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獨自赴約：第一線聖戰報導紀實 (電子書)

前言
與ISIS領袖面對面──2014年，土耳其

第一章
在異鄉的陌生人──1978～1993年，德國與摩洛哥

第二章
漢堡支部──1994～2003年，德國

第三章
靈魂分裂的國家──2003～2004年，伊拉克

第四章
哈立德‧馬斯里打來的一通電話──2004～2006年，德國與阿爾及利亞
 
第七章
生命的價值──2008年，阿爾及利亞

第八章
槍與玫瑰──2009年，巴基斯坦

第九章
穆哈巴拉特（Mukhabarat）──2011年，埃及

第十章
這不是阿拉伯之春──2011年，德國與突尼西亞

第十一章
威脅──2011～2013年，巴林（Bahrain）、伊朗及德國

第十二章
哈里發的男孩──2013年，德國

第十三章
哈里發的新娘──2014～2015年，德國與法國

第十四章
尋找伊斯蘭的披頭四、發現聖戰士約翰──2014～2015年，英國

第十五章
恐懼潛入家園──2015～2016年，奧地利、法國及比利時

尾聲
最深沉的報導──2016年，德國與摩洛哥

前言

與ISIS領袖面對面──2014年，土耳其

　　我必須獨自赴約。證件、手機、錄音機、手錶還有錢包等個人物品，都得留在土耳其安塔基亞（Antakya）的飯店裡，唯一能帶的是紙和筆。

　　交換條件是跟我會面的人必須握有組織領導權，他要能向我解釋伊拉克和沙姆地區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簡稱ISIS）的長期策略為何。二〇一四年夏天，ISIS釋出一支美籍記者詹姆斯．佛雷（James Foley）遭斬首的影片，名號便傳遍大街小巷。我與其組織領袖就在該影片釋出的三週前進行訪談。即便是當時，我仍不覺得ISIS會在全球聖戰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曾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知名德國新聞媒體擔任記者，撰寫歐洲和中東地區的伊斯蘭相關新聞，現任職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經歷九一一恐怖攻擊、兩次由美國主導的中東戰爭及阿拉伯之春革命之後，在這些事件的形塑影響之下，我看著ISIS逐漸成形。過去與我碰面的受訪者中，有些後來都成為ISIS成員。

　　我告訴幫忙聯絡ISIS的中間人，表示我要有自由提問的權利，報導刊出前，文稿無需事先讓他們審核，也不用告知報導節錄的訪問內容為何。另外，我還要ISIS保證不會綁架我。既然他們不准讓《華盛頓郵報》的人陪同，我就堅持那位獲得ISIS信任、安排這場訪談的聯絡人必須一起行動。

　　「我未婚，」我告訴ISIS領導人：「所以不能跟你們獨處。」

　　身為摩洛哥與土耳其人後代、在德國出生長大，又是一名穆斯林女性，我在報導全球聖戰的記者中是個異數。撰寫九一一事件劫機者報導時，我還在讀大學，特殊的身分背景讓我有機會接觸軍事組織地下領導人，比如二〇一四年七月在土耳其接受訪談的這名男子就是一例。

　　我知道ISIS會把記者抓來當人質。但我不曉得的是，那位接受我訪問的男子負責整個組織的人質挾持計畫，而且還是「聖戰士約翰」（Jihadi John）的督導人。聖戰士約翰是一位操著英國口音的殺手，曾出現在多部記者被斬首的影片中。後來我才得知那年夏天接受訪問、被稱為阿布．尤瑟夫（Abu Yusaf）的男子，在組織中負責折磨人質，對他們施以水刑等刑求。

　　當時我要求必須在白天、公開場所中訪問阿布．尤瑟夫，但他們斷然否決。訪談必須在夜裡私下進行。訪談前幾小時，聯絡人將訪談時間又往後移到晚上十一點半。這番調動令人不安。一年前，德國反恐警察組織成員到我家敲門。他們接到消息表示，有伊斯蘭主義組織打算以獨家訪問為陷阱，誘我進入中東，接著再綁架我、逼我嫁給組織戰士。當下我真覺得自己是瘋了，才會願意在半夜進行訪問，想到這裡，往日的恐嚇又浮現腦海。雖然緊張焦躁，但我還是同意將訪談往後延。倘若順利進行，我將是首位訪問資深ISIS指揮官，而且活著述說訪談內容的西方記者。

　　齋戒月來到尾聲，天氣燠熱，我穿著牛仔褲和短袖上衣，在安塔基亞的旅館裡準備訪談內容。出門前，我套上黑色阿巴雅（abaya），這是一種只露出臉、手和腳的長罩袍。多年前，我到約旦拜訪前蓋達組織領導人的故鄉扎卡（Zarqa）時，某位曾在阿布．穆薩布．札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組織內服務的男子替我選了這件阿巴雅。那人當時還誇口，這件綴有粉色刺繡的阿巴雅是店裡最精緻的款式，而且薄透的布料就算在炎炎夏日也不悶熱。後來這件阿巴雅成了某種幸運物，執行艱難採訪任務時我都穿著它。

　　與阿布．尤瑟夫會面的地點在土耳其與敘利亞邊界，距離雷伊漢勒（Reyhanli）的過境關口不遠。我母親的故鄉就在附近，孩提時我常造訪此地，對這一帶相當熟悉。

　　《華盛頓郵報》的同事安東尼．法約拉（Anthony Faiola）留在飯店待命，道別時我還留了幾支電話號碼，假如出了意外，他就能跟我的家人聯絡。晚上十點十五分，負責安排訪談的聯絡人到旅館接我，我都稱他為奧克拉姆（Akram）。經過四十分鐘車程，車子停在國界附近某間旅館的停車場，我們在那裡等著。黑暗中出現兩台車，領頭的是一輛白色本田。駕駛開門下車，我和奧克拉姆接著上車。奧克拉姆坐上駕駛座，我則坐在副駕駛座。

　　轉頭望向後座，我看了一眼等會要接受訪問的男子。阿布．尤瑟夫貌似二十七、八歲，頭戴白色棒球帽，雙眼被有色鏡片眼鏡遮住。他身材高䠷、體格健壯，留著短而鬈曲的鬍子，頭髮長度及肩。他身著POLO衫和卡其色工作褲的打扮，隨便一條歐洲大街上都比比皆是。

　　他身旁擺了三支老舊的Nokia及Samsung手機。阿布．尤瑟夫說像他這種身分的人，出於安全考量，絕對不會用iPhone，以免被暗中監控追蹤。他手上的電子手錶跟我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美軍手腕上見到的錶款相去無幾，從他鼓脹的長褲右側口袋來看，裡頭大概裝了一把槍。我不曉得待會如果被土耳其警察攔下，會發生什麼事。

　　奧克拉姆轉動鑰匙、發動引擎，車子在漆黑中朝土耳其邊境駛去，沿路經過不少小村莊。窗外的風聲清晰入耳，我試著記下車子行進路線，但注意力還是在與阿布．尤瑟夫談話過程中漸漸分散。

　　阿布．尤瑟夫語調輕柔冷靜。他努力掩蓋口音，不想透露自己的摩洛哥血統以及曾在哪些歐洲國家待過，不過我還是察覺出他的北非口音。我從傳統阿拉伯語切換到摩洛哥地區的阿拉伯語時，他也理解無礙，並能用相對應的腔調和方言回話。後來我才確定他是生於摩洛哥，十幾歲時搬到荷蘭。「如果妳想聽我講法語也可以。」阿布．尤瑟夫笑著說。他表示自己也能用荷蘭文溝通，並透露自己念書時主修工程。

　　車子行進過程中，他向我闡述自己的理念：ISIS要將穆斯林從巴勒斯坦解放到摩洛哥與西班牙，接著再遍佈世界各地，讓伊斯蘭文化遍地生根。只要不服從就會被當成敵人。「如果美國好好對我們，我們也會以禮相待。」阿布．尤瑟夫說：「但如果他們對我們開火，我們也會還以顏色，讓美國國土不得安寧。這個原則也適用於其他西方國家。」

　　他說ISIS組織內有許多資源和人才。其實早在浮出檯面前，ISIS就已默默發展成形。組織成員有來自西方國家的高知識份子，也有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掌政時期的軍官和前蓋達組織成員。他問：「妳以為只有頭腦不正常的人才會加入ISIS嗎？那就錯了。組織內有各國籍的人。我們有很多來自英國、具有大學學歷，並帶有不同血緣背景的兄弟，像是巴基斯坦、索馬利亞、葉門甚至科威特。」我後來才發現阿布．尤瑟夫指的成員還包含被人質稱為「披頭四」、操著英國口音的聖戰士約翰和其他三名戰士。

　　我問是什麼推力讓他加入ISIS，阿布．尤瑟夫表示，他受夠西方政府的虛偽。他認為這些國家表面上強調人權和信仰自由，實際上卻將穆斯林歸類為次等公民。「看看穆斯林在歐洲遭到什麼對待，妳就懂我意思了。」他說：「我當然想在歐洲這個我成長的環境生活，但他們總讓我覺得：『你只是個穆斯林，只是摩洛哥人，你永遠不會被接納。』」

　　他說美國在二〇〇三年攻打伊拉克的舉動很不正當。他表示：「伊拉克當地沒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但美軍卻在巴格達中央監獄虐囚，而且還沒被批判譴責。他們還有臉指責我們是野蠻人。」

　　「你說你認為殺害無辜百姓是錯的，」我問：「那為什麼又要綁架、殺害無辜的民眾呢？」
　　阿布．尤瑟夫沉默片刻。「每個國家都有解放自己人民的機會。如果不把握機會，那就是他們不對。就算我們不出手，別人還是會主動攻擊。」
　　「那你挾持人質的目的是什麼？」我問。

　　他接著談到來自摩洛哥的爺爺。他的爺爺過去為了自由，曾與法國殖民者奮戰，阿布．尤瑟夫將爺爺的作為跟現今的聖戰混為一談。「這一切都是美國入侵伊拉克造成的，」他指出：「現在我們要打這場聖戰，解救穆斯林世界。」

　　我爺爺也曾在摩洛哥為自由而戰。在我還是個小女孩時，他曾和我談起那場「聖戰」。他描述當時穆斯林和「猶太弟兄」是如何並肩作戰，驅趕占領祖先領土的法國人。他告訴我：「我們沒有殺害女人與小孩，也沒有傷害一般市民。在聖戰中，這種迫害平民百姓的舉動也不被允許。」顯然爺爺那一代的反抗運動跟ISIS的恐怖行動截然不同。

　　「而且你爺爺當時是在自己的國家，」我說：「這裡又不是你的祖國。」
　　「這裡是穆斯林國，這個國度屬於全體穆斯林。」
　　我對他說：「我跟你一樣在歐洲長大，也在歐洲唸書。」
　　他問：「妳怎麼還相信歐洲的體制是公平正義的呢？」
　　「不然要怎麼辦？」
　　「答案是建立哈里發政權。」

　　我們的談話越來越激烈，也牽扯出更多個人情感。他的背景與我有諸多相似之處，我們卻選擇截然不同的道路。對他來說，身為穆斯林女性的我並沒有走在「正道」上，也違反了伊斯蘭精神。

　　「妳幹嘛選擇過這種生活？」他問：「妳真的覺得西方國家有尊重我們嗎？穆斯林有受到平等對待嗎？以我們的方式生活才是唯一正道。」他口中提到的方式即指向所謂的伊斯蘭國。

　　「我讀過妳寫的報導，」他對我說：「妳在伊斯蘭馬格里布訪問過蓋達組織的領袖，怎麼現在還是小記者？妳怎麼不在德國開自己的節目？妳已經得過獎，怎麼沒在德國闖出一番名堂？」

　　其實阿布．尤瑟夫說的，我都心裡有數。身為穆斯林，在歐洲成長、求職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我不戴頭巾，大家都知道我主張自由，也是一位女性主義者。之前我曾與人合作寫書，內容談到我們在開羅找到最後一位在世的納粹份子的過程，也藉此在美國獲得學術研究獎學金。不過阿布．尤瑟夫說得沒錯，我在德國還沒有自己的電視節目。以穆斯林移民的身分在德國生活，甚至身為移民第二代，你必須遵守社會規範，還要讚嘆歐洲有多麼進步。如果厲聲批評政府，或是對外交政策與社會上的伊斯蘭恐懼現象提出質疑，就有可能遭到強烈反彈。

　　我當然不贊同阿布．尤瑟夫的說法，不認為建立哈里發政權是唯一解決之道。但我也不禁反思，西方社會和政治人物在政策改革上根本沒有實質作為，來避免讓阿布．尤瑟夫這樣的人更加激進。情資單位對民眾施以更多限制，這並非解決辦法；架設全球監控網絡來追蹤罪犯的情報，卻因此犧牲無辜百姓的隱私，這也不是好策略。阿布．尤瑟夫這一代的年輕穆斯林，是因為美軍入侵伊拉克而走上極端之路，跟一九七九年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而使穆斯林被激怒相似。看著阿布．尤瑟夫，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弟弟，心中也升起一股姐姐想保護小弟的責任感，但我知道現在想這些都已太遲。

　　「你說的或許有理，穆斯林確實遭到歧視，世界也不是那麼公平。」我說：「但你們的行動並不是聖戰。待在歐洲、在職場闖出一片天，這才是所謂的聖戰。當然，後者的難度比較高，所以你們才會選比較輕鬆的那條路。」

　　車內沉默了幾秒。

　　阿布．尤瑟夫不願把車開回碰面地點，堅持送我回安塔基亞。這時我們已離飯店不遠，我向他道謝、開門下車。咖啡廳裡高朋滿座，大家都趕在黎明前用餐。這種狀況在齋戒月很稀鬆平常，因為太陽升起後就不能進食。我雖然很開心這次的訪談進行順利，但也甚感憂心。阿布．尤瑟夫的語調如此堅定、憤怒，他說：「誰對我們發動攻擊，我們就會直接入侵他們國土中心。不管是美國、法國、英國還是其他阿拉伯國家都一樣。」

　　一個接一個離開了，我們不斷失去這些年輕人。我心想，他本來可以是另一個樣子，可以有另一種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