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疫書信選：從抱月樓到潛學齋 (電子書)

序言：奇妙的文字緣／孫康宜

書信正文：從抱月樓到潛學齋（附其他學者來函）

附錄
附錄一：我的姑姑／孫康宜
附錄二：方舟雅歌與孫康宜對話──希望中國有更多的學者研究神學與文學的關聯／方舟雅歌、孫康宜
附錄三：《孫康宜文集》校讀後記／李保陽
附錄四：抱月樓詩詞選／李保陽

後記／李保陽

序

奇妙的文字緣

　　這本書的誕生及出版，從頭至尾，見證了一段奇妙的文字緣。可以說，只有「偶然」二字能說明其特殊性。

　　而這個「偶然」也正是我當初向秀威資訊的發行人宋政坤先生（我們一般稱他為「宋總」）提出要出版此書的理由。記得三個多月前（4月19日），我給宋先生的信中寫道：

　　尊敬的宋總：

　　在這段十分艱苦的疫情期中，我們在美國的人都足不出戶。我目前也正努力於《從北山樓到潛學齋》繁體版（將由貴社出版）和《孫康宜文集》五卷本的簡體版的工作。沒想到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僅僅在一個月不到的時光，有位住在費城附近的傑出年輕學者李保陽博士（大約40歲左右），突然與我開始通信，寫的都是有關閱讀拙作的寶貴心得，每天的電子函一來一去，有時高達數封之多！討論的內容，非常深刻而富啟發性，令我感到驚喜。今天我突然心血來潮，立刻和李保陽博士聯絡，向他建議最好能出版一部書信選……。

　　……兩人討論之下，果然一拍即合……這本小書可以命名為《避疫書信選：從抱月樓到潛學齋》……這本書可以成為美國……遭遇如此嚴重災難的一個紀念，也可以側面記錄《從北山樓到潛學齋》以及《孫康宜文集》讀者反應的一些花絮，同時還能作為這個時代美國學術界中國研究的一個側影……。

　　且說，當初新冠疫情（COVID-19）剛在美國開始不久，有一天（3月11日）我突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兩封電子函。這兩封信都是深夜寫的，一封寫於午夜之後（即凌晨一點三十六分），另一封於一個小時之內連續發出。這樣的執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發現這是一個名叫李保陽的年輕人，兩年前才從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取得博士學位，本來獲准留校任教，但後來因發生了一件意外之事，導致他來到了美國，目前他與家人居住在費城郊外的「思故客」（Schuylkill）河畔，他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為「抱月樓」。同時，引起我特別關注的是，他在第一封信裡寫到：「前兩天，保陽在先生母校普林斯頓圖書館借到大著《耶魯潛學集》……夜讀先生鴻文，竟引起許多舊事，悵觸百端……。」一提起我的母校普林斯頓，一切有關半世紀前我在普大校園裡的往事，忽然變得歷歷在目。當年的師長大多已經作古多年，而今日的我亦已老邁，自然令我感慨萬分。

　　李保陽的第二封信也同樣引起我的感動：

　　孫先生尊鑒：

　　讀您的《潛學齋隨想錄》，大約是您中年而後之筆，溫潤而透滿生活與生命的智慧。尤其是溢於字理行間的神性，尤其讓人感動！真想讀一讀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您對生活，對生命的體悟！

　　保陽特別喜歡第二十二則馬克吐溫的話。猶記保陽曾在博士論文後記中說過：「人總是會在某一個瞬間，認識到自己的平庸。也總是會在某一瞬間，接受自己的平庸，從而跟這個世界，以及跟這個世界彆扭著的自己達成和解。」保陽覺得這兩句話有比較接近的意思。

　　《隨想錄》第十四則倒數第二行的「雨窗」誤植作「兩窗」。保陽作過編輯，對錯字比較敏感，請　先生見諒！順頌

　　教安！
　　保陽再拜

　　「人總是會在某一個瞬間，認識到自己的平庸」。啊！那是何等充滿智慧的話！當我讀到那一句時，我立刻意識到這位名叫李保陽的年輕人絕不「平庸」。所以當時我立刻把兩封信打印出來，準備不久之後回覆他。

　　沒想到後來疫情突然變得十分嚴重， 耶魯大學也開始全面改為線上（Zoom）教學。一向對於電腦技術不甚熟練的我，突然為了網上備課而忙得焦頭爛額。所以一直拖到3月29日那天晚上，我才終於能靜下心來，一封一封地回覆兩個星期來所積壓下來的無數電子函。其中一封就是寫給李保陽的，我當時也順便把臺灣版的拙著《孫康宜文集》五卷本的電子版發給他，心想他可能用得上。

　　那就開始了我和保陽之間的頻繁通信。他不但集中精力、有系統地閱讀《文集》中的每篇著作，而且還不斷發來讀後感。保陽的「讀後感」還不是一般的讀者反應，他所謂的「感想」大多擴展到他個人對生活、對人生、對世界的聯想。例如，在重讀拙著《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李奭學譯）之後，保陽立刻發來一封令人深省的電子郵件：

　　孫先生，

　　昨夜讀畢《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想起二十年前在陝南漢江邊讀此書，情形如昨。如今海外再讀，恍如重逢故人，感慨無端，掩卷不寐，吟成小詩呈教：

　　讀《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
　　情忠兩字久封塵，
　　二十年前已覺親。
　　燈下南朝字字血，
　　一回掩卷一傷神。

　　保陽敬上，庚子三月二十三日
　　（李保陽，2020年4月15日來函）

　　當時我正在準備「簡體版」的《孫康宜文集》五卷本書稿，為了要給中國大陸的廣西師大出版社北京分社出版，同時我也正在考慮是否要請一位「特約編輯」來幫我校對書稿。保陽既是古典文學出身，又有如此才華和毅力，而且還曾在中國大陸作過編輯，真是最好不過的人選了。所以我立刻聯絡耶魯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說我想聘用李保陽擔任《文集》的「特約編輯」。很遺憾的是，最後卻因為某種外在的技術障礙，此事沒能如願。但保陽仍然繼續為我承擔起proof-reading（校閱）的工作。我的簡體《文集》共五卷，原稿總字數近一百七十萬字，合計一千九百一十四頁，保陽一共校改條目一千三百二十九處，並為簡體版《文集》撰寫〈校讀後記〉。此外，他接著幫我校對《從北山樓到潛學齋》繁體版的一校稿（已由秀威資訊出版）。這些都是我當初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可以說，這次與保陽的文字緣，也只有「奇妙」兩個字可以形容了。

　　有趣的是，在通信的過程中，由於互相討論的題材愈來愈廣泛，漸漸地我們也把其他有關的友人引進了這個「書信群」──包括陳效蘭（Hsiao-lan Chen Mote）、季進、張宏生、王德威、陳國球、林順夫、林玫儀、黃進興、胡曉真、鄭毓瑜、林香伶、康正果、韓晗、嚴志雄（Chi-hung Lawrence Yim）、王璦玲（Ayling Wang）、錢南秀、凌超、盤隨雲、李若虹、張鳳、劉嫄、王文鋒、陸葵菲、孟振華（Michael Meng）、蘇精、張永濤、卞東波、方菲、芳村弘道、萩原正樹、吳清邁、Martin Heijdra（何義壯）, Mary Ellen Friends, Haun Saussy（蘇源熙）, Jing Tsu（石靜遠）, Pauline Lin, Haninah Levine, Jonathan Kaufman, Formosa Deppman, Anne Lu, Isaiah Schrader（史逸軒）, Rev. Jenny Peek, Rev. Ian Oliver, František Reismuller, Jeongsoo Shin, Josephine Chiu-Duke （丘慧芬）, AustinWoerner（溫侯廷）, Stano Kong（江丕賢）等人。

　　眾所皆知，此次「COVID-19已經橫掃美國，感染人數早已接近兩百五十萬，死亡人數超過十二萬，比歷史上的任何一次流行病都要嚴重。我們趁此機會也閱讀了一些有關從前爆發於美國的幾次嚴重傳染病的報導。（保陽在5月1日的來信中，還根據網上的材料，整理出一個統計表）。同時，我們也參考哈佛的李若虹博士所寫的一篇有關一百年前（即1918-1920年）於波士頓城爆發「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的文章──題為〈冰天雪地給陳寅恪往醫院送試卷的老先生──藍曼的梵文課與世紀疫情〉。最近，我們又讀到耶魯法學院博士生吳景健所寫的一篇文章──那是關於兩百多年前（即1795年）在美國東海岸所爆發的一場黃熱病（yellow fever）。該文敘述了一個有關耶魯的「若無街墓園」（Grove Street Cemetery）的故事，尤其涉及黃熱病災害如何導致死者數目劇增的情況。以上這兩篇文章很自然地引起了我和保陽（以及其他友人）對這個題目的關注。

　　就在這段期間，即使全球受到疫情的嚴重影響，我的母校東海大學的圖書館（在新館長楊朝棟教授的領導下）仍堅持如期地為我和家父孫保羅辦了一個盛大的著作展和書法展。我要特別感謝王茂駿校長、江丕賢院長、彭懷真教授（即前任圖書館館長）、和張玉生教授的全力支持。尤其是，此次策展人王雅萍館員那種持續努力的精神，令人佩服。她不停地為展覽之事盡力，絲毫不放棄原來的計畫。（在這期間，館內的曾昱嫥小姊也幫了大忙）。難得的是，王雅萍特富想像力，是她把這次展覽的標題定為「陽光穿透的歲月」的。該展覽按計畫於4月13日開始，5月25日結束，從頭到尾辦得十分成功，已成為文化圈人士的一段佳話。我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而無法「親臨」展覽現場，但在開幕式的當天，東海大學圖書館特別為我和外子C.C.（張欽次）安排了通過視訊連線（Zoom）方式出席開幕式，令我們感到振奮。後來校方還為「孫家人」（包括我的大弟孫康成）安排了一次觀展的機會，並給予熱情的招待。這一切都讓我體會到，即使在疫情蔓延的困難期間，人情還是溫暖的，就如該展覽的題目所示：這是一個「陽光穿透的歲月」。所以這本《避疫書信選》也收了一些有關這方面的信件。

　　很巧的是，C.C.（張欽次）的母校中原大學，早已定於4月15日那天要舉行一個「贈書典禮」，好讓C.C.能將他今年初剛完成的《文集》（Collected Works）獻給母校。［特別感謝李宜涯教授（即前任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館長）的熱心安排］。可惜後來由於疫情蔓延全球，我們只好取消原訂的臺灣行程。令人感動的是，雖然我們無法親臨「贈書典禮」，但新館長李正文卻在一個行政會議上，代表C.C.將《文集》捐贈給母校典藏。當天張光正校長也特別致辭，並提及C.C.於五十七年前（1963）代表該屆畢業生為母校設計「十字架鐘塔」的貢獻。後來校方還為此作成一段「新聞報導」，登在中原大學的網頁上。這些都令我們特別感到振奮。

　　但令人傷心的是，我的一些親友也在這段新冠疫情（COVID-19）爆發的期間離開了這個世界。（當然他們並不都是死於新冠病毒）。尤其是，我親愛的姑姑孫毓嫺突然於5月7日去世。在那以前，我在臺灣的恩人藍順仕老師已於三月四日過世。又，我所景仰的耶魯傳道人Kate Latimer也在這期間離世。不久前（5月21日）我那一向所最佩服的聖經大師大衛鮑森（David Pawson）也繼之而去。就在最近，我們突然接到一封有關Dr. Jack Chuong（我們最喜愛的醫生之一）已於五月間去世的消息，特別令我們感到痛心。此外，一個月前我還參加了一個學生的母親的線上葬禮。這些特殊的經驗，很自然地引起我對「死亡」意義的深度思考。

　　在躲進「潛學齋」的這些日子裡，我除了埋頭寫作、努力教學之外，還經常在網上聽傳道人的布道。例如，3月22日那天，遠志明牧師所發表的「信心──最強的免疫力」那次演說，對我特別有啟發。本書「附錄」中所收入的一篇拙作和「對話」，也多少反映了我最近對「信心」這一方面的思考。［此次特別請Linda Chu（朱雯琪）將其中一篇文章譯成英文，以饗讀者。］

　　必須一提的是：本書所選錄的書信來往，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也有兩種語言夾雜在一起的。為了存其「真」，我們一律保持信件的原貌，不另行翻譯。凡有刪除之處，我們也一定會加上說明。

　　有關這部書信選的出版，要特別感謝秀威資訊的發行人宋政坤先生和主任編輯鄭伊庭女士的熱心支持，以及杜國維先生（即副主任編輯）和許乃文女士（責任編輯）的大力幫助。此外，耶魯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慷慨資助了本書的出版，我要特別向Injoong Kim及Amy Greenberg兩位女士獻上感謝，他們在處理「出版補助費」（publication subsidy）一事上，給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