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作品精萃序
錢穆先生身處中國近代的動盪時局,於西風東漸之際,毅然承擔起宣揚中華文化的重任,冀望喚醒民族之靈魂。他以史為軸,廣涉群經子學,開闢以史入經的嶄新思路,其學術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展現出中華傳統文化的輝煌與不朽,並撐起了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的一方天地,成就斐然。
三民書局與先生以書結緣,不遺餘力地保存先生珍貴的學術思想,希冀能為傳揚先生著作,以及承續傳統文化略盡綿薄。
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迄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多年間,三民書局總共出版了錢穆先生長達六十餘年(一九二三~一九八九)之經典著作—三十九種四十冊。茲序列書目及本局初版日期如下:
中國文化叢談(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中國史學名著(一九七三年二月)
文化與教育(一九七六年二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一九七六年六月)
國史新論(一九七六年八月)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九七六年八月)
中國歷史精神(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一九七七年二月)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一九七七年五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一九七七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一九七八年一月)
黃帝(一九七八年四月)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九七八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一九七八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一九七九年七月)
歷史與文化論叢(一九七九年八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一九八○年三月)
湖上閒思錄(一九八○年九月)
人生十論(一九八二年七月)
古史地理論叢(一九八二年七月)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一九八三年一月)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一九八三年十月)
中國文學論叢(一九八三年十月)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秦漢史(一九八五年一月)
中華文化十二講(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莊子纂箋(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朱子學提綱(一九八六年一月)
先秦諸子繫年(一九八六年二月)
孔子傳(一九八七年七月)
晚學盲言(上)(下)(一九八七年八月)
中國歷史研究法(一九八八年一月)
論語新解(一九八八年四月)
中國史學發微(一九八九年三月)
新亞遺鐸(一九八九年九月)
民族與文化(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一九九○年一月)
莊老通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二○二二年,三民書局以全新設計,將先生作品以高品質裝幀,隆重推出珍藏精裝版,沉穩厚實的木質色調書封,搭配燙金書名,彰顯國學大家的學術風範,並附贈精美藏書票,期能帶領讀者重回復古藏書年代,品味大師思想精髓。
謹以此篇略記出版錢穆先生作品緣由與梗概,是為序。
三民書局
東大圖書
謹識
自序
近人論學,好爭漢宋。謂宋儒尚義理,清儒重考據,各有所偏,可也。若立門戶,樹壁壘,欲尊於此而絕於彼,則未見其可也。清儒以訓詁考據治古籍,厥功偉矣。其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說非不是。惟求通古書訓詁,其事不盡於字書小學,《爾雅》、《說文》,音韻形體,轉注叚借之範圍。此屬文字通訓,非關作家特詁。如孔孟言仁,豈得專據字書為說?即遵古注,亦難愜當。阮元有《論語論仁篇》、《孟子論仁篇》,遍集《論》、《孟》仁字,章句縷析、加以總說,用意可謂微至。然所窺見,仍無當於孔孟論仁之精義。昔朱子告張南軒,已指陳其癥結所在。此必於孔孟思想大體,求其會通,始可得當。而豈尋章摘句,專拈《論》、《孟》有仁字處用心,謂能勝任愉快乎?又況抱古注舊訓拘墟之見,挾漢宋門戶之私,則宜其所失之益遠矣。
清儒於考據,用力勤,涉獵廣,而創獲多。然其大體,乃頗似於校勘輯逸之所為。蹠實有餘,蹈虛不足。施於每一書之整理,洵為有功。其於古人學術大體,古今史跡演變,提挈綱宗,闡抉幽微,則猶有憾。此必具綜合之慧眼,有博通之深識,連類而引申之,殊途而同歸焉,此亦一種考據,豈僅比對異同,網羅散失之謂乎。清儒於小學音韻,造詣深者,差已睎此境界。其他猶懸然也。
清儒亦有言,非通群經,不足以通一經。推此說之,非通諸史,亦不足以通一史。非通百家,亦不足以通一家。清儒考據,其失在於各別求之,而不務於會通。章實齋號為長於平章學術,其分別清儒為學途轍,謂浙西尚博雅,浙東貴專家。其實博涉必尚會通,否則所涉雖博,而仍陷於各別之專。清儒往往專精一史,專治一子。一史一子已畢,乃又顧而之他。故所繁稱博引,貌為博而情則專,實未能兼綜諸端,體大思精,作深入會通之想也。
衡量清學一代所得,小學最淵微。整理經籍,瑕瑜已不相掩。至於子、史兩部,所觸皆其膚外,而子部為尤甚。此正其輕忽於義理探求之病。然求明古書義理,亦豈能遂捨訓詁考據而不務?後有作者,正貴擴其意境,廣其途轍,就於清儒訓詁考據已有業績,而益深益邃,庶有以通漢宋之囿,而義理考據一以貫之,此則非爭門戶、修壁壘者之所能知也。
《老子》為晚出書,汪容甫已啟其疑。然汪氏所疑,特在《史記》所載老子其人其事,固未能深探本書之內容。梁任公推汪氏意,始疑及《老子》本書。所舉例證,亦殊堅明。然梁氏亦復限於清儒舊有途轍,未能豁戶牖而開新境。且《老子》書晚出於《論語》,其說易定。而其書之著作年代,究屬何世,莊老孰先孰後,則其讞難立。余之此書,繼踵汪、梁,惟主《老子》書猶當出莊子、惠施、公孫龍之後,則昔人頗未論及。持論是非,當待讀者之自辨。而本書所用訓詁考據方法,亦頗有軼出清儒舊有軌範之外者。此當列諸簡耑,以告讀吾書者也。
《老子》書開宗明義,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清儒訓詁小學家恆見遇之,若不煩有訓釋。而實不然。先秦諸子著書,必各有其書所特創專用之新字與新語,此正為一家思想獨特精神所寄。以近代語說之,此即某一家思想所特用之專門術語也。惟為中國文字體製所限,故其所用字語,亦若慣常習見。然此一家之使用此字此語,則實別有其特殊之涵義,不得以慣常字義說之。
韓昌黎有言,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老子》書開宗明義,道名兼舉並重。即此一名字,其涵義,亦非孔子《論語》必也正名乎之名字涵義,所可一例而視。若深而求之,《老子》書中所用道名二字,不惟其涵義與《論》、《孟》有別,並亦與《莊子‧內篇》七篇所用道名二字涵義有不同。此正莊老兩家之所以各成其為一家言也。此非熟參深通於《莊》、《老》兩書之全部義理,將無法為此二字作訓釋。清儒惟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為能脫出訓詁舊軌。焦里堂、阮芸台繼踵,亦多新見。然清代學術大趨,則終在彼不在此。抽其耑,未暢其緒,故其所謂訓詁明而義理明者,亦虛有其語耳。
今試就此名字,比觀《莊》、《老》兩書,分析其涵義內容,較量二氏對此名字一觀念之價值評判,則有一事甚顯然者。《莊子‧內篇》七篇,每兼言名實,此與《孟子》略相似。兼言名實,則每重實不重名。故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此莊子之無重於名也。而《老子》書則道名兼重。有常道,復有常名。又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其名不去,即常名也。正因有此等常名,乃可使吾知眾甫之狀。然則常名者何指?是即吾所謂此乃一家思想所特用之一種新語也。即常字,古經籍亦不多見。後世重視此常字,實承《老子》。讀古書者,貴能游情於古作者之年代,其心若不知有後世,然後始可以瞭解此古書中所新創之字語,及其所影響於後世者何在。否則亦視為老生常談,而不知我之沉浸染被於此老生常談中者之深且厚也。俞曲園《諸子平議》,破此常字為尚字。此正其錮蔽於清儒小學訓詁家之恆習常見,乃不知此常字乃老子所創用。故老子又鄭重申言之,曰:「不知常,妄作凶。」亦豈可以尚字說之乎?
必欲求《老子》書中此常名一語涵義所指,則仍須一種訓詁,而此種訓詁,則仍必憑於考據。清儒解經訓字,或憑字書,或憑古注。因其重古注,遂重家法。而諸子書固無家法可循。為諸子作注,其事較晚起。注《老子》者莫著於王弼。弼之注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曰:「無名則是其名也。」既曰無名,則并名而不立,烏得謂其名不去乎?是王注之未諦也。今以《老子》本書注《老子》,則所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此必為《老子》書開端所謂之常名可知矣。然則何者乃始為常名?當知名實兼言,此為孟莊時代之恆語。一名指一實。此一實即一物也。惟由莊子意言之,萬物在天地間,若馳若驟,如莊周之與蝴蝶,鼠肝之與蟲臂,化機所驅,將漫不得其究竟。故名無常而不足重。老子則不然。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此所謂先天地生,即首章無名天地之始也。可以為天下母,即首章有名萬物之母也。謂之混成,則無可分別,故曰不可名。謂之不改,則常在不去,乃終不可以無名,故又強而為之名。而道則終是不可名者。故既曰「大道無名」,又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則道者乃無可名而強為之字,字與名之在《老子》書,涵義亦有別。今若進而問何者始為可名?在老子意,似謂有狀者乃始可名。狀即一種形容也。今若強為道作形容,則曰大,曰逝,曰遠,曰反,此皆道之狀也。道既有狀,故得強為之名。
然則名字之在《老子》書,其重要涵義,乃指一種物狀之形容,因於有狀而始立。狀字在《老子》書,又特稱曰象。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然則就《老子》書釋《老子》,名當有兩種,一為物體之名,一為象狀之名。物之為物,若馳若驟,終不可久,故其名不去者,實是一種象狀之名,而非名實之名也。故曰《老子》書中名字,乃與《莊子》書中名字涵義所指有大別也。
老子言道演化而生萬物,其間有象之一境,此亦老子所特創之新說,為《莊子》書所未及,故象之一字,亦《老子》書所特用之新名也。若循此求之,《老子》書中所舉有無曲全,大小高下,動靜強弱,雌雄黑白,榮辱成敗,種種對稱並舉之名,實皆屬象名,非物名也。以近代語釋之,此等皆為一種抽象名詞。然則老子之意,乃主天地萬物生成,先有抽象之表現,乃始有具體之演化者。《易‧繫傳》承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謂易,即道體也。所謂儀,亦象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必先於地,故知象亦先於形。今試再淺釋之。天下凡黑之物,皆在演化中,皆不可久,皆可不存在而可去。獨黑之名則較可常在而不去。故黑物非可常,而黑名較可常。老子之意,似主天地間,實先有此較可常者,乃演化出一切不可常者。而王弼之說《老子》乃主天地萬物以無為體,以無為始,又必重歸於無,此實失《老子》書之真意。郭象注《莊》,則已知王弼體無之論之不可安而力辨之矣。然余之此辨,則非自持一義理,謂老子是而王弼非。余實僅為一種考據,一種訓詁,僅指王弼之說之無當於《老子》書之本意耳。然試問若果捨卻訓詁考據,又何從而求老子、王弼所持義理之真乎?
老子謂天地間惟有此較可常者,故人之知識乃有所憑以為知。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莊子認為天道不可知,而老子則轉認為可知。試問其何由知?老子亦已明言之,曰:「執大象,天下往。」以天地萬物一切演化之胥無逃於此大象也。故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此乃《老子》書中所特別提出之一種甚深新義,所由異於莊周。居今而知此兩家持論之異,則亦惟有憑於考據訓詁以為知耳。
上之所述,特舉《老子》書開宗明義兩語為說,以見欲明古書義理,仍必從事於對古書本身作一番訓詁考據工夫。此即在宋儒持論,亦何莫不然?如程、朱改定《大學》,陽明主遵古本,此即一種有關考據之爭辨也。又如朱、王兩家訓釋格物致知互異,此即一種有關訓詁之爭辨也。居今而欲研治宋儒之義理,亦何嘗不當於宋儒書先下一番訓釋考覈之工乎?孟子曰:「聖人先得吾心之同然。」欲知聖人之心,必讀聖人之書。欲讀聖人之書,斯必於聖人書有所訓釋考據。否則又何從由書以得其心?象山有言曰「《六經》皆我註腳」,試問何以知《六經》之皆為我註腳乎?豈不仍須於《六經》有所訓釋考據?象山又曰「不識一字,我亦將堂堂地做一個人」,然固不謂不識一字亦能讀古人書,可以從書得心,用以知古人義理之所在也。
然治《老子》書,欲知《老子》書中所持之義理,其事猶不盡於上述。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所以論其世也。」讀《老子》書,考覈《老子》書中所持之義理,而不知老子其人,則於事終有憾。不幸老子其人終於不可知,則貴於論老子之世。以今語說之,即考論《老子》書之著作年代也。雖不知其書之作者,而得其書之著作年代,亦可於此書中所持之義理,更有所瞭然矣。
考論一書之著作年代,方法不外兩途。一曰求其書之時代背景,一曰論其書之思想線索。前者為事較易,如見《管子》書有西施,即知其語之晚出。見《中庸》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之語,即知其語當出於秦人一統之後。梁任公辨《老子》書晚出,亦多從時代背景著眼。余定《老子》書出莊周後,其根據於《老子》書之時代背景以為斷者,所舉例證,較梁氏為詳密,然就方法言,則仍是昔人所用之方法也。惟余論《老子》書之思想線索,則事若新創,昔人之運用此方法者尚尠,爰再約略申說之。
人類之思想演進,固有一定必然之條貫可言乎?此非余所欲論。余特就思想史之已往陳跡言,而知當時之思想條貫,則確然有如此而已。以言先秦,其人其世其書,有確可考而無疑者,如孔子、墨子、孟子、莊周、惠施、公孫龍、荀子、韓非、呂不韋皆是。就於其人其世先後之序列,而知其書中彼此先後思想之條貫,此亦一種考據也。然先秦諸家著書,亦有不能確知其書之作者與其著作之年代者,如《易傳》、《中庸》,如《老子》,如《莊子》〈外〉、〈雜〉篇皆是。然其人雖不可知,而其世則約略尚可推。此於考求其書時代背景之外,復有一法焉,即探尋其書中之思想線索是也。何謂思想線索?每一家之思想,則必前有承而後有繼。其所承所繼,即其思想線索也。若使此一思想在當時,乃為前無承而後無繼,則是前無來歷,後無影響。此則絕不能巋然顯於世而共尊之為一家言。故知凡成一家言者,則必有其思想線索可尋。
探求一書之思想線索,必先有一已知之線索存在,然後可據以為推。前論思想條貫,即此各家思想前承後繼之一條線索也。就其確然已知者,曰孔、墨、孟、莊、惠、公孫、荀、韓、呂,綜此諸家,會通而觀,思想線索,亦既秩然不可亂。今更就此諸家為基準,而比定老子思想之出世年代,細辨其必在某家之後,必在某家之前。此一方法,即是一種新的考據方法也。
思想線索之比定,亦有甚顯見而易決者。如《論語》重言仁,而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曰:「天地不仁。」此即老子思想當晚出於《論語》之證也。《墨子》書有〈尚賢篇〉,而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此又老子思想當晚出於《墨子》之證也。世必先有黑之一語與黑之一觀念之存在,乃始有非黑之語與非黑之觀念之出現,故曰此顯見而易定也。
循此推之,莊、惠兩家,皆言萬物一體,莊子本於道以為說,惠施本於名以立論。今《老子》書開宗明義,道名兼舉並重,故知老子思想又當晚出於莊、惠兩家也。然則先秦道家,當始於莊周,名家當始於惠施,不得謂老子乃道、名兩家共同之始祖。老子特綜匯此兩家,而別創一新義耳。此種思想線索之比定,則較為深隱而難知。
然更有其深隱難知者。試再舉例。如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此一條立論甚新奇,遍求之先秦諸家思想,乃甚少同持此意見者。有之,惟公孫龍之〈堅白論〉。公孫龍主堅白可以外於石而相離,故曰:「拊石得堅而不得白,視石得白而不得堅,故堅白石可二不可三。」就常識論,石是物體之名,堅白乃象狀之詞。物體是實,象狀則虛。石為一實體,而兼包堅白二象狀。故堅白相盈,不相離也。公孫龍顧反其說。循公孫龍之意,豈不象狀之名,可以脫離於物之實體而獨立自在乎?《老子》書正持此義。常識謂所視所聽所拊,皆必附隨某一物之實體。老子似不認此說,乃謂所視所聽所拊,本皆相離,各別存在,乃由於不可致詰,故遂混而為一焉,此非其立論之有與公孫龍相似乎?
詳老子之意,天地最先,惟有一物混成,是即其所謂道也。道之演變,先有象狀,再成具體。如此言之,則抽象之通名當在先,個別之物名當在後。淺說之,老子若謂:天地間當先有黑白之分,乃始有白馬、白石、白玉、白雪、白羽之分。黑白之分較先較可常,而馬石玉雪之分,則較後而較為不可常。故《莊子》書屢言物,而《老子》書屢言名,屢言象,更不言物。此兩書之顯然異致也。蓋莊子雖屢言於物,然莊子實主未始有物。既謂未始有物,故老子承之,乃改就一切象狀之可名者以為說。此莊老思想大體之不同,亦可以由此而推也。
蓋名之為用,愈具體,則可析之而愈小。愈抽象,則可綜之而愈大。惠施分言大一小一,即所以推論萬物之一體。而公孫龍變其說,謂堅白石相離不相盈,則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天地間萬名,各離而自止於其所指。而老子又變其說,乃成象名在先,物名在後,以證其天地之原始於不可名狀之道。然則老子之思想,豈不與公孫龍有一線索可尋乎?
公孫龍又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若以公孫龍書與《老子》書互參,則公孫龍之用此指字,亦猶《老子》書之創用一象字也。就人言之曰指,就物言之曰象。凡天地間一切物之抽象之名,此兩家皆認其可以離物而自在,此皆人之所由以知於物而就以指名於物,象狀於物者也。如曰此物白,白即此物之可指目之一端,亦即此物之可形容,可名狀之一象也。故知老子之說,實與公孫龍相近。而公孫龍之說,則顯為承於惠施而變者。而莊子則譏惠施,曰:「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然則,堅白之說,惠施唱之,公孫龍承之,所以成為當時之名家。莊子不喜其說,主於觀化而言道,所以自成為當時之道家。今老子乃承於莊、惠、公孫之說而又變,遂兼攬道名兩觀念,而融會為說。又不言堅、白,而更稱夷、希、微,則益見為抽象,此即老子之所謂玄之又玄也。即此一端,豈非思想線索之猶可微辨而深探之一例乎?凡此云云,則必博綜會通於先秦諸子思想先後之條貫而後始見其必如是,故曰:「非通諸子,則不足以通一子也。」
言清儒考據者,率盛推閻百詩之《尚書古文疏證》。然古文《尚書》乃有意作偽,故有偽跡可尋。《老子》書則自抒己意,彼非有意作偽,又何從抉發其偽跡?故余書之辨《老子》,與閻氏之辦《尚書》古文亦復不同。蓋余之所辨,特亦孟子之所謂求知其人,而追論其世。作意不同,斯方法亦不得不隨而變也。昔宋儒歐陽脩,疑《易傳》,疑《河圖洛書》,其語人曰:「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偽經也。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有一歐陽脩者為是說,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於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六經》,非一世之書。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以無終極視數千歲,頃刻耳。」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老子》亦非一世之書。其書固不偽,而說之者多偽。以有偽說,遂成偽書。《老子》書至今亦逾二千歲矣,至於余而始為此辨,竊亦有意自比於歐陽。則余說之成為定論,豈能不遠有待於後人乎?至於漢宋門戶之辨,則固不以厝余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