省人,歪曲眷村這一塊,還出言不遜,惡意指控,不如我自己先行自剖眷村視域,誠實面對眷村人的苦楚,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還其真實。」於是揮動如椽之筆,書寫出眷村子弟們一路走來的悲歡歲月。
雖然同在眷村長大,但眷村故事的說法卻各異其趣。
崛起於八○年代,榮膺各大文學獎的張啟疆,在當時盛行的「都市文學」創作中,佔有一席之地,且在「棒球小說」這一門,成為千里獨行的先驅者。不過,在棒球小說這個領域,最先讓張啟疆大放異彩、技驚四座者,實不得不歸功於齊邦媛教授的品題,她將《消失的球》定位成「眷村文學捨棄『鄉愁』,另闢蹊徑的作品。」
張啟疆說,眷村本來就不存在於臺灣的土地,現在消失了那又如何?當然等到我們都不談眷村、都不想眷村、我們都不寫眷村了,它也就自然消失了。張啟疆一直相信,他寫的眷村故事,尤其是他親身的故事,讓後來有很多沒有待過眷村的人,看完之後會心生嚮往之,甚至說:「原來你的童年這麼刺激熱鬧,比史蒂芬金的小說還更刺激。」
除了寫手的介紹外,有關眷村文學的研究,公認陳芳明教授是領航者。
家住高雄左營大路上,從小學一直到高中都是住在左營的陳芳明,對眷村人及眷村生活百態,有著特殊的情感與際遇。
陳芳明在臺灣戒嚴時期,含冤莫白的被政府列入黑名單。他在海外研究左派、左翼臺灣,了解「左」不是指共產黨,是指少數的意思,就開始寫第一本小說《謝雪紅》。他認為,臺灣的族群豐富,有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及原住民,之後還有一九四九年從大陸來台灣的外省人,以及目前的新移民,故用「外省人」這種籠統的稱呼,顯然有誤,若寫臺灣文學史,就必須為歷史上的那些人發聲。他先從眷村文學開始,從人權角度出發。
陳芳明認為族群問題,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出版後,朱家姐妹寫完這些故事,就是最後一個世代了。進入到二十一世紀,臺灣越來越開放,族群越來越平等,眷村文學之後,新住民的新移民文學也必然會慢慢出現。不管你的族群跟性別如何,只要生活在這個島上,等到實現了公民社會,大家都是平等的。
臺灣文學界的「小母親」,《文訊》雜誌社長封德屏,也是關心眷村文學發展的代表性人物。
家住屏東空軍「果貿新村」的封德屏,高中畢業前的童年、青少年生涯,都環繞著眷村,即使後來到台北讀大學,寒暑假都會回老家團聚。封德屏親身體驗到,一位能幹的眷村媽媽,如何在艱難的歲月中照顧家庭,養兒育女。在她掌舵的《文訊》雜誌,她也如「小母親」一般,數十年來持續關心第一代軍中作家,《文訊》也成為這群弱勢寫手的「家」!
她認為臺灣的歷史原本就充滿族群的增生、消長及分裂。眷村人是一九四九年後隨國民政府來台者,臺灣的軍中文學、眷村文學在全世界也絕無僅有。當然,在眷村逐漸消失、改建,以往眷村生活被書寫成一種文學類型的情形,就可能自然消失於無形,再也不存在了。
眷村這一代人經歷的離亂,瘂弦曾經憮然說道:「我們經歷的悲劇超越了人類負荷的極限,是悲慘中的悲慘」;蘇偉貞在〈眷村的盡頭〉一文說:「這些人在原本應該安身立命的地方流浪與衝突,漫無目的的遊蕩,失去座標,成為地球永遠的漂浮者,切斷在生命光譜的兩極,恐怖到像無止盡的懲罰,時時刻刻問道:鄉關何處?」張啟疆在〈君自他鄉來〉說:「若干年後,你們將如何向世人訴說『我們的村子』?」
齊邦媛曾經以「世界版圖」的概念討論眷村文學。她說:「臺灣本來是一個移民的世界,安平、鹿港、淡水、艋舺,當年都是族群聚居,互相保護、掩埋彼岸往事的眷村。由此延伸全世界的中國城,何嘗不是眷村?世界版圖上的地名國名,建立之初與臺灣的眷村又有何異?」旨哉斯言!
「一九四九年,像一個魔咒,是許多外省人不堪回首的集體印記」,我們的上一代曾被時代的巨輪無情輾壓,戰爭讓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上一代的眼淚早已流盡,夾在離散的第一代和沒有戰爭記憶的下一代之間,我們只能嘗試從文學的角度,拼湊一個比較完整的大時代面貌,讓年輕的下一代思考:一九四九年以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未來,我們又該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