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施蟄存 (電子書)

序／徐中玉
前言：走近施蟄存先生

上編：綜合論
第一章　施蟄存同魯迅的交往與交鋒
第一節　施蟄存與魯迅論爭之前的友好交往
第二節　施蟄存與魯迅關於《莊子》與《文選》的論爭

第二章　施蟄存與30年代的詩歌革命——兼談與現代派詩人戴望舒的友誼
第一節　詩的嘗試
第二節　詩歌革命
第三節　手足之情

第三章　論施蟄存的小說創作與外國文學的關係
第一節　融眾家之長，寫心中的故鄉
第二節　取名家之經，寫變態的心理
第三節　對感覺主義的借鑒與改造

第四章　論施蟄存的編輯事業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
第一節　從《瓔珞》到《新文藝》
第二節　創辦《現代》雜誌
第三節　使《現代》成為最有人氣的刊物
第四節　使《現代》成為最「現代」的刊物
第五節　使《現代》成為中國現代派文學的搖籃
第六節　使《現代》成為文學批評的園地

第五章　論施蟄存的翻譯工作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
第一節　各種文體的翻譯和引進，譯文內容的完整和忠實
第二節　引進弱小國家的作品，注重自強不息的精神
第三節　廣泛引進各種創作方法，追新求異關注現代主義文學

第六章　在傳統與現代、政治與藝術之間——施蟄存的選擇與困惑
第一節　「五四」精神的繼承和發展
第二節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第三節　在政治與藝術之間（兼論蘇汶的「第三種人」）

中編：創作論
第一章從《上元燈》看施蟄存小說的懷舊情結
第一節　對往昔的感懷與追憶
第二節　對都市的恐懼與逃離
第三節　做「從容」而「舒緩」的文字

第二章　從《將軍底頭》看施蟄存小說的虛構色彩
第一節　小說是幻想的結晶
第二節　抒寫心中的歷史
第三節　幻想的寫實主義

第三章　從《梅雨之夕》看施蟄存小說的潛意識描寫
第一節　都市人「創傷的執著」
第二節　中國意味的潛意識描寫
第三節　意識流方法的運用

第四章　　從《善女人行品》看施蟄存小說的內心獨白
第一節　施蟄存小說對「善女人」的解構
第二節　與奧地利作家顯尼志勒筆下女性形象的差異
第三節　與五四時期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的差異

下編：比較論
第一章　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女性形象比較談　　
第一節　現代作家筆下女性形象的多種形態
第二節　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女性形象的不同描述
第三節　不同的認識源於不同的生活背景
第四節　不同的形象源於不同的表現方法
第五節　不同的形象源自相同的情緒心態

第二章　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都市小說比較談
第一節　都市描寫的多種形態
第二節　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各具特色的現代主義
第三節　風格形成的複雜環境

第三章　　潛意識：創傷的執著——施蟄存與魯迅心理分析小說比較談之一
第一節　心理分析理論的廣泛引進
第二節　潛意識描寫的中國版本
第三節　心理分析小說的不同表現

第四章　性心理分析的不同話語——施蟄存與魯迅心理分析小說比較談之二
第一節　魯迅小說的性心理流露與性心理描寫
第二節　不同稟性對性心理的不同表現

第五章　心理寫實與社會寫實——施蟄存與茅盾創作比較談
第一節　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並存
第二節　心理寫實與社會寫實共生
第三節　革命家與自由思想者的衝突

第六章　南施北錢縱橫談
第一節　具有創新精神、開闊視野、現代意識的南施北錢
第二節　施蟄存的「有所為」與錢鍾書的「有所不為」
第三節　孤傲與謙和

後記
附錄　作者與本課題相關的論文發表情況
 

前言

走近施蟄存先生

　　中國20世紀30年代的現代派作家施蟄存先生於2003年11月19日走完了他近一百年的生命歷程。

　　施先生匆匆離我們而去，這噩耗來得那麼突然，施先生的音容笑貌還歷歷在目，甚至我幾月前還給施先生打過電話，是他的曾孫女接的，說近期去上海看望他老人家，曾孫女擱下話筒去告訴施先生，然後回話給我：「可以。」因為一些鎖事的拖累，上海之行就拖下來，沒想到成為終生的遺憾。

我與施先生認識、通信交往已十幾年。

　　認識施先生以前，我對施先生充滿了神秘感。這神秘感是來自多方面的，首先是讀了他的具有現代因素和荒誕魔幻色彩的小說以後，由作品的神秘而對作者的神秘，並以為他是十里洋場風流倜儻的人物，是如劉吶鷗一樣的浪蕩子。其次，是因為他與魯迅的論爭，以及他主編的《現代》雜誌中的關於「第三種人」的論爭，文藝界對他誤解較深。也使我對施先生充滿神秘感，甚至迷惑不解。

　　走近施先生之後，使我弄清楚了我曾經迷惑不解的問題，神秘感也化為親切感，我覺得施先生不僅是我的研究對象，而且是我的一個可親可敬的親人，我將施先生當作我的無話不說的親爺爺，我有什麼苦惱，有什麼疑問，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都是寫信給施先生，施先生接到信立即回信，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1991年初，我正在為寫《中國現代小說流派論》一書收集資料，經春歷秋，已頗有收穫，唯對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知之甚少，資料的缺乏確實讓人吃驚。在目前傳記文學蜂擁的情況下，竟沒有一本施蟄存的傳記或評傳。為了瞭解30年代現代派作家的情況，這年7月初，我冒昧寫信求教於施先生，將信寄到華東師大中文系。我當時是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沒指望施先生真給我回信。一個月後，我收到施先生8月9日的回信，信一開始就說明了遲回覆的原因：「大函昨日始從校中轉到，因我已退休，不住在校內，一切書信文件均須便人帶來，現在暑假中，已好久無人來，故大函遲了一月才見到。」在這封信裡，施先生向我介紹了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的研究現狀，並談了他對自己作品的看法，他說：「我在青年時代，寫了一些小說，中年以後，擱筆改行，舊作也自己不想提起。想不到近年忽又『走紅』，亦頗感青年人好奇好古。但我自己卻不想多談，行過之生命，已為陳跡。這些作品，在我，已是歷史文獻了。」對我在信中談到的對他的作品的理解，施先生也給我鼓勵：「承你推重，只有慚愧，……你說我的小說『乾淨』，這一觀點，倒沒有人說起過，大概這是一位女讀者的特有敏感，男讀者不會注意及此。」施先生還隨信給我開了一個他的作品目錄。

　　因為施先生的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在與施先生的通信中，我不但請教學問，也談一些思想困惑，針對我的信中的情緒，施先生回信說：「有一句話，我要和你辯論，你說我『可能不會理解』你，錯了，我很理解你，因為像你這樣的女教師，我這裡很多，她們的想法境況，都和你沒有什麼不同。你今年才三十多歲，可知你讀大學是在『撥亂反正』之後，這已經是幸運了，有許多五十多歲的講師、副教授，都是在1958―1968年間讀大學的，他們根本沒有讀書，只是靠運動發跡，1978年以後，他們的過去的二十年，成為廢物，急起直追，開始用功，有的能夠維持下去，有的被淘汰了，至今不能上課，這些人才是『虛度』了最關重要的二十年。你不用悲歎虛度年華，抓緊時間，還可以『亡羊補牢』。從1978年到現在，我的一切工作，都是補1958―1978年的空缺，幸而我身體好，才能補上，別人恐怕辦不到。因此，我勸你！」施先生還告訴我，為了將失去的時間補回來，要維護身體的健康，他說：「維護身體健康，只要你現在心肺腸胃無病就容易維護。我的養生方法很簡單，可以傳授給你：（一）每日早起，深呼吸五分鐘，最好在空氣潔淨的地方。（二）深呼吸後，喝一杯鹽開水（溫的），前者是養肺，後者是清腸胃。此外，還要多吃蔬菜，這是掃除腸穢的『拖把』。女同志有家務事做，這是一大損失，我不知道你愛人是如何人？華師大的青年教師有許多能分任一部分家務，只要生活有規律，夫婦合作得好，也不至於受多大損失。生活安排得好，才有可能做學術研究工作，對女同志尤其必要。」（1991年9月18日給筆者信），施先生常來信鼓勵我多讀書，鼓勵我做好文學研究工作，並一再要我開個書單：「你需要什麼書？可開一書單來，如果我有，可以送你幾本。」「我孫兒在上海書店工作，買書還較方便。不過現在上海書店很少供應我輩所需要的書，滿個書攤都是服裝、烹調、台灣小說、色情小說，外省版書更不易尋找，東北的書幾乎不到上海。」（1991年10月1日信，這次信落款「北山」，並說「以後用此名」）施先生不斷來信問我要什麼書，「收到二月二十七日手書，知前寄各書均已妥收，甚慰。你還要什麼書，可來示，……你告我一個方向，我還可以送你一批。」（1992年3月7日）施先生多次給我寄書，每次都用牛皮紙包得整整齊齊，再用透明膠帶纏得嚴嚴實實，幾年來，給我寄了幾十本書，有作品，有評論者的專著，還有雜誌。對一些評論文章、評論專著，施先生會提出一些不同的觀點，有的在書上寫眉批，有的在書中夾上寫著意見的紙條。甚至對書中的錯字，以及譯文的錯誤，施先生都一一改正過來。寄來的雜誌施先生都在目錄上將要求我看的文章用紅筆打勾。施先生還在來信中叮囑：「你看過，隨時把你的讀後感告我。」（1991年10月1日信）讀施先生寄來的書，我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我在與施先生通信中，談到我母親也同施先生一樣，被錯劃成右派，施先生便來信說：「你母親是『右派』，當然也是知識分子，還在不？做什麼事？你的經歷，也是一種典型，為什麼不寫一點自傳性的文章，做個記錄？」我寫信告訴施先生我母親的近況後，施先生又來信說：「你母親一生坎坷不平，大可以寫一部自傳，近年我看了三部女士的自傳，一部是潘念的《生與死在上海》，潘的丈夫解放前做外交官，解放後不久去世，潘有一女住在上海。文革中被誣為美國特務，在看守所關了十年，四人幫粉碎後，釋放出來，即去美國，女兒在文革中自殺，潘到美後，用英文寫了一部自傳，記解放以後她的一切遭遇。此書在美暢銷，使她發了財，現住在美，此書已有中譯本，值得一讀。另一本是趙元任夫人楊步偉的《一個女人的自傳》，也是英文本，台灣出了中文譯本。又一本是去年湖南出版的《宗岱與我》，是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寫的，也很好，你可以找來看看，也請你母親看看，最好是讓她看到《生與死在上海》。」施先生還在信中特別叮囑：「你母親百劫餘生，精神狀態一定不正常，你們不可頂撞她，受了刺激會發瘋或中風，請注意，一切順從她。」（1991年10月22日信）施先生是如此的善解人意，如此的清醒豁達，真令人感動。

　　1992年，我打算從教育學院調出，當時有兩個地方可去，一是進湖北師範學院中文系繼續當教師，一是進地方報紙當編輯。我寫信給施先生徵求意見，施先生立即回信說：「我希望你改換一個工作崗位，而不要改行，更不要下海，我建議你進湖北師院，將來有希望改為師大，地方報紙編輯不必考慮，教育學院遲早要取消的，在高校工作，多少有點學術氣候。」施先生非常熱愛教育工作，將其看作神聖的職業。早在1952年，施蟄存的好朋友馮雪峰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做主持人，來信邀請施蟄存去參加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工作，因為馮雪鋒是最瞭解施先生的編輯才能的。但施先生覆信婉謝了，他覺得他還是做教師好。從施蟄存對我的指教，我懂得了施蟄存先生當初的選擇。

　　施先生非常清楚知識分子在新時期的處境、地位和職責，他來信說：「教師工資不久會調整，但不要有奢望，……不過，調整工資，一定從補貼方面加，不會從工資數字加。將來，講師、副教授、教授的工資加補貼，數字差距不大，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教師要守得住清貧。他說：「現在是知識分子接受考驗的時候，不耐清寒的都下海了，華東師大外語系的中年教師幾乎全走了，有的出國，有的改業。上海的中小學青年女教師也走了一大半，大學裡的理工科教師不離職還可以找兼職，只有文科教師情況最困難，他們下海之後，本業無用，只好改行，中文系教師，到一個企業中去做秘書也不稱職，因為他們不會擬公關文件。我們的中文系，向來只講現代文學，不講語文，更不講古文，他們的本領，在社會實用上，完全無用的。不過，要知道，文史哲學者，是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所寄，沒有這些人不行，有這些人而不用或不起作用的也不行，高等院校的文史哲教師必須自重，瞭解自己負有祖國文化的歷史任務，萬不能因物質生活條件不好而放棄自己的職責。今天，我看得出來，瞭解自己的歷史任務的高校教師，是不會下海的，已經下海的，已證明他們本來沒有能力繼承或創造祖國的文化。」（1993年4月15日信）「現在世風不古，人人向錢看。但不必悲觀，中國人才多，還有不少青年甘於淡泊，從事文學工作。經過時代的篩選，他們還不會同流合污。不過近來青年創作家，水準不高，知識不夠，這是一個問題。」（1993年9月24日信）

　　施先生始終對未來、對青年充滿信心，雖然現在外面的誘惑很多，但施先生不悲觀，他堅信有「甘於淡泊」、「瞭解自己的歷史任務」的青年「還不會同流合污」，排除一切干擾堅守著「祖國的文化」。施先生就是這堅守的榜樣，施先生從事文化工作、從事教育工作幾十年，從不計功名得失，九十多歲的老人仍然潛心研究，筆耕不輟，為的是將損失的時間補回來。但他又將一切榮譽的功名置之度外。1993年，施蟄存榮獲上海市第二屆文學藝術傑出貢獻獎，當時的評委告訴我，施先生在頒獎會上發言說：「應該多獎勵青年人，對我這樣的老人就不需要什麼獎勵了。」當時就有評委不能理解，說：「施老先生不領情。」我能夠理解施先生的心情，這裡正體現出他對名利的淡泊和對事業的熱愛，也表現了對青年學者的愛護。施先生在1993年4月15日給我的信中說：「關於我的作品，你不要多寫，多寫了，一則發揮不出新的觀點來；二則還有許多極左分子不高興。我有些像沈從文，只想藏頭不露尾，正在竭力求做隱士，你理解嗎？」這裡體現出施蟄存先生的出世精神，但施蟄存先生卻以終身的精力投入到創造祖國文化的事業中，從而體現出他的積極入世，出世和入世竟如此和諧地統一在施先生的身上。記者李輝說得好：「對於有他這樣成就和經歷的人，功名於他的確是非常淡泊的，顯赫也好，沉默也罷，任何時候他從沒有停止過他的文化創造。世上有的人註定要表現他的智慧和才華，不管是處在何種境地，不管是採取什麼方式。沈從文如此，施蟄存同樣如此，這樣的文人可以列舉很多，對於他們，難得的是做人的態度，是對所喜愛的事業的執著，是文人傳統中至為珍貴的淡泊名利。」（李輝《人生掃描》）施蟄存的人格風範和人生價值就體現在這裡。

　　為了使我成為一個合格的高校教師，施先生還經常來信指導我的教學和科研。他來信說：「你講現代文學，用什麼教材？我覺得現在許多青年教師講現代文學，甚至當代文學，只能照教材講，自己沒有新的意見，這也難怪，他們沒有自己的經驗，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文學情況也不甚清楚，你如有志鑽研一下，我希望你先看作品，自己先下判斷，然後再看別人的評論，不要盲從。」（1991年10月1日信）我在以後的教學中，按施先生指導的，認真閱讀作品，然後自己下判斷，不受教材的約束，不被前人左右，學習和教學果然有了明顯的進步。當施先生知道我既教現代文學，又教當代文學，學問做得雜而不專時，他便來信說，「我勸你放下『當代文學』，專研『現代文學』，夠你教學十年了，過一陣，我空一空，再給你一個大綱。」（1991年10月22日信）

　　我曾一度想寫小說，施先生知道後，寫信說：「我勸你寫論文、文評及文藝理論，這是屬於你的本職工作。寫小說可以，但是業餘興趣，寫論文要有高水準，寫小說不要長篇，外國已沒有人看三十萬字的小說了。」（1993年4月15日信）施先生不僅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本職工作，兢兢業業教書育人，而且希望我們中青年教師也熱愛自己本職工作，先把本職工作做好，然後才是自己的愛好和興趣。施先生一輩子都是這樣做好自己應該做的每一件事情。施先生的不平凡就在這裡，施先生的平凡也同樣在這裡。

　　對於文學創作，施蟄存也鼓勵我嘗試一下，施先生來信說：「現在美國盛行『亞美文學』，有許多中國人寫的小說大走紅運，……你要寫東西，不妨試試，但不宜再用心理分析及內心獨白的文體，這個玩意兒已過時了。社會人物多，故事面廣，都不宜用心理分析寫法。現在時髦的創作方法是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有現實，有幻想，你不妨多看幾本新作品，以為參考。」（1993年1月19日信）我原打算寫一本《施蟄存評傳》，寫信告訴施先生，施先生立即回信說：「我不贊成寫我的評傳，……我勸你寫三十年代作家論，寫十篇八篇，較有意義。你寫我的傳記，肯定寫不好，因為我的文學方面多，你未必能全面理解，單寫我三十年代的創作，加以評釋，容易見好。」（1993年9月24日信）我於是以評論施蟄存先生三十年代的作品為主，果然容易見好。

　　施先生一再來信要我去上海看看：「歡迎你來看看上海的新氣象。」我在與施先生通信七年後，於1997年底，專程去上海看望施先生。因為我感覺到施先生的身體很不如以前了，寫信的字跡抖得厲害，施先生也在信中說到他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我今年身體不好，從春季以來，時在病中，你那邊的書，撿出一些，始終未寄。」（1992年10月7日）「今春以來，我體力大衰，無力工作，正在絕對休息，不知秋深後能否好些。」（1993年9月24日）「上海已很冷，我不甚健，寫字不便了。」（1995年1月7日）「近日仍不健，草草書此，祝賀新年佳勝。」（1995年2月4日）我必須立即去看施先生，我心中不安。

　　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1997年12月26日，我從湖北黃石坐船到南京，再從南京坐火車去上海。不巧，我坐的客船在中途遇到大霧，船在江中耽擱十多個小時，我到達上海是凌晨兩點，第二天早晨去看施先生。按照施先生給我的地址，我找到愚園路1018號，這是幢兩層小樓，一樓是郵局，施先生住在二樓，施先生家沒有前門，只能從後門上到二樓，這後門白天從來不鎖，客人可以直接從這兒上樓，上樓後經過一個狹窄的樓道，樓道靠牆是一排書櫃，書櫃沒有門，擺滿了年代久遠的顏色發黃的書籍，有很多線裝書。順著放有書櫃的狹窄樓道便可走進施先生的房間。這是一間三十多平方米的臥室兼書房兼客廳的房間，房間靠西邊和北邊分別擱著兩張床，一張靠北的大床是施先生的妻子的，靠西邊的小床是施先生的。房間中間有一張方型飯桌，房間朝南有一扇窗，窗前有一個書桌。我進門就看見一位瘦弱的老人坐在書桌前看書，這便是施蟄存先生。施先生戴了一頂深藍色的布帽，穿一件深棕色棉袍。他身後有一個書櫃，書櫃內外，桌上地上，都是書，而且多是近年出版的新書。我來之前，就聽吳福輝先生說，施先生聽力不好，我於是準備了一張名片，當施先生疑惑地看著我時，我遞上了名片。施先生的視力特別好，不戴眼鏡。施先生看了名片後立即笑著說：「啊，楊迎平呀！我昨天剛給你寄了一張賀年片。」聽到施先生這樣說，我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自從與施先生通信以來，施先生每年給我寄賀年片，常用一幀特製的賀年卡，正面是一幅淺棕色的國畫，畫有山石、積雪和梅花，右下邊是一葉小舟，舟上有兩個人，船頭是一位穿古裝的長髮女子，或是悠閒地、或是期盼地看著前方，船尾是搖船的老翁，右邊題有「泛雪訪梅圖」，落款「清閣作於一九六六年上海華樓」。背面左下角印有「趙清閣　泛雪訪梅圖」，「北山樓製　賀畫史八十壽（1993）」的字樣，右下角印有「北山―施舍」和郵編地址「200050中國上海愚園路1018號」。有的賀卡正面是潑墨很濃的植物花卉圖。賀卡裡面，或是寫著「奉賀新年新正，合第吉祥」、「祝賀新年百福，合第吉祥」、「賀新歲百福」的賀辭，或是長篇大論的寫一封信，再加上祝賀的話語。

　　看到施先生身體精神還好，說話聲音也洪亮，我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施先生見到我特別高興，我們通信幾年第一次見面，施先生一時都不知道怎麼接待我，不停的大聲叫阿姨給我倒水，拿東西給我吃，後來突然想起來說：「有好東西給你喫，昨天一個韓國朋友送的點心。」施先生一邊將一個漂亮的紙盒拿出來，一邊很得意的笑著，興奮得像個孩子。施先生將點心盒打開，讓我自己拿，然後看著我吃，我吃了一口，施先生馬上問：「好喫嗎？」我說：「好喫！」施先生馬上說：「那你多喫點。」然後自己也拿一塊吃。他邊吃邊說：「韓國的點心也一般，不是特別好喫。」我們一邊喫點心，施先生一邊跟我談他的作息時間和飲食習慣。施蟄存這時的作息時間是：上午看書看報，施蟄存訂了多份日報和晚報，下午晚上寫文章和接待來訪，晚上睡得晚，早上起得晚。施先生告訴我，華東師大出版社在出他的文集，共四個部分，八卷本，全是他自己編的。第一部分為文學創作，分為小說一卷，散文二卷；第二部分是古典文學研究，分為詩學和詞學各一卷；第三部分為碑版文物研究亦分為二卷；第四部分為無可歸類的雜著，編為一卷。除掉譯文，施先生的文字生涯，大約已集中在這裡了。這是他在90多歲的高齡中親自整理出來的。當時只出版了小說創作集一卷《十年創作集》。施先生當時就送我一本《十年創作集》，並說：「等出齊了，我給你寄去。」施先生當時將我需要的書一一簽字送給我，施先生簽字時，我給施先生照了一張照片，之後又跟施先生合影。施先生還另外送給我他的照片，並在照片上簽字。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個星期，天天去施先生那兒談天，受益匪淺。施先生說他喫飯以粽子為主，早飯喫一個糯米粽子，中午不喫飯，下午和晚上喫點心。我說粽子不好消化，施先生說：「粽子好，餓得慢。」另外每天喫八顆紅棗。他說：「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紅棗是長壽食品，從那時起我也堅持每天喫八顆紅棗，竟使我一直很低的血小板升起來了。

　　當施先生知道我是專程來看他，並在江中遇到大霧時，他便責怪我：「你看，你看，真不容易，你不該來，天氣太冷，路上多辛苦！」聽說我是晚上兩點到上海，施先生立即說：「你怎麼不給我打電話，我叫人去接你，你一個人怎麼走？」我說社科院有位老師去接我了，施先生這才放心。又問我找到住處沒有，當知道我還沒有找到住處，他立即說：「我給你寫個條子給孔海珠，她也是社科院的，你去找她，她會給你安排好住處的。」我忙說：「不用，不用。」但施先生還是將紙條寫好，施先生說：「不要緊，我跟她爸爸孔另境是同學，好朋友，她一定會幫你的。」我只得答應著，把紙條裝好，保存好，這是一件很珍貴的紀念品，我沒有去打擾孔海珠女士。我後來與孔海珠女士認識，並成為非常好的朋友，當然是施先生給我們牽的線，那是後話。

　　這幾天施先生精神狀態非常好，同我天南海北的談了很長時間。我也問了一些我疑惑不解的問題。1933年施蟄存與魯迅為《莊子》與《文選》的問題有過論爭，我問施先生，1934年7月《申報》雜文欄「談言」上發表了一篇署名「寒白」的文章：《大眾語在中國底重要性》，魯迅在1934年7月17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說：「十之九是施蟄存做的。」我問：「這文章是不是您寫的？」施先生立即說：「不是，我沒有寫這篇文章，我從未用過『寒白』的筆名。」多少疑問，都能在施先生這裡得到解決。走近施蟄存，我才知道在個人生活方面：施蟄存並不像他小說中的人物那樣「現代」和「荒誕」，也不像他的朋友劉吶鷗那樣風流。施蟄存雖然在作品中也寫了一些都會青年的風流韻事，但施蟄存在生活中卻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施蟄存1929年10月24歲時與比他大一歲的陳慧華女士結婚，到2002年妻子陳慧華女士逝世，共同生活了73年，但施蟄存對妻子忠貞不渝，疼愛有加。在施蟄存的文章中，我經常看到這樣的句子：「太太泡好了一盞新買來的紅茶送進來，釅釅的怪有溫暖之感。」施蟄存每年給我寄賀年片，總是署名「施蟄存、陳慧華」，可見施先生對妻子的尊敬。聽施先生的孫女說，就是現在，家裡有什麼事，還是奶奶說了算，家裡的財經大權也在妻子手上，施先生買什麼都是跟妻子要錢，施蟄存先生多遷就妻子。妻子陳慧華女士逝世後，施先生感到深深的孤獨，他經常對來看望他的後輩說：「一個人很難過呀！」施先生終於在妻子逝世後不到一年就病倒了，如果有妻子陪伴著，施先生一定能闖過百歲大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施先生對妻子的依戀和深厚情感。

　　人們多認為施蟄存年輕時一定是個經常進出舞場的都會浪漫青年，有一天，我問施先生：「您愛跳舞嗎？」施先生回答：「從來不跳舞。」我問：「您不是經常同劉吶鷗他們去舞廳嗎？您在那兒幹什麼？」施蟄存在紙上給我寫了四個字：「擺拆字攤」。

　　1999年9月，我終於去華東師大做訪問學者，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去看施先生，剛走到房間門口，施先生就看見我，便大聲喊我：「楊迎平」，施先生真是好記性，一年半沒見，竟能一眼認出我。施先生這時的作息時間又有些變動，他改為上午接待來訪，下午休息，晚上看書寫作。飲食也有變化，這時早上吃一個雞蛋，八顆紅棗，中午照常不吃，下午吃點心，晚上吃稀飯，沒再吃粽子。施先生的身體不如上次，寫字時手抖得厲害，人也容易疲倦。但記憶力仍好，我問一些作品的出版時間、地點，施先生都能一口回答出來。華東師大的老師告訴我，施先生是文學上的百科全書，文革期間，施先生在資料室工作，老師們查資料，要什麼書，以及什麼內容，施先生就能告訴你所要的資料在哪本書裡以及那本書在書架的哪個地方。一次他們編詞典，施先生當顧問，不論什麼問題問到施先生，他都能立即回答出來，並告訴出處，大家一找一個準。

　　1999年12月17號，我去看施先生，看見施先生與他兒子用上海話在爭吵，我一句也聽不懂，施先生跟我說話一直用普通話，跟家人卻用上海話。我因聽不懂，就問施先生：「怎麼哪？」施先生用普通話對我說：「他們要我去醫院，我不去。」原來施先生這段時間心臟不好，他兒子要他去醫院住一段時間，他堅決不去。施先生自從1983年因腸癌開刀，在醫院裡住了十八個月後，就害怕住院，因為在醫院不自由，醫院不讓施先生看書，施先生是一天不看書就不能活的人。施先生當時對我說：「我沒病，就是老了，沒氣了。」施先生常對我說：「我還活兩年，兩年時間。」1997年他就對我說過，這次又說，施先生的意思是，兩年時間他的文集就能全部出版。我笑著說：「您兩年前對我說過，再活兩年，您有許多個兩年。」施先生也笑著說：「再活兩年就行了。」施先生樂觀、豁達、善良、熱情的生活態度，是他長壽的秘訣。

　　施先生晚年還堅持讀書，堅持寫作，並給很多報紙副刊寫文章：1999年12月12日我去看望施先生，正遇到《解放日報》副刊《朝花》的編輯在向施先生約稿，施先生答應下星期交稿。出版社在這天還送來施先生新出版的《北山談藝錄》。

　　施蟄存幾十年堅持看書寫作，即便在病中也從不間斷。施蟄存說：「一九八四年九月，出院回家，身已殘廢，行走不便，只能終日坐著。這就給我以安心寫文章過日子的條件。這一年完成了對唐詩的評論，一百篇《唐詩百話》。」施蟄存文章中有許多在病中看書寫作的記載。看書看報是施先生的必修課，每天堅持看報紙，這是他瞭解世界、瞭解生活、瞭解現代的視窗。這使他瞭解的事情非常廣泛，思維方式也很現代，並且在精神上永葆青春。施先生看書也「趕時髦」，這是他在20世紀30年代養成的習慣，看最前衛的書。施先生不僅看精典名著，也看暢銷作品，與他交談時，使你怎麼也不相信他已是90多歲的老人，他談話體現出的是新觀念、新思維、新辭彙。施先生讀書的最大特點是「博」，施先生說他寫現代小說，閱讀和翻譯外國作品，卻「一直生活在古典書城中。」但是，施蟄存也經常從古典書城中走出，讀一些年輕人看的暢銷書。如有一段時間，因周勵寫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評論界沸沸揚揚，熱鬧得很，施蟄存便托人把這本書買來看，看後還寫了文章評論。施先生的孫女看見就說：「我早有這本書，您又買？」施先生說：「你有，為什麼不給我看？」他孫女說：「我不知道你會要看這種書。」施先生的孫女也沒想到施先生會時髦到怎樣的程度。

　　1989年夏天，84歲的施先生，在35ºC的大熱天，用兩天時間看完楊絳的長篇小說《洗澡》，看完後又立即寫評論〈讀楊絳《洗澡》〉。他說：「《洗澡》給我的印象是半部《紅樓夢》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洗澡》的作者，運用對話，與曹雪芹有異曲同工之妙。」並且有「《儒林外史》的精神。」施先生還在文章中指出了《洗澡》中六個疑點，可見施先生讀書之細緻，並直言不諱。以上兩個例子可以說明施蟄存讀書不分高低，拿來便讀，讀後才見其高低，評其高低。施先生廣博的學問就源於這種讀法，施先生的才華也體現於這種讀法。

　　同施先生談話，我覺得施先生是一位思維敏捷、永遠具有現代意識、永遠具有年輕心態的學者。施蟄存先生的「現代」不僅表現在對現代主義創作方法的推崇與借鑒，而且表現在思想的先進，視野的廣闊，精神的超前，以及高度的責任心等諸多方面。施先生這種明確的文化意識，高尚的品格和人生境界，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結晶，是施蟄存開闢蹊徑，探索現代，追求理想等行為方式的根本，施蟄存是一位跨世紀的文化人。

　　我是在與施先生的交往中成長的，在施先生那裡，我不僅學著讀書做文，而且學著做人。在施先生的教導下，我不僅努力做一個合格的高校老師，而且努力做一個對別人有用的人，將能夠幫助別人當作一種樂趣，並且為「繼承或創造祖國的文化」能盡自己的一點微薄之力而快樂。施先生教會我如何生活，而且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生活得有意義，並且愉快。我從施先生那裡知道，愉快是需要自己創造的。2000年3月，我去上海參加「左聯成立七十周年紀念會」，離開上海的前一天，我去看望施先生，我們又聊了很長時間，臨走時施先生說：「你過兩天來，我送你一本新書。」施先生有一本新書要出版了。施先生不知道我已經學習結束，以為我還在華東師大，我不敢說我今天就要走，只是支支吾吾地答應著，我想我還有機會再來的，再來聽施先生的教導，再來拿施先生給我的書，沒想到這次是我與施先生的永別，我再也不能聽到施先生的聲音，得到他的教誨了，也不知道施先生急著要給我的是哪一本書。

　　施蟄存先生的追悼會2003年11月27日下午在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我得到通知是11月26號的晚上，我這一晚上沒睡著覺，施先生的追悼會我一定要參加，通知上寫著27號下午兩點鐘在華東師大門口坐車去龍華殯儀館，我怎樣才能在27號下午2點鐘之前趕到華東師大門口呢？坐汽車、坐火車都來不及了，只能坐飛機，我從來沒有坐過飛機，我一直害怕坐飛機，這一次沒有選擇的餘地。27號天一亮我就去訂票處買票，但訂票處8點才上班，我心急火燎地賴著性子等到8點訂票處上班，打聽到下午2點之前有三班飛機到上海，9點一趟，11點一趟，下午1點一趟。9點的不能坐，我從黃石趕到武漢機場最少需兩個小時；下午1點的不能坐，因為2點之前趕不到華東師大；只能坐11點的飛機，等我買好票，找到汽車已快9點鐘，司機師傅說，無論如何趕不了11點的飛機，而且飛機提前半小時停止登機。我說，不管趕不趕得到，必須趕，先去武漢機場。這車是我們湖北師院最好的車，司機也是技術最好的司機，汽車一路像賽車一樣地跑，路上驚險萬分，終於趕到機場，飛機還沒起飛，機場破例在起飛前十分鐘讓我登機。我到了上海，下飛機坐汽車趕到華東師大，見有一輛大交通汽車停在門口，我問司機師傅：「是去殯儀館嗎？」司機說：「是的。」我便跨上汽車，剛上車，車就開動了，似乎專門等著我的。直到坐上華東師大的汽車，我的一顆心才算定下來。坐上車就心裡納悶，施先生的追悼會，怎麼只有一輛車的人參加？車開到殯儀館，我才看到殯儀館有幾十輛車，我坐的是最後一輛。我後來跟施先生的家人談我趕飛機、趕汽車的經過，他們說，施先生在幫你，你一定能趕上他的追悼會，施先生一定要你參加他的追悼會。我也覺得冥冥之中施先生在等我趕去參加他的追悼會。施蟄存先生與作者合影

　　在追悼會上，我見到孔海珠女士，我們曾在茅盾的研究會上見過面，就是那一次，我告訴她施先生曾叫我去找她的事。這次我與孔海珠女士是第二次見面，但一見如故。孔海珠女士問我：「住的地方安排了嗎？」我說：「沒有，我剛下飛機。」孔海珠女士馬上說：「到我那兒住吧。」我立即說：「好的。」我沒有客套，沒有猶豫，甚至沒有問是否方便，好像一切都是理所當然。因為我知道，這是施先生六年前就給我安排好了的。我早就知道我和孔海珠女士會在一個特殊的情景下相聚，我也知道我和孔海珠女士一定會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經孔女士的介紹，我與施蟄存的家人一起吃晚飯，並認識了施先生大妹施絳年的女兒周聿晨女士，她剛從美國趕回來。周女士的母親施絳年在戴望舒去法國留學後，便與冰箱推銷員周先生結婚，幾年後施絳年與丈夫去了台灣，她丈夫是台灣人，然後定居美國。施絳年去台灣時，將女兒周聿晨留在施蟄存先生身邊，施先生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三歲時不幸夭折，之後生有四個兒子，從此沒有女兒，周聿晨在施先生身邊，施先生把她當親生女兒養，與施先生感情很深。周女士談起舅舅對她的養育和關愛，就淚流滿面。我與周女士交談並合影留念。我在施先生逝世以後沒有寫紀念文字，因為我很久不能從悲痛中走出來。在施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應陳子善先生之約寫了這篇紀念文章，痛定思痛，才將這一年多反覆出現在腦海裡的施先生的音容笑貌，以及我與施先生交往的點點滴滴寫在這紙上。現將此作為這本書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