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與《金瓶梅》無關！
小說擬名為《絕育》，取小說裡面有「天無絕育」碑的歷史描寫，以及其中驚心動魄的砸碑細節------「天無」二字隨一員騎馬驍將掉在河裡（後者摔死），「絕育」二字留在了翰林橋上。「絕育」二字奇怪地和一種生育政策的名稱重疊了，並且小說人物的私密對話不止一次地涉及到這兩個字。並且，涉及此二字的細節描寫，在一般讀者看來，有點兒「黃」。
小說最初命名為《不足為道的死亡》，在初步刊出網路版時，用的就是這個名字。這個名字的含義幾乎是對卡繆《局外人》書名含義的直接模仿。我試圖把卡繆提出的人的存在意義那麼一個哲學問題的文學化表述予以中國化，即試圖在中國的語境裡面鋪開一條個體生命存在意義探究的小路。
卡繆因《局外人》而獲諾貝爾文學獎，而我是先從一本很經典的哲學工具書上看到「局外人」詞條的，在很一大晚才得以細讀同名小說。不過，作為模仿者我不指望這本小說產生轟動效應，並由此成為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
我們身處一個哲學極度匱乏並且也極度無用的時代。但是，每個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考慮自己存在的意義------這麼一個非常具體的哲學問題。我們------許許多多的「我」生活在一個欲望極度膨脹的社會裡------在這個社會裡「我」究竟有沒有「存在」過，假如存在過，那麼，個體的本真意義是什麼？
此前，一家國內很有名的出版機構出版了我的一本通俗歷史著作後，繼續向我約稿，我就遞交了這部小說的草稿。起初，編輯大為高興，後來又藉市場前景不明之故中止合作。
我一直在想「這本小說有什麼問題嗎？」
我試著在一個以打羽毛球之業餘愛好標準加入的聊天群裡發了兩章，結果，管理員與我私聊，說：「小說很黃，大家很有意見，一些女球友想退群。」
難道，我在小說中設定的哲學含義都被自然主義的表現手法給沖淡了？不過，和我私聊的群管理員也解釋說，「我們小地方的人思想比較保守」。我勉強接受著這種解釋，也宣布不再往群裡帖小說。但是，我不認為在網路時代裡，僅僅因為我們生活在四線城市就必定保守啦?!令我有些安慰甚至不得不接受的誤解，仍然是有人認為我是在寫一本當代《金瓶梅》。
當然，《金瓶梅》近乎自然主義的寫法，我還是欣賞的，而且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就讀過香港版的該書。但是，從作為一個學者的角度講，《金瓶梅》之所以被後人關注，不是它的性描寫如何「露骨」的問題，而是它作為禁書的歷史背景之吸引力。
然而，我寫的這本小說，既不是以自然主義手法來突出「性」，也不是要續補禁忌，而是通過人物命運來沉思人的存在意義，以至於追求到「扭曲之後的回歸」（見本書後記）。簡單地說，它與《金瓶梅》無關。在另一端，我不奢望我的周圍有讀過《局外人》的人，更不奢望有人知道「局外人」還是一個哲學詞條。
作為「經濟學家」的我是個雜家。茅于軾老先生在給我的通俗經濟學著作《真實的交易》作序時，很明確地指出我自稱的「半個經濟學家」以外的那半個是「雜家」，裡面有政治、歷史還有「許多不好歸類的新奇想法」。既然真為雜家，涉足文學又有何妨！
經濟學家涉足文學我並不是先例，我所推崇的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也是這樣的人，他不僅有與同時代的作家談文學的興趣，還參與過拍電影。儘管他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他在全球經濟學界的聲望絕不亞於任何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我不想拿加爾佈雷斯為自己的越界而辯解，作為自由撰稿人的我比作為「經濟學家」的我理應有更寬闊的視野與人文關懷。我不想如卡繆那樣因一本哲理小說而轟動文學界，但是我在小說中所做的個體存在意義探討，確實應當成為中國文學新潮流的嚆矢！
請原諒我的自詡。
涉足文學並不是勉強之為。我與文學的淵源繫於少年時代的興趣，比方說在十九歲時曾翻譯過日本短篇小說《畫貓的孩子》。那篇譯作並沒發表，那時也不知道去何處發表，只是抄寫幾遍供周圍的人們看著玩。直到人近中年，為了謀生即掙稿費，還翻譯了探險實錄《地平線並不遙遠》一書（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二○○四年版）。這算一點文學「資本」吧。
平時的文學創作是處於邊緣狀態的，那就是通俗歷史寫作。
通俗歷史寫作的文學性質是市場所認可的。比如，大量的該方面作品會被一些網站（特別是書店所開網站）列入文學類，而該類作品紙面出版後的網路連載也是以小說面目出現的。
至於個人的「純文學」創作則是寫點現代詩，但數量不多，而且是在研究古典文獻《詩經》之後的一些「模仿」，或曰對古典意境的某種翻譯。這一點在我的新書《給歷史放把火》中有所體現。此外，我對小說的現實意義之學術解析，也以通俗化方式表現出來。比如，在二○○五年出版的《中國人的歷史誤讀》一書當中，每一章的最後一節都是對《水滸傳》的歷史背景分析。在新書《給歷史放把火》當中，同樣採用了這個「套路」。換句話說，我是把《水滸傳》當作一部歷史和預言書來讀的。
這本小說也有強烈的預言色彩。消極的預言是彼時（二○○二年（描述的醜惡想像，後來陸續發生；積極的預言則是扭曲之後的回歸發生，它以小說輔助人物杜春來與谷秀的老年結合為寓意。在現實中，我們雖然還沒見到一種關於人的存在意義之哲學反思潮流，但畢竟人本主義（通俗化為「以人為本」）漸漸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既然「與《金瓶梅》無關」是個真實的狀態，那麼，最後要說的是，不管是對卡繆的模仿還是與加爾布雷斯的偶然相似，乃至於對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意境翻譯，但願模仿不算拙劣、相似不算刻意、翻譯不算勉強。
當然，這些是交由讀者判斷的。
以上提到的那些小詩也將附錄於小說正文之後。一方面，權作「資格證明」；另一方面，按經濟學的原理來說，是向讀者提供一些「消費者剩餘」。關於後一點，需要多說的是，我將一些詩句摘錄，放在每一張的前面，讓它起題引或點題的作用。當然，這是小說修訂之時的想法，最初創作時並沒想到這一點。
囉嗦兩千餘言，勉為序。
二○一一年八月一日，
寫於綿逸書房，小城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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