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大衛．鮑伊的柏林蛻變：華麗搖滾落幕後的真實身影，轉型關鍵時期深度全解析 (電子書)

各界推薦
｜導讀｜用一張唱片謀殺自己
｜特別收錄｜大衛．鮑伊的舞臺人格
致謝
前言
從王冕到國度from kether to malkuth     　
訪客the visitor    　
神奇舉動one magical movement   　
在陰暗中唱歌talking through the gloom
夢想何辜？what can I do about my dreams?     　
等待天賦waiting for the gift   　
透過晨思through morning’s thoughts      　
我永遠不會碰你I’ll never touch you       　
我是他者je est un autre         　
灰眼小女孩a little girl with grey eyes     
無事可做，無話可說nothing to do, nothing to say
繞圈圈round and round   
一事無成sometimes you get nowhere     
繼續前行moving on   
白鬼城堡honky château         
鬼城city of ghosts   
你還記得那夢境嗎？do you remember that dream?      
一切墜落all that fall   
脈動pulsations   
來生afterlife           
思鄉藍調homesick blues      
撞毀你的飛機，然後走開crash your plane, walk away     
鳴謝
參考資料
全書注釋
｜譯後記｜冷冽疏離電子聲響背後的炙熱靈魂
 
 

推薦序

｜特別收錄｜大衛．鮑伊的舞臺人格／馬世芳

　　大衛．鮑伊在1972年「發明」了搖滾樂史上最著名的「舞臺人格」齊格．星塵（Ziggy Stardust）：他是鮑伊那張概念專輯《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的主角。故事說：地球只剩五年就要毀滅，齊格．星塵以彌賽亞的姿態降臨地球，這位雌雄同體的外星搖滾客帶著救贖人類的訊息，最終卻被自己失控的生活方式和瘋狂的粉絲掏空毀滅。

　　和 The Who 的「搖滾歌劇」《Tommy》不一樣，《Ziggy Stardust》並沒有起承轉合的敘事結構，而是分散的篇章，歌曲各自獨立，故事架構很鬆散。假如只看故事情節，不過就是一部二流科幻小說罷了。然而，鮑伊寫出了一系列極好的歌，結合過耳難忘的旋律、高超的樂手和值得摘抄的詩句，齊格．星塵這角色，遂與專輯一起不朽了。

　　從1972年到1973年，大衛．鮑伊染紅了頭髮，剃掉眉毛，化一臉白妝，穿上極其妖豔怪異的服裝，足登「恨天高」的長靴，以「齊格．星塵」的身分巡迴演出，凡是出現在公眾場合，包括媒體訪談、記者會，他都在「齊格．星塵」的角色裡。他的伴奏樂團，自然就是唱片標題「火星蜘蛛」（The Spiders from Mars）。用現在的說法，這算是整個 Cosplay 他自己創造的虛擬角色。「大衛．鮑伊」的身分退讓給「齊格．星塵」，整個巡演就是在重演唱片裡的情節，而千千萬萬在演唱會狂歡掉淚的樂迷，既是這「齊格教派」的信徒，也是故事裡毀掉了齊格．星塵的力量。

　　鮑伊入戲太深，齊格．星塵的「第二人格」漸漸侵蝕到他的「私我」，兩者漸漸難分難解，他後來說：當時「我變成一個危險人物，也真的懷疑自己的理智是不是整個壞掉了」。1973年7月3 日的倫敦演唱會最後，他在臺上說：「這場演出我們都會特別記得，因為這不但是這次巡演的最後一場，也是我們的最後一場演唱會。」觀眾爆出驚愕的呼號，以為大衛．鮑伊要退休了。他唱完自我獻祭給搖滾之神的悲壯頌歌 Rock ‘N’ Roll Suicide，鞠躬下臺。

　　其實退休的是齊格．星塵，那個紅髮異服的雌雄同體外星搖滾客，從此永遠告別舞臺。過了兩年，大衛．鮑伊又創造出新的「舞臺人格」：「瘦白公爵」（The Thin White Duke），一位貴公子，穿一身考究的訂製西裝，金髮梳得整整齊齊，抹著白白的臉妝，姿態冷淡而高傲，對法西斯和納粹頗感興趣。進入1970年代中期，鮑伊的古柯鹼癮頭愈來愈厲害，他甚至有一段時間，只攝取青椒、紅椒、牛奶和大量的古柯鹼。和「齊格．星塵」一樣，「瘦白公爵」的人格也從舞臺上蔓延到他的私生活，他以這個冷漠的形象遮掩內心的幻滅和沉淪，後來他回憶，那段不斷吸古柯鹼自我麻痺、把自己和人世情感隔離的歲月，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低潮。

　　大衛．鮑伊畢竟沒有在1976年29歲嗑藥掛掉──他有好幾次吸食過量的意外，但都僥倖逃過死劫。1977年，他痛定思痛，決定離開紙醉金迷的美國西岸，遠赴歐洲，找個沒人認識他的地方住下來，順便把古柯鹼戒了。他選擇了柏林：那還是冷戰的年代，大衛．鮑伊和老友伊吉．帕普一起租了間西柏林的小公寓，雙雙開始戒毒人生，並且開展了藝術生命的新階段：他和大師布萊恩．伊諾在柏林圍牆邊的錄音室做出了《低》、《「英雄」》兩張曠世經典，延續到 1977 年的《房客》專輯，史稱「柏林三部曲」，是他藝術生命的又一次大轉彎。有人說：大衛．鮑伊就在這裡創造了搖滾的未來。

　　鮑伊起初創造出舞臺上的「第二人格」，或許出於「安全感」：他可以把作為明星必須承擔的一切瘋狂、非常態的事情，都交給那個人格，留下相對完整的「私我」。始料未及的是，「第二人格」像不斷生長的異形怪獸，反噬了「私我」，漸漸連原本的自己都不見了，只剩下混沌與混亂。不過，這走鋼索的地獄試煉，他居然全身而退。感謝上蒼讓他活到了69歲，而且直到生命的終點，仍然處在創作的顛峰──這實在是地球人的福氣。（原題〈大衛鮑伊的舞臺人格──小心你創造出來的東西〉收錄於小日子享生活誌第46期 ）

｜譯後語｜冷冽疏離電子聲響背後的炙熱靈魂／楊久穎

　　大衛．鮑伊始終獨特。

　　他的獨特，並不僅來自於標新立異、百變多樣、打破性別界限、前衛豐沛的創作能量、走在時尚尖端引領風潮……等等眾人耳熟能詳、冠冕堂皇的標籤，其實，最讓人難忘的，就是大衛．鮑伊的美麗。

　　無論是他銳利的眼神，裝扮，一顰一笑，一個轉身、一次抬手，對從幾乎是童年時期開始就因為在電視上看了《魔王迷宮》（Labyrinth）而一頭栽進他所散發出詭譎魅力的小小歌迷，聆聽大衛．鮑伊的音樂、看著大衛．鮑伊的面容，都成為生命中一次又一次衝撞著心靈、激盪出星點火花、讓魂魄不斷潰散成點點碎片又再凝聚、融化之後再重新結晶的過程。

　　而在年歲增長之後，漸漸開始深究大衛．鮑伊的歌曲，從搖滾樂史脈絡的淵源、乃至他與現代藝術、思想潮流的結合（或糾葛？）、以及那些充滿隱晦比喻與象徵意涵、詩意無限的歌詞，開啟的是另一扇文學與藝術的高窗，努力攀爬、奮力開啟，外面如彩虹霓霞的繽紛光景，讓渴求著一切的年輕心靈都雀躍興奮不已。而稍晚，有現場演唱會錄影可看的年代，螢光幕上的大衛．鮑伊之善於掌握現場氣氛，也使他在舞臺上的婀娜身姿、煙視媚行，無不讓人心馳神迷。而且，除了歌迷的狂熱愛戀，更免不了懷著一種彷彿參拜著崇高神祇的尊敬。

　　然而，在這大眾傳播的時代，唯有作品本身可以面對的茫茫閱聽人如你我，自以為可以透過這些聲音、光影理解作者，但我們其實都很有自知之明：如果大衛．鮑伊（和其他眾多令人深深迷戀、在各個領域綻放著璀璨七彩光芒的偶像）是那高懸天空之月，那，一定有很多你我永遠無法得知的月之闇面。

　　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這本書非常精準而有效地，透過音樂本身、透過當時的社會文化情境、藝術潮流、再加上對鮑伊本人精神／情感／創作心理狀態的深入研究、記錄與解析，拼湊出一份幾近完整的地圖，讓我們更貼近那個偉大心靈的種種層面。

　　的確，從大衛．鮑伊在《低》專輯之前的作品，我們多多少少可以旁觀、整理出他創作成長的心路歷程；兒童時期便以強大的美貌、優秀的音樂與表演才藝受到矚目，從1967年初出茅廬的同名專輯《David Bowie》，以及1969年讓他聲名大噪的《Space Oddity》，對孤獨、以及家族遺傳性精神疾病的恐懼、脆弱與徬徨，形塑出蒼白慘綠的少年形象，乃至他為自己打造出齊格．星塵（Ziggy Stardust）這個華麗的外星人角色，宣稱自己是一隻來自火星的蜘蛛，展現雌雄同體的華麗以及異物種的詭譎；另外更以神祕的「瘦白公爵」（The Thin White Duke）形象在舞臺上現身，每一次轉身，都是滿滿的故事，也掀起一次時尚界的波濤洶湧；每一首音樂作品，也都帶領人飄浮、飛翔，在黑暗中勇於前進。大衛．鮑伊「新想法的煽動者」地位，在1970年代前期，便如是確立了。

　　而歷經功成名就、被眾人捧上天的偶像巨星生涯之後，大衛．鮑伊與其驕矜奢縱，反而迎來了更多心理上的脆弱、恐懼、以及對更進一步藝術創作的深切渴望；1974年，他搬到美國這個搖滾樂的故鄉，首先住在紐約，後來定居洛杉磯，同年發行的《鑽石狗》和1975年的《年輕美國人》、1976年的《站到站》（美國三部曲）雖同樣被視為經典，但卻為鮑伊的精神狀態帶來更大的壓力，神祕信仰、另類古文明、黑魔術、極端飲食、藥物、各種另類治療……充斥他整個心靈，後來回到歐洲進行創作與錄製的《低》，也就是後來柏林三部曲的開端，不啻為他休養生息、重新拾回靈魂碎片的一次創作歷程。

　　《低》的故事，雨果．威爾肯說得可謂極其詳盡；他旁敲側擊當時大衛．鮑伊回到歐洲的心理狀態，當時的社會文化情境脈絡，再透過各種資料與訪談，耙梳這張專輯中鮑伊與伊吉．帕普、布萊恩．伊諾與其他工作人員的合作模式，以逐歌的方式，將《低》的每首樂曲，都透視得一清二楚，我們看到大衛．鮑伊在自律／自毀之中的擺盪，在創作上的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以及那種在飽受壓力（包括離婚官司、精神狀態不穩定等等）的掙扎之下，冷冽疏離又內省低調的電子聲響背後的炙熱靈魂。

　　有人說，鮑伊是所有自覺與人群格格不入的異類、邊緣者的救贖；他勇敢而瀟灑地把所有與眾不同、所有特立獨行、所有異端甚至是禁忌的，都化為眾人皆認可、甚至耽溺癡迷其中的絕對美麗；他一生中不斷訴說的，就是一個勇於自我揭露、不怕改變卻也不媚俗的故事，不管是用音樂、表演、或是個人形象，有了鮑伊，這世界上有多少徬徨無依、激昂叛逆的心靈，就這樣得到了安撫。

導讀

用一張唱片謀殺自己／陳德政
　　
　　帶著風格做一件危險的事，就是藝術。
　　——查理．布考斯基

　　柏林，1976年。

　　一道高聳的水泥牆把城市劃成東西兩邊，東柏林在六月召開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各國代表一致推崇柏林圍牆對共產主義的貢獻，東德當局表示，將在夏天舉辦柏林圍牆豎立十五年閱兵大典，那道牆不只劃開了柏林，事實上它是把西柏林整個包圍起來。

　　實用作為一種象徵，這很德國。

　　同一個月，西柏林舉行柏林影展，金熊獎頒給了美國導演勞勃．阿特曼的作品，大島渚的《感官世界》則因內容太過露骨，首映前遭警方查扣，無法公播。當屆競逐金熊獎的參賽片還有一部叫《天外來客》，大衛．鮑伊的電影比他的人，先到了柏林。

　　鮑伊在1970年代中期墮落成自己都不太認得的搖滾陳腔濫調，移居洛杉磯的那幾年，洛城成了一座巨大的古柯鹼泳池，他成天泡在裡面，人益發蒼白與削瘦，掌管記憶的細胞和造字能力一同從身體上剝離。他寫不太出歌詞了，現實與妄想交織在一起，疊成孤獨的夢境，他躲在裡面。

　　他在神祕學家阿萊斯特・克勞利的詩句中尋找讓人麻痺的物質（克勞利也是曾率隊攀登K2峰的傢伙），在客廳裡架起祭壇，期待黑魔法現身。挽救一個走火入魔之人唯有一種手段——用更神祕的事物讓他清醒。被高牆鎖住的柏林像一座孤島，鮑伊很想跳進去看一看，這是藝術家的求生本能。

　　他和另一個偏執狂伊吉．帕普先到法國的城堡錄音，讓自己從毒癮中慢慢復原。城堡當然鬧鬼，兩人在深夜交換著鬼故事，一邊錄完帕普的《白痴》與鮑伊的《低》，拎著接近完成的工作帶逃到柏林，替專輯收尾。蕭瑟的秋天，灰濛濛的街頭，他們穿得像渡假中的特工，彷彿我倆沒有明天。

　　這不是第一對來到柏林的「西方」搖滾明星，保羅．麥卡尼帶著妻子琳達與其他Wings樂團的成員，春天在布蘭登堡門西側的體育場辦了演唱會，還在圍牆邊的檢查哨舉旗拍照，旗上寫著「愚蠢的情歌」，不無挑釁的意味——鐵絲網上就架著機關槍。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流亡時說過一句名言：「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

　　二戰後出生的德國一代人，是沒有父親的一代，他們的父執輩也許戰死，也許在創傷中老去，青年在沒有「典範」的社會中成長，國家的歷史在自己手裡斷裂開來。他們讀著阿多諾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思索如何在破損的生活中重建秩序，實驗的過程中，偏離成了常態，核心即是邊緣。

　　人人都是荒原上的異鄉人，在文明的縫隙找突破的位置，而荒原一到夜晚就變成迷幻的溫床，開著一朵朵奇花。

　　鮑伊不只在這裡找到他渴求的「歐洲感性」，還找回他失去的語言：一個嶄新的語言，以全然印象派的方式，將地景、聲景和內心情狀三者合而為一。他甚至尋得一處完美的犯案地點，就在道德模糊、前衛與通俗混沌難分的創作場景裡，把敘事者給殺掉！

　　這麼低調（Low Profile）的手法，不會有人發現吧？

　　德裔美國詩人布考斯基形容海明威用槍把自己的腦袋轟到牆上「很有風格」，而讓鮑伊深深著迷的三島由紀夫，政變失敗後選擇切腹自殺。極端的處境常令創作者鋌而走險，有時以一條命為代價，鮑伊當時的精神分裂反過來救了他，他不用真的殺死自己，只要埋葬那個代理人——在華麗搖滾劇場裡幫他說話的角色。

　　直到《低》之前，出道十多年的鮑伊不曾錄製過一首演奏曲，他是寫詞的能手，善於在歌曲中創造分身，那些不尋常的「演員」以第一人稱的視角穿過鮑伊的心靈迷宮，拾撿日常的遺跡，留下戲劇性的切片。

　　暫時失語的鮑伊，在柏林放下了說話的渴望，《低》有半數以上的歌都沒有歌詞，即使有詞的曲目，文字飄浮而簡約，他用疏離的聲音唱著，像站在退潮的沙灘上喃喃自語。身分的瓦解，情節的不復存在，《低》充滿朦朧碎片化的聲音特徵，沒有敘事，自然就沒有結局。

　　在製作人托尼．維斯康蒂與另一號革命性人物布萊恩．伊諾的協助下，錄音室本體作為一種樂器——或者，一架航空器，它飛過圍牆，在未知的軌道上探索聲響的質地與意識的流體。〈華沙〉的東歐風味、幽靈般的吟唱聲，可以是《大開眼戒》性祭典的配樂；〈哭牆〉的迴圈式電子脈動是他和史蒂夫．瑞奇的量子糾纏；收尾曲〈地下〉則將午夜的氛圍摹寫得淋漓盡致，那段薩克斯風就是鮑伊本人吹的。

　　將「流行」轉回自我的層面，讓方向成為浮標而不是目標，整張專輯浸滿懷舊的未來感，像在紀念一個尚未發生過的事件。

　　1980年代鮑伊彷彿大夢初醒，走到前衛與通俗的接合點，變回體育場裡呼風喚雨的巨星，並接演大島渚的《俘虜》。一如他在專輯裡唱著的：「我住遍了全世界，我離開了每一個地方。」《低》是他生涯最重要的一次過場，也是那趟柏林旅程的負片——只有出發和到達，沒有途中。

　　整個英倫後龐克世代都從《低》的基調上誕生（Joy Division最初就名為華沙），從OMD到Nine Inch Nails，不同流派的樂團用力模仿著《低》崩塌的鼓聲。〈總是撞上同一輛車〉孕育出Pulp經典的旋律，〈做我的妻子〉教會Blur如何編一首曲子，而Radiohead那首黯淡的〈Treefingers〉，本質上是對《低》B面的描摹。

　　但再沒有誰能和鮑伊一樣，用一張如此美麗的專輯，創造出如此陰鬱的內在宇宙，就像巔峰過後的感覺，一切都在倒退，一切都在下沉。